1954 年

1月 3日下午，在杭州会见前来中国参加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第七号炼铁炉开工典礼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一行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杨尚昆在座。 1月 4日下午，同尤金谈话。 同日审阅修改邓子恢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报送的关于老根据地干部情况的报告和他为中共中央转发该报告起草的批语稿，批示：“刘、周、朱、陈、高、饶、安子文、小平、子恢、 仲勋阅， 尚昆办。”邓子恢在报告中谈了他回龙岩故乡途经长汀、 瑞金、于都、赣州、吉安等老革命根据地，感到较普遍地存在着对地方干部培养与提拔不够的问题。毛泽东对报告和批语稿作多处修改。将报告和批语稿中的“苏维埃时代”改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代”或“内战时代”；将“苏区”、“老苏区”分别改为“根据地”、“老根据地”。在报告讲到干部地方化处，加写一段话：“所谓干部地方化，当然不是说地方高级和中级领导机关都要用本地人，不能用外地人，相反是必须要用必要的外地人的，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在农业机械化实施的时候，农村技术人员也是要用一些外地人的。我在这里说的主要是指目前县区干部的情况。”在批语稿的末尾加写一句话：“此外，不但老根据地应这样做，一切晚解放区也应大体上这样做，也应用极大的注意力去培养和提拔地方干部。”

1月 5日下午，召集杨尚昆等谈话。谈话前，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曾讨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1月 6日审阅修改《关于增加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工人阶级是由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之后，加写“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高级干部”。将原稿中“这是一个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改为“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将“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后面的一段话改为：“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晚上，召集杨尚昆等开会。决定杨尚昆次日返回北京。 1月 7日复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 216 1 9 5 4年1月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工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馀请尚昆同志面报。”又在信末补充写道：“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一月三十日起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延迟至二月六日起举行—— 编者注），全会内容为上述三项议程。 同日致信刘少奇：“如各同志同意幵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 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1月 8日晨，致电刘少奇：“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以示慎重，目前大多数中委在京，召开全会甚为容易，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同日收到刘少奇通报近日中央工作情况的来电。电报说:“自您走后，此间情况如常，同志们是团结一致地工作。军委会议〔1〕要说话的人还多，最近几天还不能结束。政治局和书记处照常开会，讨论了科学院和检察署的工作以及其他的一些文件。朝鲜问题和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也讨论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根据华东局及其他若干同志提议，将‘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限制富农剥削以至消灭富农剥削’的口号，改为‘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逐 〔1〕指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1月 9日本日正式开始主持宪法起草小组的起草工作。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月 15日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各同志，通报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计划。电报还说：“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下列各主要参考文件：（一）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二）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三）罗马尼亚、 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四）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三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 （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五）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有何意见望告。”十六日，刘少奇复电毛泽东：“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的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 1月 16日收到刘少奇本日来电。电报说：“四中全会决定在一月三十日开会， 通知今日已发出。 向全会的报告正在起草中， 大约在一月二十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 218 1 9 5 4年1月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陈、彭、邓〔1〕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让人攻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1月 18日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中央全会既定本月三十日开会，还有十几天时间，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请他用电报表示意见。 同时可征求各中央局、 分局、省市委的意见，以供全会参考。又张闻天同志宜通知他到会。以上请酌定。” 1月 19日刘少奇召集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开会，讨论高岗给毛泽东的信。高岗在信中提出想去杭州找毛泽东商量他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的事。会议提议：由毛泽东指定刘少奇、周恩来同高岗谈话，邓小平可参加。并请毛泽东回复高岗，不必去杭州，可委托别人找他谈话。 1月中旬先后审阅宪法草案初稿、二稿、第一次修正稿，做多处修改，并批注一些意见。将序言首句“中国人民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的“人民革命”改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为“伟大的俄罗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八万万以上的自由人民”之前，加写“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共有”十四个字。对初稿第十一条第二款“任何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得用以反对和损害公共利益”， 〔1〕周、陈、彭、邓，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

1月 14日为转发中南军区党委一月十二日关于海防检查及今后建设意见的综合报告，起草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的批语:“此件对于你们有参考价值，望加研究仿行，特别是组织考察团和慰劳团甚为重要。”中南军区党委的报告说：去年十月间接到毛主席《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后， 组织了三个海防检查团对海防和岛屿守备作了一次大检查，发现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守岛部队的斗志和战斗力，加强岛屿守备与海防建设，报告提出了包括组织海防战备工作检查团和海岛守备部队慰问团在内的九条措施。 同日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一月十日关于一年来朝鲜战场上敌军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我军曾连续向敌伪军发动了四次政治攻势，以前那种火线上只见敌人传单到处飞， 广播、喊话频繁，而我们活动较少的情况已经扭转过来。播音机宣传效果很好，但现有的多属小播音机。二百五十瓦的效力好， 可以压倒敌人广播，最为部队欢迎。毛泽东批示：“退总政。此件很好。敌军工作必须加强。大中型播音机应多制。”同时批送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阅。 1月 15日关于新税制问题 ，致信周恩来 、邓小平 、陈云 、 薄一波：“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 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1〕 ，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 〔1〕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自1953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 12 1 9 5 3年1月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同日致信高岗、邓子恢：“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四日收到的你们关于国冢计划委员会去年十二月的工作情况与今年第一季度的初步工作要点的报告，我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照此进行工作。此件并已送各政治局同志阅看。”报告拟定的第一季度工作主要是：在中财委提出的五年计划轮廓基础上起草五年计划纲要的说明；协同中财委汇总一九五三年的计划；初步建立各局的工作机构，研究工作方法，并进行计划经济的学习。 1月 16日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征求意见表上填写意见:“我认为此种内部参考材料甚为有益。凡重要者，应发到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的负责同志，引起他们注意。各大区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种《内部参考》，收集和刊印本区本省本市的内部参考材料。”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薄一波、曾山、聂荣臻、黄克诚、张宗逊〔1〕 、罗瑞卿、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 〔1〕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以上职务分别至1954年8月、1955年4月、1954年

1月 17日晚上，词邓子恢谈话。 1月 18日晨零时三十分至六时，同刘少奇谈话。 1月 19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 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薄一波、罗瑞卿、 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刘澜涛〔 2〕、胡耀邦、赖若愚、安子文、曾山出席。晚上，继续开会，讨论兵工问题。出席人增加聂荣臻、黄克诚、张宗逊、赵尔陆、 黄敬、王鹤寿、杨立三〔3〕。 1月 20日晚上，听取刘亚楼汇报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情况。 毛泽东说：加紧战斗锻炼，加紧抗登陆作战准备工作，多多培养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注意保存有战斗经验部队的战斗实力和保存战斗英雄。 1月 21日阅萧向荣关于中央军委下发秘密文件的保密工作细则的请条报告，批示：“周、刘、邓阅，退萧向荣办。同意这个文件。党、政保密，同样应颁布法令，建立制度。请萧向荣 〔1〕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胡耀邦，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2〕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前两职至1954年8月， 后一职至1955年4月） 。

1月 21日深夜，听取刚从北京到达杭州的杨尚昆的汇报。 1月 22日致电刘少奇：“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 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 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 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咏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1月 23日收到刘少奇本日晨四时来电。电报说：“向党的四中全会的报告初稿，经周、陈、彭、邓诸同志审阅修改过，现用电报发上，请审阅修改。这个初稿准备提交一月二十四日的书记处会议审改后，再派人送至主席处。二十四日的书记处会议除原来七人参加外，已通知子恢、彭真、富春、漱石、仲勋、澜涛、 凯丰参加。” 同日审阅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七届四中全会的报告初稿，在开头加写一句：“我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向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作下述报告。” 220 1 9 5 4年1月同日复电彭德怀：“原则上同意你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稿，即可照此先讲，会后经书记处讨论修改后再印发。”彭德怀的结论稿主要讲了五个问题：关于会议的收获； 关于正规化、现代化；关于学习苏联经验与发扬我军光荣传统； 关于组织编制；关于加强团结，改进领导。 1月 25日收到刘少奇本日晨七时来电。电报说：“向党的四中全会的报告初稿，经书记处会议讨论后又有一些修改，现将修改稿送上，请予审阅修改！您一月二十二日来电，已送给高岗同志及书记处其他同志看了。高岗同志已找恩来同志、富春同志和我个别谈过话，有一些自我批评，同时也有一些解释。定于今晚由我和恩来、小平同志一道再和高岗同志谈，我们当本主席的指示给他以尽可能的帮助。”“我们现在是和谐一致地进行工作， 望勿挂念！”毛泽东阅后批给在杭州的林彪、罗瑞卿阅。 同日审阅朱德准备一月二十六日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闭幕词，复电朱德：“一月二十四日电及闭幕词收到。罗瑞卿、陈伯达二同志建议，在说党军关系及学习苏联的地方增加几句话，我看了认为可以，请你和德怀同志等酌定之。” 在闭幕词讲到党和军队关系处，陈伯达加写一段话：“必须使全军了解：我们的武装部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 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的革命武装部队。我们军委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我们武装部队的高级干部应当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就是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和武装部队的一切干部，要忠诚地服从党的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紧地团结起来。”在讲到向苏联学习处，罗瑞卿加写一段话：“拒绝学习苏联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必须加以反对。 但脱离我军的实际去高谈学习苏联，也是一种不正确的学习态

1月 22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富春提出的关于兵工生产与建设的五年计划。 毛泽东作结论时说：大体上通过这个计划。赞成彭德怀的意见， 无论朝鲜战争如何，总要搞兵工生产，没有大炮，靠人海战术不行。兵工不能离开一般工业和财政。发挥积极性、挖潜力要按需要与可能，没有销路的产品如麻袋、纸烟等，虽有潜力也不要去挖。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薄一波、聂荣臻、黄克诚、张宗逊、曾山、 赵尔陆、黄敬、王鹤寿、杨立三、萧向荣、陈锡联〔3〕出席会议。 1月 24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九五三年财政收支概算问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出席。 〔1〕 李克农， 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中央军委第五副总参谋长、 中央军委总情报部 （1953年2月改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3年4月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黄远，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 〔2〕萧华，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 〔3〕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954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 1 9 5 3年1月 15 1月 25日复信谭戒甫〔1〕：“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惠书收到，备悉教学勤恳，嘉惠后学，极为感谢！” 1月 26日晨，批复周恩来：“（一）选举法名称及内容均好，即可由小平于二十八日去作报告；（二）各项安排均妥；(三） 谈话会待今日下午再定。” 同日阅萧向荣本日关于青藏公路歇武至昌都段选线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经军委例会讨论，青藏公路已确定走南线（在昌都接线），现在的问题是，由歇武至昌都，究应走东线（歇武一玉隆一昌都），还是应走西线（歇武一玉树一昌都）。东线有原路基，工程易，用款少，通车快，但多绕三百余公里；西线为新辟线，工程难，用款多，通车延长时间，但可节省三百余公里的绕道。中央交通部根据西南交通部、 西北公路局提议，同意走东线。 总参作战部及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也同意，嘱送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同意走东线。退萧向荣办。” 同日晚上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出席，高岗、邓小平、薄一波、胡乔木列席。 1月 28日阅外交部情报司抄送的一则消息，批示：“周总理：似不宜再和印度谈此事，除非印度从联合国撤回原提案〔2〕， 方有资格再谈此事。究宜如何，请令外交部研究见告。”这则消息说印度驻中国大使已受令探听中国政府是否愿意考虑印度提案的一项修正草案。 1月 29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作关于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联共 〔1〕谭戒甫，当时任湖南大学教授。 〔2〕参见本书第1 卷第632 页注〔3〕。 16 1 9 5 3年1月 (布）十九大情况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高岗、 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1〕、薄一波、习仲勋、罗瑞卿、胡乔木、陈伯达、刘澜涛、曾山、安子文、杨尚昆、 胡耀邦、赖若愚、黄克诚、张宗逊、李维汉、刘晓〔2〕、萧华、 凯丰、贾拓夫〔3〕出席会议。 1月 30日阅中共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一月十四日关于湖南省桃江县在镇反复查中搞刑讯逼供问题和一月十五日关于甘肃省通渭县公安局以非法手段制造冤案问题先后给政法分党组并报中共中央的两个报告。批示：“刘、周、邓阅，送交罗瑞卿同志。像湖南桃江县公安局长高富江、甘肃通渭县公安局长苏朋这一类根本不像样子的公安局长，可能还有一些，以前也有湖南邵阳某区乱杀多人、平原内黄公安局长违法乱纪等重大事件发生。 请你考虑收集这些生动例证，加上一篇导言，印成一本小册子， 发给各省、县公安厅长局长阅读，并于各省召开公安局长会议时当作教材，对全国所有公安局长进行一次教育，使他们具有作为一个公安局长的起码常识，以免再有这样毫无常识的人当公安局长。”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黄克诚、张宗逊、萧向荣、 萧华谈话，指示由黄克诚代理彭德怀、聂荣臻主持中央军委的日 〔1〕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1953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高岗、 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饶漱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2〕刘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市委党校校长。1955年1月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3〕凯丰，即何凯丰，又名何克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3月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贾拓夫，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9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1月改称副主任）。1954年9月、11月又先后任轻工业部部长、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

1月 26日下午，同胡乔木、杨尚昆等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文件修改问题。 1月 27日下午，召集胡乔木、杨尚昆等开会，讨论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文件。 同日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关于文件修改情形及我的一些意见，请杨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我和其他同志在这里都好。” 1月 28日同杨尚昆谈话。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文件的修改和公布，毛泽东说：文件政治局基本通过，来电和信印发全会各同志。由凯丰、杨尚昆、邓小平组织一个委员会审查，作若干修改，交政治局。不要冲淡了中心。不一定所有意见都加上，要加了有益。修改经过，由杨尚昆给以说明。七届四中全会的文件应交尤金，包括报告和决议，可以登党刊。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 毛泽东说：会议三天为好，必要时四天，看情况。方针是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争取逐步改变环境，决议通过后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增强教育、说服力量。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2月 5日复电朱德，同意他准备在七届四中全会的发言稿。 2月 6日-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等四十四人发言。 全会一致通过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致通过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在一九五四年年内召幵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2月 17日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现将宪 222 1 9 5 4年2月法初稿（五份）派人送上，请加印分送政治局及在京中委各同志， 于二月二十日以后的一星期内开会讨论几次，将修改意见交小平、 维汉二同志带来这里，再行讨论修改（约七天左右即够）。然后， 再交中央讨论，作初步决定（仍是初稿），即可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因此，小平、维汉原定二十日动身来此的计划，可推迟到月底动身。送初稿的人明（十八） 日动身，二十日可到北京。” 2月 18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发表柏林会议公报，建议由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对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并同意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三月初， 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 表示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2月 24日致信刘少奇：“兹将宪草初稿第二章以下二读稿及宪草小组报告送上，请印发各同志阅看。” 同日批示胡乔木：“今天所谈可作修改的地方，请于明日加以修改，并由小组各同志商酌一次，于明夜二十四点以前打好清样送我，准备后天（二十六）送给中央。” 2月 25日宪法起草小组改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三读稿。三读稿说明中写道：“这个修正草稿较二读稿已作了很多修改（主要是根据主席指示） 。”“除内容上的若干修改外，这次修正，根据主席指示，特别把许多可以避免应当避免的文言字句改掉，力求通顺。” 2月 26日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为便于中央在这几天讨论宪法草案，这里的小组赶于两天内又作了一次修改，称为三读稿，现送上，请照此印发中央各同志阅看。”二

2月 28日审阅修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后，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你们考虑酌定。”在提纲讲到高岗的黑暗面(个人主义和私生活的腐化）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而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之后，毛泽东加写：“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 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在提纲的“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之后，毛泽东加写：“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三月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

3月 1日复电杜平、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 〔1〕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西南局第二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刘少奇审定后发出。 224 1 9 5 4年3月出：“一、为了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意李克农同志意见，乔冠华、黄华等同志迅速回京，参加筹备工作。乔、黄过平壤时应向金首相报告工作并请示意见。二、同意代表团党委改组，由丁国钰同志任党委副书记；以后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改由李相朝、杜平、丁国钰三同志署名。三、因杜平同志尚不能完全离开部队工作， 故在杜不在开城时，党委工作即由丁国钰同志负责(柴成文同志协助），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即由李相朝、丁国钰二同志署名。在工作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丁国钰、柴成文二同志可以轮流回国休假。” 3月 2日批示田家英：“（一）杨秀生〔1〕信请抄转长沙杨开智先生，询问信内所述情形是否属实，我完全不记得了。（二) 今年寄杨家补助费 1200 万元，上半年的 600 万先宜即寄去，请予办理。（三）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2〕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 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3月上旬审阅《宪法草案（初稿）说明》〔3〕，加上落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小组”。《说明》共分五个问题： （一）宪法草案从法律上保证实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二)宪法草案从法律上发展国家的民主化； （三）宪法草案从法律上 〔1〕杨秀生，杨开慧的堂兄。 〔2〕柳直荀，毛泽东的早年战友。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2 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1932年9月牺牲。 〔3〕这个《说明》署的日期为1954年3月2日。

3月 3日审阅邓小平三月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同意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工作要点的复电稿，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拟电下一段〔1〕不要，因原件并非拒绝处理小事，而是说不要将重心放在处理小事上。” 同日为转发习仲勋三月二日关于中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布置反官僚主义斗争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批语：“习仲勋同志这个报告很好。现发给你们，供你们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作参考。”习仲勋的报告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具体做法是：第一，把反对官僚主义与当前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第二， 对官僚主义要加以分析，抓住关键问题，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 第三，重点放在党内；第四，一面反对官僚主义，一面倡导和推行钻研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第五，目前在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中应集中力量反对官僚主义 ，不能同时提出很多口号。 同日阅中央日侨事务委员会二月十九日编印的《日侨回国 〔1〕指复电稿中的以下一段文字：“惟其中‘零打碎敲，就案办案的手工业工作方法’ 一句可删去，因为监察工作常常总是发生什么事情就要处理什么事情，不能置之不理，所以这样提法是不够恰当的。” 1 9 5 3年3月 45 工作简报》，批示：“周总理：日侨坚决不愿回同者，不要强迫， 已有因强迫引起自杀的事。此报告‘送干净’的口号，可能引起强迫遣送行为，请加注意。” 同日晚上，同周扬〔1〕谈话。 3月 4日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三月二日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的批语：“在农村目前春耕是压倒一切的工作，其他工作应是配合进行。华北局三月二日的文件是正确的，请你们仿此作出自己的部署。”指示说：在农村中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加紧春耕的准备工作和开始进行春耕生产。凡是影响与障碍春耕生产的计划，均应改变、推迟或缩小。 同日阅罗瑞卿等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各地布置反伞特斗争的情况的报告，批示：“彭副主席阅后，送罗瑞卿同志：在北朝鲜境内亦应实行安置反伞特据点的办法，可将此件中所述办法电告联司〔2〕，并请联司和人民军总部商量，由志愿军和人民军分担， 在北朝鲜境内各山头上安置多数据点，专任反伞特斗争，定期总结经验，加强斗争技术战术，灭尽一切伞特。” 同日阅梅益〔3〕二月十二日关于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习仲勋：“似可先将梅益报告由中宣部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其宣传部，然后再发你所说的中央指示 〔4〕， 请加酌定。”梅益的报告说：三年来，全国广播工作有很 〔1〕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1953年10月又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2〕联司，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简称。 〔3〕梅益，当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 〔4〕指中共中央宣传部报送梅益报告时提出准备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对广播工作领导的指示。 46 1 9 5 3年3月大成绩，但还存在许多弱点：力量太分散；干部奇缺；广播节目一般是量多而质不高；广播收音网不够健全和巩固；广播工业没有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生产计划。报告提出了一九五三年广播工作的主要任务。 同日阅署名“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二月二十五日写的不同意批评胡风〔1〕文艺思想的来信，批示熊复〔2〕：“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3〕来信反映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 〔1〕胡风，文艺理论家、诗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杂志编委。 〔2〕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 〔3〕1953年4月8日，熊复就此事向毛泽东写了调查报告。报告说：胡风于去年7月来京，找周扬和丁玲，并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当时， 周总理指示中宣部负责处理。中宣部先后召集4 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作了全面的批评，希望他能够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自我检讨。胡风口头上表示愿意考虑， 实际上仍然多方为他的错误思想辩护。 因此， 中宣部指定何其芳 （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林默涵(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决定在批评文章发表前由林默涵向北京各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作一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这就是文协召集的于1月29日晚在文化部举行的“座谈会”。这本来是一个报告会，因觉得用座谈会的名义比较随便些，故文协在会议的通知上说是座谈会。由于会议名义与内容不符，就使那位写信者得到不让大家发言的印象。这确实是一个缺点。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 中肯的。在公开批评胡风前，《文艺报》和《人民日报》都收到许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或检查自己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读者投书。林、何文章中所提论点，大半都是读者已经提出的，只是比读者说得较为系统些;但有少数读者对于批评胡风表示不满，或对于批评的论点表示不同意。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 的确存在着简单化、 断章取义、 缺乏艺术分析、 指摘多于鼓励等缺点。 这些现象， 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 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倾向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 1 9 5 3年3月 47 协会一月二十九日召集文艺界负责人座谈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及他个人的感受，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苦恼。 同日致电斯大林〔1〕：“获悉您患重病的不幸消息，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本人怀着最关切的心情，向您谨致诚挚的慰问，并衷心地希望您的病情好转，恢复健康，以慰中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祝望。”本日，和周恩来、朱德、高岗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对斯大林病重深表关切和慰问。

3月 5日阅萧华本日关于为贯彻中共中央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派干部深入部队检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彭德怀的报告，批示萧华：“分组下去检查很好。惟每组每次检查时间一个月至一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黄树则，当时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并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 48 1 9 5 3年3月个半月时间似太长，以半月至二十天回来报告为适宜，过几个月再去检查一次。如以一个半月时间而论，可分三次去，每次半个月尽够了。坐飞机、火车、汽车， 半个月可看看许多地方。” 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延期， 确定日子待后通知，但本月内确定不能开会。” 同日晚上，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政府工作问题，朱德、周恩来、高岗、彭真、林伯渠、彭德怀出席，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曾山、罗瑞卿、习仲勋、杨尚昆、李维汉、安子文列席。 3月 6日为悼念斯大林逝世，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 --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最敬爱的朋友和导师的无限沉痛的哀悼，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盟邦领袖的崇敬，兹规定：一、自一九五三年三月七日起至三月九日止全国下半旗志哀；二、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同日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对斯大林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电报说：斯大林逝世，“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及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 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本日 1 9 5 3年3月 49 晚十时，和朱德、周恩来、高岗、 彭真、林伯渠、张闻天〔1〕、 邓小平、饶漱石等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十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张闻天谈话。 同日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继续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发至县委的批语: “华北局三月一日的文件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登党刊。华北局对于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已做出第一个总结，并作了有分别的部署，望你们都仿照这样做。”华北局的报告提出：结合当前工作，继续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斗争， 并采取有领导、有重点地逐步深入的办法，切忌急躁情绪和急风暴雨方式。首先组织各系统的领导机关干部学习有关文件，联系思想，结合实例，进行检查；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应有不同的检查重点；三月初再召开一次省市处理人民来信会议，检查处理人民来信情况。 同日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三月五日通报的河北省委领导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的经验，起草中央发至地委的批语，指出：“河北省的经验很好， 发给你们参考， 并登党刊。希望各省市委仿照河北省委的榜样，在一九五三年内结合各项工作，有领导地开展新三反斗争，并请在春季三个月内选择几个典型案件，由省委书记亲手主持，开展斗争，在报上揭露，以为全省倡导。”通报说：在“新三反”中，河北省委、省政府和有些地、市委连续处理了一批严重违法乱纪、破坏人民利益的典型案件，并且都通过《河北日报》公开发表，对干部和群 〔1〕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至1955年1月）。1954年12月又任外交部副部长。 50 1 9 5 3年3月众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同日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关于在沈阳市建立中心血库的摘报，批示：“此事请彭〔1〕注意，督促有关机关予以审查，起草复电。是否需要建立如此巨大的血库，请加斟酌。” 摘报说：中央军委决定在沈阳市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中心血库。 根据抗美援朝前方的需要，拟先由机关、部队、学校开始，动员献血，计划每天三百人，采取六万毫升。 同日晚上，主持召开有在京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参加的会议。 3月 7日晨，同周恩来、邓小平谈话。 同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本日关于少数民族地区金融贸易政策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并中国人民银行的复文稿。复文稿指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贸易政策应采取稳步前进而对少数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层分子）有利的方针。切忌躁进，尤其不可将内地办法搬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货币问题，中央同意南、胡〔2〕所提的第二方案〔3〕，请即照办。”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加写：“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混合使用银 〔1〕彭，指彭德怀。 〔2〕南，指南汉宸，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胡，指胡景沄，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3〕指南汉宸、胡景沄1953年2月25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货币问题的第二种办法，即：在目前基础上，通过稳定人民币与银元、杂洋比价来稳定货币市场，以开展物资交流，从而使少数民族逐渐转变喜爱硬币心理，建立人民币威信，在将来条件完全成熟，少数民族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水到渠成地统一货币流通。 1 9 5 3年3月 51 元和人民币者，亦照南、胡所提比价〔1〕作出合理调整。”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朱德、高岗、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李维汉开会。 3月 8日听取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情况的汇报。 同日复信达赖喇嘛〔2〕：“饶西•彭措扎喜〔3〕带来的你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写给我的信及你的相片均已收到。你对祖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表示的亲爱，你为西藏僧俗人民谋求幸福生活，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决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为祖国和西藏民族利益奋斗的道路上，你达赖喇嘛先生和班禅额尔德尼 〔4〕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远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自然，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这一方面遇到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会帮助你获得妥善的解决。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 〔1〕指南汉宸、胡景沄报告中提出的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按人民币一万元 (旧币） 兑换银元一元计算。 〔2〕达赖喇嘛，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1953年6月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

3月 9日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小组工作结束。〔1〕 3月 12日阅黄炎培来信及所附三月一日在上海工商界的讲话稿，复信黄炎培：“三月八日惠书阅悉。附件已付周总理、李维汉部长斟酌奉告。‘人们’是指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不包括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不是‘包括一切的’。‘无痛分娩法’ 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尚请斟酌。” 同日致信周恩来、李维汉：“此件请审阅斟酌，并告黄副总理。‘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以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在’ 为适宜，亦可告以非正式发表的谈话不要他在印刷品中引用，请酌。如他的讲演不登报，又碍难修改，听其引用亦无不可。他所谓‘无痛分娩法’亦不甚妥当，只作印刷品不登报，亦可不改。 末了引我的话之后他说‘人们’‘是包括一切的’，我已复告他不是包括一切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包括在内。我复黄信只说这一点和批评无痛分娩法一点，此外说他的信〔2〕已付你们二位斟酌告他。”随信附上给黄炎培的复信，请他们阅后转交黄炎培。十七日，周恩来阅信后批示李维汉：“请照主席修改的意见办理。” 〔1〕1954年3月23日陈伯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起草工作所作的说明中说：“宪法草案的内容，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而写成的。中共中央指定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这个小组，是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亲自参加下进行工作的。宪法草案的毎一章、每一节、毎一条，毛主席都亲自参加了讨论。” 〔2〕指黄炎培来信的附件。 226 1 9 5 4年3月同日晚八时半，批示陈伯达、胡乔木：“此件〔1〕中央限我于今明两天提出意见，现送上，请你们看一下， 提出你们意见， 于明（十三）日下午告我，以便晚上电话告诉中央。”十三日， 陈伯达、胡乔木报告毛泽东，认为对世界工联的意见和建议，内容很好，唯有些文字语气有些生硬，作了若干修改。 同日审阅三月一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结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此件送小平同志。在第四页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十五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十六日在党内下发。 3月 12日、13日、15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四读稿。会议决定：由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 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组成宪法小组，负责宪法草案初稿的最后修改；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李维汉为秘书长。 3月 17日晚上，从杭州回到北京。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在起草宪法的繁重工作中，抽出时间坚持爬山，登过玉皇山、南局峰、北局峰、五万山、凤凰山等。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 3月 18日上午十一时， 去香山爬山，下午二时返回中南海。 3月 19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会议中间邓小平、彭德怀来参加。 3月 20日或 21日审阅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三月十八、十九日讨论修改稿，批示田家英：“一些意见，请提交党组会上讨论。”在修改稿封面上批注：“副主席受 〔1〕指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对世界工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稿。

3月 17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山东聊城地委关于高唐县的县、区干部脱离群众行为检查情况给山东分局报告的批语稿，为批语拟题《中央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 并加写一段话：“即使在互助合作组织普遍发达的农村，也要照顾这种分散的特点，因为目前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 还是小型的组织，并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使用落后工具的。” 3月 18日上午，同从朝鲜前线回国接受任务的杜平〔1〕 谈话，彭德怀参加。在了解朝鲜西海岸抗敌登陆的备战工作情况后，毛泽东说：我们有了准备，敌人就不敢来了，即使来了，我们也不怕。艾森豪威尔现在是骑虎难下，要打力不从心，要和于心不甘。所以，我们现在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最后，毛泽东提出要杜平到开城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工作。 3月 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 〔1〕杜平，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月 21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 杨尚昆、胡乔木、李维汉、田家英出席。 3月 22日晚上，先后同邓子恢、陈伯达谈话。 3月 23日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陈伯达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工作和主要内容的说明，毛泽东多次插话。 讲到宪法草案的起草经过时，毛泽东说：宪法起草小组自一月九 〔1〕周鲠生，法学家。当时任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228 1 9 5 4年3月日开始工作，三月九日工作结束。起草小组进行了一度工作后， 由董老、彭真、张际春等同志组成了研究小组，还请了周鲠生先生和钱端升〔1〕先生为法律顾问，叶圣陶〔2〕先生和吕叔湘〔3〕 先生为语文顾问，又搞了个把月。同时，中共中央也讨论了三次， 每次都有很多修改。讲到宪法要充分表达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根本要求时，毛泽东指出：这个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棊础，加上总路线，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十五年左右。我们的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我国的各种办法大部分是过渡性质的。人民的权利，如劳动权、受教育权等，是逐步保证，不能一下子保证。我们的选举，也是过渡性质的选举，普遍算是普遍了，但也有限制，地主没有选举权，也不完全普遍。我们只有基层选举是直接的，其余都是间接的。总之，我们的办法不那么彻底，因为是过渡时期。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有过渡时期的特点。支票开得好看，但不能兑现， 人民要求兑现，怎么办？ 还是老实点吧！讲到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苏联叫最高苏维埃，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苏联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苏联叫部长会议，我们叫国务院。 我们就是多一个主席， 有个议长〔4〕，还有个国家主席， 〔1〕钱端升，法学家。当时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2〕叶圣陶，作家、教育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 〔3〕吕叔湘，语言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4〕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3月 24日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 3月 26日下午，同李富春谈话。晚上，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3月 27日下午，同彭德怀谈话。 3月 28日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话。 3月 31日复信彭石麟〔1〕：“一九五四年三月九日函示敬悉。尊事已托毛蕊珠〔 2〕兄，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先生、文运昌〔3〕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先生生计困难，可以告我，在费用方面，我再助先生若干，是不难的。” 同日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

4月 1日审阅彭德怀报送的刘伯承三月二十七日关于军事学院学员毕业证件的请示报告，批注：“‘附件’中‘在毛泽东 〔1〕彭石麟，大革命时期，任湘潭县清溪乡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毛泽东在清溪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得到过他的帮助。 〔2〕毛蕊珠，即毛宇居。 〔3〕文运昌，毛泽东的表兄。

4月 2日晚上，同刘少奇、邓小平谈话，研究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问题。 4月 3日关于帮助越南建立炮兵团、工兵团问题，致信彭德怀，指出：“越南必须增建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限期六个月内组成装备并训练成功，请计算是否可能。炮如不足，应从中国现有炮兵中抽调，让我们的一部分炮兵暂时变为徒手，以待将来补充。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的教员和顾问，应全部从去朝鲜打过仗的炮兵部队中抽调，应有师级和军级干部。训练地点最好在越南，否则广西亦可。六个月时间甚紧，如你同意，请饬参谋部会同炮司迅速作出计划，一方面电商越方取得同意，务须全力以赴。两个炮兵师，不是招新兵，要以正规步兵师团或独立团营改充。此两个炮兵师建成，连前一个炮兵师，再集中五个步兵师，共步炮八个师，就可攻击河内、西贡了。此外，为三个炮兵师所需的充足的炮弹和工兵器材的供应，亦须立即筹备。高射炮应相应增加。奠边府必须坚决攻克，如机动顺利，确有把握，应提早总攻。为补充奠边府的兵员消耗，应立即至少动员五千至八千新兵，训练三个月，迅即补充缺额。 休整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 即打琅勃拉邦和越曾（如无真正不可克服的困难，夏秋两季务必完成），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即打河内。日内瓦和谈即使成功，上述炮兵建设不变。” 4月 4日晚上，邀请程潜、王季范等到中南海看电影，并共进晚餐。 4月 5日上午，和程潜、王季范等一同游十三陵。 4月 7日阅胡乔木报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232 1 9 5 4年4月刘景范四月五日座谈的记录，批示：“周、朱、刘、陈、邓、习、 彭阅，退乔木。此件很值得注意，请你们看一下。” 这次座谈是为了解在处理人民群众的批评和控诉信件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而召开的。座谈中反映，中纪委去年收到的控诉信是前年的五倍，经调查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真实的。但很多领导干部对报纸上的批评有反感，甚至抵制中纪委的调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人有时甚至受到打击。胡乔木在报送材料的附信中说：座谈记录“反映党内民主生活的不健全和批评、监督、检查所遇到的重重困难”。 同日晚上，听取李维汉、田家英关于各小组讨论宪法草案情况的汇报。 4月 10日复信达赖喇嘛：“感谢你去年八月一日的来信和礼物。解放后你们在西藏作了不少对国家和西藏民族有益的事，是很好的。正如你的来信所说，为了使西藏僧俗人民对新的祖国更加了解，为了日渐巩固和加强汉藏民族的团结，西藏每年有些人到内地来参观，确实很好。除此以外，西藏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到内地来短期或长期地学习，以便更好地培养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两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收音机一台。” 4月 11日乘火车去官厅水库视察。 同日阅邓小平关于报送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民主人士安排的材料的来信。信中说：“因为各地统战部同志还在这里等中央的决定，最好能于明（十二）日约几个同志在你处谈一次。”“这个文件我已发给下列同志：刘、周、陈、彭德怀、董老、林老、彭真、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杨尚昆、 安子文。谈话时哪些人到，请酌定后直接通知。”邓小平随信附上十日李维汉给他的信。李的信中说：“七日晚在主席处谈宪草讨论情况时，曾谈及选举中民主人士安排问题。主席同意日内谈

4月 13日审阅安子文四月十一日关于清理登记全国革命烈士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刘、周、朱、彭、 邓、邓、饶〔2〕阅：此事因涉很广，今年工作太多，以推迟至一九五四年举行为宜。退安子文同志办。”报告中说，我们草拟了一个革命烈士清理登记办法（草案），提出了中央革命烈士清理登记委员会的名单，请中央审批。 4月 15日复信黄炎培：“惠书及附件收到，已转有关同志参阅。此事请与许涤新同志联系，有材料请交他。”经过黄炎培等同许涤新协商后，五月二十五日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主建国会联合召开工商业问题座谈会，就产销问题、中小工业与手工业问题、劳资关系问题、税务问题、经营管理问题和工商界思想情况 〔1〕宋劭文，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2〕彭、邓、邓、饶，指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 1 9 5 3年5月 83 交换意见，并提出建议。 4月1 6日审阅戎子和〔1〕四月九日报送的中共财政部党组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税法会议的请示报告，批示：“即送周总理、邓子恢同志：此件应请中央农村工作部加以审查，如有不同意见，应召集戎子和同志至中农部开会商定，然后替中央起草一个给财政部的指示，于数日内交中央几个同志看过发出，因财政部的会议四月二十日就要开了。农业税中存在的问题很严重， 据湖北报告，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春荒断粮。大概全国农业人口中有四千万人左右到春季都要闹荒，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年年如此。必须从今年征粮中开始认真解决此问题。今年是否应比去年加征十六亿斤和发四十亿斤公债，也值得再考虑。”二十一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财政部的指示稿，将其中的两段话改写为:“一九五二年公粮实收数为三百四十八亿斤，有些地方如河南、苏北等地由于查田定产偏高，农民负担显得过重。去冬今春， 长江黄河之间受寒侵袭，有些地方番薯和春季作物受损颇大。今年全国雨量如何，目前尚难断定。 有些地方，发生旱灾是可能的。 因此，今年国家概算中所列征粮计划能否完成，公债发行应否实施，均须从长考虑。但目前就宣布不增加农业税和不发公债，改变国家概算计划，则为过早，应当看几个月再行决定。你们可按各地实际情况，适当地部署夏征，保证农民不要负担过重。确实困难户，实行减免。”“征粮中的社会减免问题，关系极大，全国大约有百分之十的农户要遭春荒夏荒，缺乏口粮，甚至断炊， 必须认真减免农业税，望经此次农业税会议拟出具体可行办法， 并望多注意对穷困的偏僻山区加以特殊照顾。对约百分之十的农户实行减税免税问题是整个农业税政策中的极端严重问 〔1〕戎子和，当时任财政部代理部长、党组书记。 84 1 9 5 3年5月题，过去几年都做得不好，今年一定要做好。”并批示：“刘、 周、朱、高、邓、邓〔1〕即阅，尚昆办，于二日内发出。”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4月 17日阅彭德怀四月十五日关于中央军委直属各部门检查反官僚主义情况的报告，批示：“彭：（一）此件已阅，还你； （二）军衔件已转各同志阅，拟在中央会上讨论。”报告说:自遵照你的指示，于军队系统进行反官僚主义后，军委直属各部门已引起了重视，除本部门检查外，总参作战部、情报部、炮兵、 装甲兵、工程兵、防空军等单位，还派出二百多人，分别由各单位的首长率领，着重进行了到下面检查和实地帮助。 4月 18日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如对方在会上同意商定复会日期，我方可提议将会期定在二十五日， 以便我们对具体实施办法有所准备。 4月 19日、20日两天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邓子恢关于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 4月 20日致电志愿军司令部、杜平、乔冠华并告金日成 〔3〕。电报说：停战谈判四月二十五日复会〔4〕，原志愿军首席代表边章五因病住院，不再出席，解方〔5〕同志因另有任务，亦不能出席，因此决定以丁国钰同志为志愿军首席代表，柴成文同 〔1〕高、邓、邓，指高岗、邓小平、邓子恢。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4〕后推迟至4月26日复会。 〔5〕 解方， 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 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志愿军代表。1953年9月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 1 9 5 3年5月 85 志升任代表。 4月 21日复信李烛尘：“四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来信收到， 阅悉，甚谢。你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你的建议〔1〕对于解决现存问题是会有帮助的。我已将你的信发给许多有关同志去看去了。” 二十六日，再次复信李烛尘：“四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工作虽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会不觉得太忙了。” 4月 23日阅邓华〔2〕四月二十日关于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几点意见给杨得志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 这次恢复谈判，停的可能虽比过去要大， 但拖的可能还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遵照主席指示的方针，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毛泽东批示：“彭：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 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请酌办。”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干部理论学习问题、供销合作社工作问题。 4月 24日晨，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指出： 板门店双方代表团会议，将于二十五日恢复，我们已拟定了一个关于我方建议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已征得了金首相的同意。 〔1〕指李烛尘用一个多月时间调查天津市四十多家大小工厂后，向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解决工商业方面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税负、资金等问题的建议。 〔2〕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1954年2月、10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1955年4月改称沈阳军区）代理司令员 （1955年3月任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3〕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86 1 9 5 3年5月现将方案〔1〕随电附上，望邀集朝中双方负责同志加以研究。 我们将于今夜以执行这一方案的各项步骤电告。 4月 25日审阅中共中央转发高岗四月十九日关于一九五三年度计划提要报告的批语稿。在报告稿中加了一句话：“这个计划提要，是首先由中央财经委员会从去年下半年起就着手编制， 至今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接手而后编成的。”并批示：“刘、周阅后，尚昆以代电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另印发如前示。” 4月 26日阅中共中央西南局四月十一日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及政府系统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的报告，批示：“周总理：此件似可转至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叫他们对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及省市政府，仿照办理，以期统一地作一次改革。请考虑酌办。”西南局的报告说：为在大区一级加强政府系统的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规定：一、决定撤销行政委员会党组干事会，同时健全与加强各委、局、院、行的党组与党组小组的工作。财经、文教、政法、民族、监察各党组均直接归西南局领导。二、政府各党组及党组小组严格执行每月向西南局作定期综合报告一次等项请示报告制度。三、西南局实行统一领导和各同志分工负责的制度。 同日上午，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个文件交胡乔木修改。下午，阅胡乔木关于工会四个文件修改问题的来信，批示饶漱石：“我同意胡乔木同志所作的修改，请你和 〔1〕指南日准备1953年4月26日在板门店重新复会的朝鲜停战谈判会上提出的我方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遣返问题的具体实施方案（后又称4月26日方案）。具体实施方案共有6 项。 1 9 5 3年5月 87 工会负责同志再加斟酌。乔木在这封信上所指的缺点〔1〕，我也有此感觉。现在距开会尚有一段时间，是否可加以补充，亦请你们考虑酌定。我今天有些感冒，明天不一定到会。” 同日审阅彭德怀本日转报的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关于大军区以上军官军衔应于五月五日前审批下来的报告。彭德怀在报告上写批语：“今年各项工作均挤在一起，颇为紧张，军衔评定工作推迟至年底不知如何？”毛泽东批示：“彭：推迟至年底好。” 4月 27日感冒发烧。刘少奇前来探视。 同日审阅陈伯达起草的《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 ，批送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阅：“此是陈伯达同志为党代表会议起草的文件，我看了， 不甚妥，准备另行起草。此件你们可以望一下。” 4月 28日复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来电所提各项意见〔3〕和发言稿，一般同意。为着引导对方进入具体协商的意见，以利谈判的开展，在发言稿中应加上两点：第一点，说明我方所提六条方案已经考虑了对方的三点建议。第二点，只说明在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送到一个中立国去的前 〔1〕胡乔木在信中指出，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对目前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说得不多，只是一般的纲领性的说明，对工作中有哪些要推广的好的经验，有哪些需要批评的错误的倾向，有哪些须加以澄清的争论，或者说得过于简单抽象，或者简直没有说，因此减少了应有的力量。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指乔冠华1953年4月28日零时30 分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发来的发言稿所提出的意见：我方在4月28日会议上准备继续坚持立场，回击对方的所谓无限期拘留和强迫遣返之说，对对方暗示无期限休会以适当的还击。发言的重心准备放在说明将战俘送到中立国去的合理性上。 88 1 9 5 3年5月提下，我方不打算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国中提名这样一个中立国，而不要去驳斥对方昨日会议中所说的“中立国监委会的成员不管由何方提名有责任作为中立者行事”那句话，也不要再具体地提到瑞士，因为我们将来提到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时还要利用对方这一句话。最后应该说，双方在谈判中对于对方的建议应该仔细考虑，寻求妥协，而不应该抹杀一切，完全否定，这是对于以妥协精神促成朝鲜停战的希望不利的。 4月下旬审阅四月二十八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一级各部门派人下去检查工作的几项规定》。在第三项中加写一句话： “在一般情况下（特殊者除外）下去检查的干部应该通过而不是超过被检查地区或单位的领导机关去进行检查。”

4月 13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在莫斯科出席苏、中、朝、越四国领导人为参加日内瓦会议作准备的会议情况，刘少奇、陈云出席，彭德怀、邓小平、李克农列席。 4月 14日晚上，同邓子恢谈话。 4月 15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报告说：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和主席指示，我于二月二十日邀集彭德怀、李富春（代高岗）、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谭政、黄克诚、萧劲光、罗舜初、方强、周希汉〔1〕、黄敬、 赵尔陆、 王鹤寿、万毅〔2〕、萧向荣等同志研究了海军建设问题。 邓小平同志发言说，主席指示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国家机构经费最后要做到不超过国家支出的百分之三十，根据这一原则，军费今后只能每年递增四万亿元。彭德怀发言说，这个原则不能动摇， 应以此作标准，拟定各兵种的均衡发展计划。 同日复电李相朝、杜平、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 〔 3 〕 ：

4月 17日关于越南军事部署问题批示黄克诚、粟裕 〔 2 〕 :“（一）可照韦国清、粟裕所提意见办理，彭电 〔 3 〕 可不发； （二) 估计到越南有停战可能，新建炮兵训练不宜在我国境内， 并宜将炮等早日运入越境，请商韦国清另作计划。”又批示： “刘阅后，退黄克诚、粟裕办。” 同日审阅罗瑞卿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 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主要修改是：（一）将“依靠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改为“依靠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 （二）删去“我们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的“和毛泽东同志”六个字，又删去 “这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特别关心分得开吗？”中 〔1〕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共有20 种，送毛泽东审阅的是其中的 4 种：《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总则（草案）》、《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条例（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工作条例（草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工作条例（草案）》。 〔2〕粟裕，当时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3〕指彭德怀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韦国清的电报。

4月 22日晨，在北戴河看日出。下午，在唐山市视察启新水泥厂。晚上，到达天津新港。 4月 23日在天津市参观永利化学厂和造纸厂。晚十时，回到北京。 4月 25日致信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罗瑞卿、杨尚昆、 汪东兴：“江青此信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1〕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并在信封上注明：“此件存杨尚昆同志处。”江青在四月二十日写信给毛泽东，就她擅自提议给毛泽东在玉泉山建造游泳池一事作出检讨。信中说：“昨天接到你的电话之后，我的心上很感觉沉重。我犯了错误，用五个亿我是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却是我建议的，我不能辞其咎。” 同日晚上，听取杨尚昆关于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后交接方案的汇报。 4月 26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的有关具体问题，刘少奇、 陈云、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李雪峰、宋任穷、马明方、刘澜涛、习仲勋、邓子恢、杨尚昆、罗瑞卿出席。 同日关于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本日开幕。 4月 27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陈云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随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和增设一些中央工作机构。会议决定： 一、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 〔1〕指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在全国发行新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238 1 9 5 4年4月长，谭震林、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林枫〔1〕、李雪峰、杨尚昆、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二、任命邓小平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增加马明方、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三、撤销饶漱石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准备转发的西北局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高岗、饶漱石问题情况的报告，删去其中的“西北地区全党同志只是，也只能是相信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思想基础上的党中央”一句中的“和毛主席思想” 六个字。 4月 28日下午，先后同陈毅、李维汉谈话。晚上，先后同朱德、谭震林谈话。 同日关于确保越南奠边府战役的后方交通线安全问题致电彭德怀、黄克诚，指出：“目前越南最大可能发生的危险，似乎不在奠边府以南，而在我军〔2〕的后方交通线。如敌以两个伞兵营降落在我后方交通线上最扼要的地点，筑堡据守起来，整个交通将为之切断，如我军不能迅速歼灭此敌，旷日持久，奠边府我军即有被迫撤退之可能。军委去电已估计到敌有袭占交通线可能，但强调不够，并以之与琅勃拉邦方向并列。请你们再加考虑， 叫越方迅调必要兵力位于适当地区，专门对付此种意外事变， 以免奠边府作战功亏一篑。”五月七日，越南人民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 同日将张闻天三月二十七日报送的《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 〔1〕林楓，当时还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 〔2〕指越南人民军。

4月 29日致信湖南省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毛月秋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我的亲戚唐家蚝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 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 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现有文炳璋〔1〕 同志的一封信，付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圫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同日审阅田家英四月十九日报送的经宪法起草委员会党组讨论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序言和第一章总纲，批示田家英：“此件已阅，无意见。”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及党外民主人士共三十人参加。 同日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印度政府代表团发表谈判公报，宣布自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双方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了谈判。双方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下进行了充分的协商，签订了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 〔1〕文炳璋，毛泽东的表侄。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工作。

4月 30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金应基为团长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会见时，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 林伯渠、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彭真、章伯钧、陈叔通、廖承志〔1〕等在座。 4月复信班禅额尔德尼：“感谢你一九五三年八月一日的来信和礼物。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努力，我很高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

4月中旬审阅陈云四月十六日报送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纲要（初稿）》，批示：“刘、周、彭、邓阅，退毛。”陈云附信说：“因为等待这本初稿出来，所以从前你指定的八人小组（中有高岗）尚未开会，待下星期才能开第一次会来讨论这个初稿。”“搞这一本的办法是按你的指示，组织了一个小组（陈云、张玺、梅行〔1〕、周太和、邱纯甫五人，梅行是动笔写的，周、邱是我的秘书），共开了十四次会，每日一次，共十五天才议出来的。原始稿本和材料全是计委准备的。” 4月 18日深夜，同杨尚昆、罗瑞卿谈话。〔2〕 4月 19日阅周恩来的信和他报送的关于中国代表团为出席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文件〔3〕。信中说：“这五个文件在昨日均已先后送给舍达、乔木两同志， 请他们在修改后送给主席审阅。 现在听说乔木病了，伯达睡得早，可能还没看完，故再专送一份给主席。今晚七八时拟来主席处请示，并请约刘、陈、彭、邓四同志一并会谈。 二十日早五时即将离京西飞，并报。”当晚七时， 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商谈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 〔1〕梅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 〔2〕据《杨尚昆日记》1954年4月18日记载：“主席忽然想去西安，因准备不及未果。” 〔3〕5 个文件，即《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关于和平统一朝鲜方案的初步意见》、《朝鲜和平统一方案第一方案（草案）》、《关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初步意见》 、 《保障亚洲和平公约草案 （基本原则） 》 。 236 1 9 5 4年4月同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二十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赴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 同日复信马叙伦- “马部长：四月十七日函读悉。休养甚好，时间可不限于一月，以病愈为度。此复。顺颂康吉。” 同日晚十时，乘专列离开北京。二十日晨一时到达天津， 晚七时半到达山海关。 4月 21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 (草案），批示杨尚昆：“此件印若干份，在星期四会上分发。”在指示草案的“对待中医的问题， 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万农民的疾病医疗问题” 一句中的“四万万七千万农之后，加上“及一部分城市居民”。在“我们应该有批判地接受这一部分文化遗产， 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把它的合理部分增加到医学中去，更好地为治疗疾病，增进人民健康服务”一句中的“医学”之后，加上 “科学”二字，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在“依靠中西医合作，根据中医实际应用的经验，进行一种谨慎的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之后，加上“和说服教育工作”。在 “将中医团结起来，安定下来，把他们现有经验保存下来……” 这段话中的“现有经验”改为“现有的合理经验”。 同日复信文平山〔1〕 ： “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和你祖母合照的相片，没有多的，故未寄你。毛雪华〔2〕同志在苏联学习，现时你不必和他通信。此复。祝你进步！” 同日中午，参观位于渤海之滨的长城起点和山海关。下 〔1〕文平山，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的孙子。 〔2〕毛雪华，毛泽东的族侄。

5月 1日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1〕、 高岗、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五十万人的群众游行队伍。 5月 2日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每次发言要有中心，不要重复过去已经说过多次的话，并且为引导对方考虑和回答我们所要弄清的问题，也不宜牵涉到这一次并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上去，免得对方借此乱扯，难获战果。以后发言， 亦望注意这一策略。不管对方今日反应如何，三日均应休会一天， 以利观察各方形势。 同日复信章士钊〔3〕 ：“四月二十日给我的信今天看到， 〔1〕张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至1954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 (1954年12月任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章士钊，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 9 5 3年5月 89 已遵嘱抄寄甘肃邓主席〔1〕 ，请他调查去了。” 同日复信毛泽荣〔2〕： “四月九日给我的信及惠赠食品， 均已收到，谢谢你。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吧，似乎不必来京看我。你有困难，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此复。 祝你身体健康！” 5月 3日嘱机要秘书电话告知杨尚昆：今后中央会议的议事日程由杨负责，讨论的问题要早三天通知到会人看文件。 5月初阅华北区税务管理局四月二十日关于一九五二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的综合报告。报告说：我们按照中央指示，认真贯彻多赚多征、少赚少征、不赚不征的方针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强调注意干部作风，防止强迫命令现象。这次工作比过去都稳当细致，工商业者一般反映良好。根据目前各省市初步统计，大体可以完成计划任务或稍有超过。毛泽东批示：“根据此件，只要认真去做，任务与政策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就是说，只有彻底执行政策，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5月 4日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指出：“你们五月三日十六时四十分简报称，据归俘谈，济州岛敌第八战俘营中仍有大批我病伤人员。按第八战俘营是坚持遣返的战俘营。 望立即就归俘此项报告进行详细调查，搜集证据和材料，以便在必要时反击敌人。” 5月 4日、7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姚依林关于国营商业目前情况的报告，并讨论商业工作的几个文件。会议决定周恩来、高岗、薄一波（负责）、 〔1〕指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 〔2〕毛泽荣，毛泽东的堂弟。 〔3〕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90 1 9 5 3年5月曾山、姚依林对商业部关于一九五三年商业工作的指示草案进行修改，再提交中央批准。 5月 5日晨，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 同意来电所提方针，但在与对方谈判中应采用主动的诱导的方式， 以套取敌人表明态度，不要穷追硬逼，造成无话可说或各说各的局面。我们可告以在对方同意将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送到中立国去的前提和条件下，我方即可考虑回答中立国的具体提名。 同日审阅中共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党组转报的王一夫 〔2〕四月二十五日关于西南灾情和公粮征收中的一些问题给谢觉哉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同志：像报告内所说的那些地方， 应当放手大批减，大批免，不应再有犹豫。”至一夫的报告说: 造成西南灾荒的主要原因， 除了贫瘠山区生产落后、收入微薄外， 还有征收农业税超过群众负担能力的问题 。一般干部存有超额完成任务的思想，本应减免的不减免，也有评产时有意提高产量， 造成超征。 同日致信黄炎培、陈叔通：“这里有两个华北的材料，可以一阅，请予掷还。”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同即将去朝鲜前线接替解方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的李达〔3〕谈话。 5月 6日致信陈云、薄一波、李富春：“五月二十日开始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王一夫，当时任内务部副部长。 〔3〕李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云南省军区司令员。 财政会议〔1〕，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 1 9 5 3年5月 91 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杨立三应参加），均应有所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 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开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是否可行，请酌定。” 同日审阅修改贾拓夫准备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关于工业情况的报告稿，批示：“高岗同志：此件看过，可用。我只作了一些文字性质的修改，请即送贾拓夫同志照此去讲。”又批示：“刚才又接到恩来同志的修改稿，他比我看得更仔细，我同意他的修改意见，请高统一加以修改，再交拓夫去讲。”贾拓夫的报告对国民经济的恢复情况、新的建设任务、 目前国营厂矿企业管理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分述如下：（一）到一九五二年，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大多已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胜利地完成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我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有增长。在现代工业中， 国营工业的比重已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以上情况表明，我国现在不但有必要而且已有可能使国民经济走上国家计划的轨道。 （二）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我国已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在于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为国家的工业化建立基础，并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在这一总的目标下，相应地发展轻工业，积极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有步骤地促进其合作化 ，正确地发挥私营工业的、 〔1〕这个会议推迟至1953年6月13日召开、8月13日结束，即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92 1 9 5 3年5月作用，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三） 为了把管理工业的水平提高一步，目前应特别注意建立与加强计划管理，建立与健全责任制度，大力提倡学习苏联和推广先进经验，逐步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 同日致信周恩来：“请于今日晚间（距板门店开会要提前一较长时间为宜），找印度大使到你处，真实告诉他，我方将于七日十一时提印度为中立国委员会五国之一，并将新方案交给他。 并告他，我方四月二十六日方案仍然保留，如美方对我方态度恶劣，我们仍将回到老案，那时并将提名印度一国为接管战俘的唯一中立国。希望印度暂时不要在这两个方案中宣布单独欣赏第二方案，而对第一方案则认为不妥，因为美国甚狡猾，如它不接受我第二方案，则我仍将回到第一方案去。实际上将战俘送到印度去，不会使印度发生很大麻烦，相反，可能大多数战俘会迅速被遣返，剩下的不过少数。印度最近一星期对我第一方案采取暂不表示态度的方针是好的，希望今后也不要将第一方案堵死。亚洲国家应当团结互助，帝国主义总是对我们没有好心的，中国对印度则是信任的。”六日晚，周恩来会见印度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高伯登，把中国方面将在七日提出的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第二方案交他转达印度政府。 同日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 ，指出：“现将第二方案的发言稿全文发给你们，望准备在五月七日大会上抢先提出，并在发言后以书面文件交给对方。”“我方提出新方案， 并保留四月二十六日方案，使我们更处于主动，以利与对方进行谈判斗争。如果对方因我让步而故意对新方案在中立国问题上或武装问题上与我纠缠，我们视情况仍可提出第一方案使其选择。 即是说，或者将其余战俘送到印度这样一个中立国去，或者让五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 9 5 3年5月 93 个中立国组成的遣返委员会以武装接管留在原拘留地的其余战俘，二者之中必须选择其一。” 5月 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局、西北军区政治部并转甘肃、青海省委并告西南局电：“基本上同意西北局五月二日修改补充后的甘青剿指布告。只是（一）第三条〔1〕‘幡然归来’， 改为‘诚意回来’， 较为通俗易懂；（二） 第五条 〔2〕 最后一句： ‘对坚决为匪到底者则坚决消灭之’，应删去，不绝匪首自新之路。” 5月 10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关于限期完成购粮计划的指示的批语稿，并批示：“周总理：为了得粮，使富农、小贩得些好处是可以的，文尾数句〔3〕可删去。” 同日晚上，和萧克、吴法宪〔4〕同从朝鲜战场回国就任新职的王近山〔5〕谈话，彭德怀参加。萧克汇报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三个草案修订情况和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军训情况；吴法宪汇报了关于志愿军空军作战的情况〔6〕。 〔1〕甘肃、青海剿匪指挥部布告第3 条的内容是：“一切因受骗或被迫为匪的部落头人，僧俗群众，只要幡然归来，各安生产，一律既往不咎，并保障其生命财产及以往之地位。” 〔2〕甘肃、青海剿匪指挥部布告第5 条的内容是：“无论匪首匪众，凡向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投诚自新者，一律从宽处理；凡脱离匪众，并积极协助剿匪者，允许将功折罪；对坚决为匪到底者，则坚决消灭之。” 〔3〕指批语稿中的这一段话：“中央同时同意你们采取卖粮买货者给以九七折优待办法，但对个体农民结合合同方式集中卖粮二吨以上者给以百分之五的优待，是否会有利富农、小贩，而使零散卖粮的农民得不到好处？请考虑。” 〔4〕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 〔5〕王近山，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代理司令员。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 兵团副司令员兼东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 〔6〕据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1953年1月至4月共击落美机70 架、击伤21 架。 94 1 9 5 3年5月 5月上旬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天津市国营和地方国营工厂发动群众讨论一九五三年生产计划报告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的“发给各地参考”后，加写：“普遍推行。此件可登党刊。”并批注：“天津市委关于发动工厂全体职工讨论国家计划的经验，值得普遍推行。” 5月 11日和周恩来联名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 《关于财经警卫武装领导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重要的国防工业、重要的机械工业、重工业等，应由人民公安部队派出部队担任警卫外，其余的工厂、矿山、企业部门，均应自行组织警卫武装并将其列为各经济企业部门本身的组成部分。此种警卫武装在目前是国家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担负保卫经济建设、生产安全的任务，实质上就是人民经济警察，它成为人民警察的组成部分。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农业税等问题。 5月 12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公安部工作、华侨工作、气象预报问题等。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会同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景范起草一个关于宣布“三反”、“五反”总结束的内部通知；由周恩来主管，就全国各地应重视气象预报问题，分别以政务院、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和一个指示。 5月 13日阅周恩来五月九日关于中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讨论文教系统统战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财经、政法两系统的统战工作，亦宜进行检查和调查。” 1 9 5 3年5月 95 同日复信张澜、黄炎培：“五月五日惠书〔1〕及周孝怀先生意见书，收到，阅悉；并已转付有关各部门负责同志阅看。其中有些问题， 已请周总理酌处。便时尚希转告孝怀先生。周书奉还。” 5月 14日晨，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 ，指出：同意来电分析和对敌方荒谬建议〔3〕提出强硬批评方针以及要点。今天的发言以精练简短为好。只突出要点，凡不必要或未成熟的句子都去掉。在作这个发言时应声明这是初步意见，保留对对方发言及方案作全面发言的权利。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外交工作、工业干部教育和农村贷款工作问题， 并决定国家统计局提出的《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情况公报》，由周恩来、高岗负责审阅，是否公布交下次中央会议决定 〔4〕。 5月 15日致信黄炎培、陈叔通：“此两件有些材料，可以一阅，请予掷还为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 〔1〕指张澜、黄炎培1953年5月5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说：“周孝怀君从上海来信，大意是：希望政府考虑明令三反、五反总结束，安慰受冤，释放无问题被拘者，扭转人心。附笺还谈到农业税等问题。我们会商一下，认为这些都在政府慎重处理之中，孝怀此函，自是一片忠爱热诚的流露，将原笺送陈， 以供参考。”周孝怀，当时任上海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指1953年5月13日哈利逊在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会议上提出的 26 条方案。这个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在停战后，将 “联合国军”所拘留的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分裂为二：（一）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将在 “联合国军”的控制地区就地释放而不转交中立国。（二）将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交给一个受着种种限制而被瘫痪了的中立国委员会，经过 60 天拖延之后，仍然在“联合国军”的控制地区就地释放。 〔4〕这个公报后来没有公布。 96 1 9 5 3年5月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同日晚九时，同彭德怀谈话。十时半，应高岗的要求同他谈话。 5月 16日晨五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 指出：“一般同意来电办法，将四个主要问题分开，每天谈一个问题，以便使论点集中、明确而深入，易收效果。但要避免使分开问题形成分裂问题，以免被对方或者各个击破，或者认为我们是每天提新问题，故生枝节。为此，必须将几个主要问题用敌我整个立场基本分歧的对照贯穿起来：我方主张将全部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便对他们的遣返问题求得公正解决， 这是合乎我方既反对强迫扣留，也从不主张强迫遣返的一贯立场的。而对方虽然再三承认不应对战俘施用武力加以阻止或迫使他们回返家乡，但实际上却主张对我方朝籍被俘人员实行在停战后在对方军事控制地区就地释放，这就是直接的强迫扣留。对志愿军被俘人员，则将其交由一个瘫痪了的中立国委员会看管，并使对他们的解释工作受到重重限制，经过两个月拖延之后，仍在对方军事控制地区就地释放，这就是变相的强迫扣留。这一基本立场分歧的对照，应在每天分设一个问题时先指出来。” 5月 17日晨六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一般同意来电各点意见。我们亦认为对方因其方案不得人心，正在想转，至于是否真转，目前尚不易肯定。敌人提出休会三天，我们应抓紧会外宣传斗争，以配合国际形势来打击敌人的无理立场，使其更陷孤立。”“目前正准备一个发言稿，其中心内容是指出双方基本分歧：对方是破坏谈判基础，强迫扣留战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 9 5 3年5月 97 俘并瘫痪中立国；我方则是既不许强迫扣留，亦不主张强迫遣返， 并尊重和信任中立国。” “开城方面亦应多组织阿兰、贝却敌 〔1〕等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以资配合。估计敌人因国内死硬派吵闹的压力和国内外的各种矛盾不易解决，挑衅和拖延的可能性还是存在，我们在这方面亦应加强警惕。” 同日复信黄炎培：“五月十六日惠书〔2〕及附件〔3〕收到，甚谢。解决问题，应当由各有关方面先行协商，然后由政府加以择决；并且希望在不久时间内，对工商界未解问题作成一个草案，此事大概是可能的。” 5月 18日致信彭德怀：“关于去朝鲜工作一个时期的问题， 西藏来的同志除张国华〔4〕外，还有范明〔5〕 ，请一并考虑， 是否可以让他们两人都去锻炼一次。”“此事请询问一下李维汉同志。” 〔1〕阿兰，当时是英国《工人日报》记者。贝却敌，当时是法国《今晚报》 记者。 〔2〕黄炎培信中说：中国民主建国会于1953年4月13日至30日召开了 12 个地方组织的工商情况汇报会。从汇报中看出各地工商业情况已有显著的好转，但好转的情况不平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建议注意两点：(一）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帮助各地工商业解决一切问题，这里所谓有组织、有领导，就是包括党委、政府、工会、税务、银行、工商联、民主团体等，把这些单位集合在一处，在党政根据总的方针指导下，任何问题都不难解决。（二）处理任何问题，只有环绕着一个中心——搞好生产来活动，才是最有效的方法。信中还提出要采取办法吸收社会上的游资、睡资投入生产。 〔3〕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的地方工商情况汇报会根据各地材料汇集的 《资料简报》 和《资料提要》。 〔4〕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5月 1日午十时， 和刘少奇、 朱德、 宋庆龄、 李济深、 张澜、 林伯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五十万人的群众游行队伍。晚八时，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5月 3日复信黄炎培：“五月一日惠书并大作一册收到，甚为感谢！爱国热忱，溢于言表，足征孟晋。大作尚待暇时从容研究。” 同日晚八时，听取林枫汇报中共中央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情况及问题。 〔1〕廖承志，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副主席。

5月 4日下午，同朱德谈话。 同日晚上，同李维汉、陈伯达、田家英谈宪法问题。 5月 9日晚上，同陈云谈话，后请刘少奇、邓小平参加。 5月 11日晚上，同李维汉、陈伯达、田家英谈宪法问题。 5月 12日复电李相朝、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志愿军司令部并周恩来〔1〕。电报说：五月九日十一时来电悉。对方指使两瑞 〔2〕建议修改停战协定，改换我方三个指定口岸，估计其用意除一般诬蔑我方并为美方辩护外，还在于为进一步破坏中监会制造根据，并将责任归于我方。这是美方近一时期的活动中心。因此，我们应抓紧维护停战协定、维护中监会的旗帜，对美方企图破坏停战协定和中监会的活动在会内会外予以揭发，并由波、捷配合行动。如果美方就两瑞的建议提出要求修改停战协定，我们应作总结性发言予以痛斥，并指出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美提出这一要求，是有意制造紧张气氛，影响日内瓦会议。我对中监会关于两瑞来信的复信可暂缓发出。 同日审阅刘少奇送阅的彭德怀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越南奠边府战役后的军事部署问题给韦国清的电报稿，在文末加写一句话：“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功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 5月 13日官厅水库举行竣工庆祝大会。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大会上将绣有毛泽东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的锦旗授予水库建设者。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指瑞士、瑞典。

5月 15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5月 16日晚上，同陈正人谈话。 5月 18日下午，邀程潜、符定一、章士钊、李烛尘、王季范共进晚餐，饭后一同看电影。 5月 19日审阅粟裕五月十八日的请示报告。粟裕提出：为实施将华东海军主力推进到定海、石浦海区的计划，并为加强今后海军的发展基础和海上对台斗争以转变闽浙沿海敌我斗争形势，应给海军配属有关之特种兵部队以加强海军之战斗力。拟采取增调装甲兵作为海军陆战队的发展基础 、增调高射炮部队和空军部队加强宁波、定海、岱山等基地的防卫力量等措施。毛泽东批示：“退黄克诚、粟裕照办。” 5月 20日下午，同陈叔通谈话。 5月 21日下午，到北京西郊观赏花卉。 5月 23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 ，邓小平、李维汉列席。 5月 2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序言和第一章总纲。 5月 28日致电李相朝、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志愿军司令部 〔1〕，指出：美国力图破坏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并在宣传上利用它来打击我们由中立国机构监察朝鲜选举和印支停战的主张。对此，我们的方针应是维护中监会，争取它尽可能做些工作，而不应存散摊子的思想，受美国的挑衅，上它的当。我们和波、捷对待两瑞和美国的态度应有所区别。最近期间两瑞完全为美所用，予以揭露和打击是必要的，但在今后工作中仍应注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44 1 9 5 4年5月意美国和两瑞之不同并充分利用其不同。 同日致电南非印度人大会联合名誉书记卡查利亚和米斯特里：“我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亚、非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主张。祝大会在团结印度人和所有的南非人民——白色和非白色人民——争取和平、自由、民主与进步的事业中获得成功。” 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的第二章“国家机关”。 5月 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5月 30日晚七时，召集刘少奇、李维汉、田家英商谈宪法问题，十一时陈云、邓小平参加。 5月 3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和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并再次讨论了整部初稿。

6月 1日晚上，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开会。 6月 2日审阅粟裕六月一日关于在舟山群岛南部海面发现美舰的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据华东军区报告，在舟山群岛南部海面发现美巡洋舰和驱逐舰共八艘，并有飞机在该海区上空盘旋，显系美帝向我军进行挑衅。当即指示华东军区转告我陆海空军，严密注意监视，随时报告，如敌不向我炮击或轰炸，我军不得向其射击，以免引起冲突。如大陈岛的蒋军乘机向我守岛部队进攻，则应坚决予以还击。毛泽东批示：“处理正确，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 同日晚上，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谈话。

6月 3日阅中共西藏工委关于五月三十日达赖为庆祝中印谈判成功〔1〕宴请张经武、谭冠三、李觉〔2〕等情况的报告。报告说：达赖已决定于六月二日正式通知噶厦他去北京的问题，并已初步拟定藏历六月初（即八月初）动身，为了早作布置，请将开会时间及参加会议人选的正式通知速示。毛泽东批示：“刘、 邓、李维汉同志：达赖、班禅等藏族代表应尽早起程，九月五日前(最好九月一日前）务必到达北京，请即作部署。” 同日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陈云出席，邓小平、杨尚昆列席。 6月 5日上午，同薄一波、傅作义谈话。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朱德、彭真、董必武、邓小平、陈伯达、李维汉、杨尚昆、田家英出席。 同日同周泽昭〔3〕等谈发展中医的问题。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 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1〕指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的签订。 〔2〕谭冠三，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二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 李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参谋长。 〔3〕周泽昭，当时任北京医院院长。 246 1 9 5 4年6月 6月 7日下午，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 刘少奇、 朱德、 陈云、邓小平、伍修权、杨尚昆出席。 同日审阅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稿，批示：“刘少奇、邓子恢同志：在第三页上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在第三页上改写两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就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在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但要发挥这种增产潜在力，靠小农经济是有限的，靠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是工业发展以后的远景， 在最近几年之内必须依靠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各种可能的技术改革。” 6月 8日晚上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 陈毅、邓子恢、习仲勋、陈伯达出席。 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 6月 9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座谈会。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邓子恢、习仲勋、刘澜涛、林枫、李维汉和党外人士宋庆龄、李济深、 张澜、程潜、张治中、邵力

6月 11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列席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关于宪法起草工作经过的报告》。在齐燕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全文后，毛泽东同与会委员共同讨论修改了部分具体条文，并对委员们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他说：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七个月。最初第一个稿子是在去年十一、十二月间，那是陈伯达同志一个人写的。第二次稿，是在西湖两个月，那是一个小组。第三次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 〔1〕 罗隆基， 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 政务院政务委员、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5月又任森林工业部部长。高崇民， 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东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2〕许德珩，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主席。

6月 12日下午，同陈正人谈话。 6月 13日阅彭德怀本日关于报送金日成、彭德怀准备向部队发布的停战命令稿的报告，批示 ：“请周审改，再退我。” 同日晚七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的秦基伟〔3〕。毛泽东说：你们在上甘岭打得好，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国的钢铁还要硬。 这奇迹是你们创造的。朝鲜战争是要停下来的，所以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边防线长， 还有残匪在境外活动，斗争情况复杂。你年轻力壮，到任后要多下去熟悉地形、了解部属，把边防建设好，把大门守好。 同日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 彭真、王稼祥开会。 6月 13日一 8月 13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方面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党纠正财经工作中的缺点、 错误的机会，在会内会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一段时间里，讨论和批评新税制成为会议的中 〔1〕陈希云，当时任中共粮食部党组书记、粮食部副部长。 〔2〕李哲人，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3〕秦基伟，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 兵团第15 军军长。 114 1 9 5 3年6月心问题。中共中央纠正了在高、饶影响下出现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会议取得预期的效果。 6月 14日阅陈叔通、黄炎培六月十二日的来信〔1〕，黄炎培十三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以及中国民主建国会十二日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的座谈会情况的通讯〔2〕 和十三日关于私营工商界现存问题和解决办法的建议，批示:“周总理、李维汉同志：此两信及两附件可一阅，并可登入 〔1〕陈叔通、黄炎培的信中说：最近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召开了北京、 天津等 12 个城市的工商问题座谈会， 提出了一些建议， 包括加工订货、 收购包销问题， 劳资问题，小工业及手工业问题，税务问题，均巳送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家一致认为，由于中央及各级工商联合会、各地民主建国会和中央及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不够， 问题是不可能一次就彻底解决的， 新问题还会发生， 最好中央及大中小城市经常举行不定期座谈，以协商方式交换意见。各地有这样做的，效果都很好。因此建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指示各地工商行政部门及有关各方面参照执行。 〔2〕指中国民主建国会1953年6月12日座谈会通讯中记述的由黄炎培根据会上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归纳的几点看法。（一）由于朝中方面的重大努力，以我方建议为基础的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终于签订了，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 （二）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及现巳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是“严明界限， 分清敌我”这一正确的政策在国内外贯彻执行的结果。今后，我们要从现在的胜利走上更大的胜利，就必须人人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坚持这一政策。（三）我们应该把抗美援朝的革命精神贯彻到我们国家建设的所有工作环节中去，在工商业界，就应该更加提高经营积极性，克服困难，改进业务，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以期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加速完成。（四）在国际情况新的变化之下，不论商业、工业和一切私营企业，必须严肃地遵守国家法令，警惕“五毒”，根据国家经济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作用。（五）必须加强学习，学习时事，学习政策法令，民建会员尤须以正确的行动来加强在工商业者中的骨干作用。 1 9 5 3年6月 115 《零讯》。这是资方集中表示意见的一次，大都是应当注意解决的。”本日，复信陈叔通、黄炎培：“六月十二日惠书及附件收到，甚谢。此事，现正研究中，大约可以获得若干解决方案。” 又复信黄炎培：“六月十三日惠书及附件收到，甚谢。民建会通知所述各点，是适当的。私营企业问题已交财委研究。” 6月 15日晨四时，就朝鲜停战协定草案有关条款的修改问题，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关于军分线问题，应以十五日二十四时的时间为划线的最后根据，因此在十五日会上可将十四日没有变动的各点定下来，而在十六日会上将十五日的情况定下来。” 同日审阅李维汉的报告《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2〕，将标题中的“改组”改为“改造”，并在封面上写了一个讲话提纲：“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者管着后者。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 （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个报告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 1953年 5月向中央报送的《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 1 9 5 3年6月 116 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对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谈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基本内容及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方法时，他说：过渡时期的时间多长？考虑来考虑去，讲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总路线和总任务包括两部分性质：（一）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要超过农业。（二）社会主义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批评 “左”、右两种倾向时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 倾或右倾的错误。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毛泽东批评了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确保私有财产”这三个提法。他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不是说到第十六个年头上突然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根据过去四年的经验，资本主义企业中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不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十五年原封不动，不要总把资本主义经济看成一块铁板，看成是不变化的。在谈到对私营企业的政策时，他说：“有所不同，一视同仁”， 这是把公私企业拿来相比较。有所不同，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领导者，二个是被领导者，因此，在对它们的政策方面也有所不同。 1 9 5 3年6月 117 一视同仁，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核算、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等方面，公私企业大体上相同，总目标是增产节约，减少成本。 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因为所有权的关系，不能讲完全相同，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数量不可忽视，其作用是不小的。它有工人和店员三百八十万，而国营企业也只有工人和店员四百二十万，超过它不多。资本主义企业数量很多，目前少不了它，而我们又有办法逐年把它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目前一脚踢开资本主义企业是不行的，我们也没有资格。现在，我们飞机、 坦克、汽车、 拖拉机等都不能造，就想把资本主义企业一脚踢开， 是不对的，不应急躁冒进。统筹兼顾完全必要，以便我们集中主要精力做国营企业的工作，集中力量搞国防，搞重工业。在谈到对资产阶级分子和私营工商业实行改造政策的可能性时，他说： 每个城市要好好做几个大资本家的工作，我自己也在做。几年来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或者说多数，是可以教育的。 他们是民主人士，可以教育。对资本主义工业务改造和商业的改组是不相同的。对私营工业的改造，是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强党支部和工会的工作，加强对资产阶级基本部分的教育。对私营商业的改组，向商业资本家做教育工作是可以的， 但目的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我们把店员接收过来。毛泽东最后说：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这一点已经清清楚楚地给人民看到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比较好些？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技术提高得快， 生产发展得快，又快又好。这说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胜。会议基本同意李维汉的报告，委托他根据会上的发言，对报告加以补充和修改，提交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讨论。 6月 16日晨四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18 1 9 5 3年6月指出：“关于军事分界线，已定以十五日二十四点的情况为最后根据，不再改变。在这个时间以后的任何发展均不再提出修改。 望根据这个原则与志司通电话，就来电所提交换各点求一决定办法，不再更改。” 6月 17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议程有十八项。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习仲勋关于开展上海天主教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目前对天主教的工作， 可不提“三自革新”〔1〕口号，只提爱国运动。会议责成由萧华召集军委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内务部及东北、华北和华东各一人开会，研究改进康复医院工作问题，并起草一指示交中央批准〔2〕。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高岗、林伯渠、 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薄一波、邓子恢、 黄克诚、习仲勋、刘澜涛、胡乔木、杨尚昆、萧华、刘景范出席会议。 同日致电金日成〔3〕 。鉴于停战协定即将签字，就有关停战事务问题需早作准备，提出具体建议。 6月 18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商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问题和鉴于李承晚政府破坏战俘协议决定在朝鲜停战前再给予南朝鲜军队以军事打击问题。十九日上午，彭德怀离开北京赴朝鲜，准备参加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 〔1〕“三自革新”，1950年7月和11月，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的爱国人士分别发表宣言，谴责美国侵略朝鲜的罪恶行径，号召全国基督教、天主教教徒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摆脱外国教会控制，建立中国人民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这个主张得到了广大教徒的广泛响应。 〔2〕195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进康复医院工作的指示》。 〔3〕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 9 5 3年6月 119 6月 19日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美军总部明知故犯地纵容李承晚破坏战俘协议〔2〕，引起全世界严重注意和纷纷责难。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的压力，使类此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安子文关于全国编制问题的报告和薄一波提出的关于粮食收购办法草案、关于粮食计划供应办法草案、关于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办法草案、关于粮食节约办法草案。 6月 21日复电彭德怀：“六月二十日二十二时电〔3〕悉。 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6月 22日阅卫士张仙朋回乡探亲后于五月七日写的山东省福山县宫家岛、调查报告〔4〕，批示：“写得还好。文字应通俗些。要研究社会情况，学得经验。” 6月 23日复信毛泽连〔5〕 ：“五月八日的信收到。你的眼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李承晚，当时任韩国总统。1953年6月16日，李承晚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6月18日，韩国政府和军队破坏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协议，胁迫占全部不拟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总数一半以上的两万五千人离开战俘营，加以扣留。至6月底，共强迫扣留朝鲜人民军战俘两万七千余人。 〔3〕彭德怀电报中说：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15000 人。 〔4〕 毛泽东曾指示他的卫士们回乡探亲时每人都要写一份探家报告， 并亲自进行批改。 〔5〕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 120 1 9 5 3年6月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治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 6月 24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议程有十五项。会议讨论并批准周恩来六月十三日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程序、统一管理专家工作及文教政法系统增聘专家等问题的报告；讨论并基本上批准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护林运动的指示（草稿）和林业部党组关于私有林区木材经营管理方针、政策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高岗、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薄一波、邓子恢、习仲勋、刘澜涛、杨尚昆、安子文、萧向荣等出席会议。 6月 26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邓子恢关于治理黄河的意见和王化云关于根治黄河与防洪措施的意见，听取并批准李富春《关于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山东省关于山东政权机构编制情况的报告，批准成立马列学院管理委员会，由饶漱石、 胡乔木、安子文、陈伯达、凯丰、侯维煜、胡绳〔1〕等组成， 胡乔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出席会议，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 陈伯达、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马明方〔2〕、潘复生、李葆华〔3〕、向明列席会议。 〔1〕侯维煜，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马列学院一部主任。1955年1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2〕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56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 〔3〕李葆华，当时任中共水利部党组书记、水利部副部长。 1 9 5 3年6月 121 6月 28日晨，阅胡乔木六月二十七日对《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二改稿）》的意见给毛泽东、 周恩来的信。毛泽东在信上写了准备在六月二十九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一)现在的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二）对于党和工人阶级仍以国民党时代的态度对付资本主义企业的批判。（三）对于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解释。在此原则下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的解释。 (四）排挤应改为逐步消灭。（五）对于商业劳资的安排。（六） 改为中国共产党第某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草案，加以修改。（七） 集中于党中央及各级党委，日常工作委托统战部。（八）修改过去法令，创制一些法令。工人提高政治水平问题。第六种经济形态。还有相当力量，应警惕。”同时，审阅修改《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二改稿）》，将“二改稿” 改为“修改稿”，并加写题下说明：“一九五三年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先在党刊上登载，交各级党委讨论，俟收集意见， 准备提交将来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或其他适当的会议上去讨论和决定。其中有许多当前要争取时机迅速解决的问题应予即行解决，要做的工作应即动手去做。”晨四时，批示杨尚昆：“此件及附件印发上次参加讨论此问题的各同志，并列入星期一的议程。印件应于今日下午送到各人手里，并通知他们阅读。” 6月 29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修改稿）》。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他说：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七月要搞出几个具体文件，包括法令。文件的作用很大，很有必要。主要问题是方针、路线，方针、路线不搞清楚， 具体办法也会不行。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苏联和东欧新 122 1 9 5 3年6月民主主义国家的不同，是从历史不同来的，他们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没有理由没收他们的企业。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资产，也分两种处理办法，对英国、美国、法国的是征用，所有权没有转变。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有多种形式。“五反”前，没有来得及搞。“五反”后，阶级关系起了很大变化， 所以我们有可能经过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并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文件， 要有一个地方，批评错误的看法，例如认为党和工人阶级仍应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企业。其实，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我们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即有改变。 现在已经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我们的同志还把它们看成是同国民党统治下一样的，把它们搞垮完事，不采取积极态度。 要写一段来批评党和工人阶级中的这种思想。 “有所不同， 一视同仁”的原则要加以解释， 哪几点相同， 哪几点大体相同， 不能完全一视同仁。在这个原则下，再解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国营为主，兼顾其他。对资本家不取消公民权， 消费财产不交出，现在给利，将来给工作。虽然要警惕，但我们不要怕它。最麻烦的是农民，汪洋大海。商业的排挤，改为排除或消灭。商业资本家转业，资本很少的当工人，有资本的联合起来搞工业，劳动者给以安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领导，集中于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因为政策性太强。日常工作交给统战部。会议决定： （一）由李维汉、许涤新、 1 9 5 3年6月 123 胡乔木、陈伯达、李立三〔1〕等根据会议意见，对修改稿再加以修改，写成《中共中央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决议（草案）》，经此次财经会议讨论后，再加修改，然后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讨论，俟收集意见再加修改后，准备提交将来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其他适当的会议去讨论和决定。（二) 李维汉报告中提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现存的问题中，有许多当前要争取时机迅速解决的问题，应予即行解决，要做的工作应即动手去做。会议决定决议草案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个决议草案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 林伯渠、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邓子恢、曾山、李立三、习仲勋、刘澜涛、陈伯达、程子华、宋任穷〔2〕、杨尚昆、 胡乔木、李维汉、赖若愚、许涤新、陈希云、陈丕显、陶铸、王任重、李雪峰、何伟、王恩茂、李井泉、曹荻秋〔3〕、乌 〔1〕李立三，当时任劳动部部长。1955年1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

6月 13日上午，约李济深、程潜、邵力子谈话，并看电影， 共进午餐。 6月 13日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同日审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积极争取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緬甸签订双边或多边的互不侵犯条约问题给周恩来的 〔1〕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 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第16 款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 250 1 9 5 4年6月电报稿，批示：“刘、朱、陈阅，尚昆办。”十七日，周恩来复电中央，赞成中央的意见。 6月 14日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邓小平、邓子恢、陈伯达、 李维汉、习仲勋、田家英出席。 同日下午五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 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黄炎培、张难先、马叙伦、乌兰夫、何香凝、 陈叔通、赛福鼎〔1〕、程潜、傅作义、章伯钧、朱学范〔2〕、 陈嘉庚、章蕴、张治中、胡耀邦、李四光、陈其尤〔3〕、许德珩等二十一人发言，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免法草案》的决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 他说： 我们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个 〔1〕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四书记 (1955年10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三书记兼自治区区委党校校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 10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省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朱学范，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邮电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1954年12月又任全国政协常委。 〔3〕李四光，地质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陈其尤，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6月 15日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十六国共同宣言》，否认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必要。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被迫结束。 6月 16日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开会。 同日下午五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财政部部长邓小平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讨论一九五四年国秦预算。 6月 17日下午四时，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开会。 同日下午五时，继续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 同日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全力保证实现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批示：“送人民日报邓拓〔1〕同志，此件已阅，可用。” 这篇社论在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 6月 19日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 陈云、邓小平、陈毅、刘伯承、邓子恢、林枫开会。 同日下午五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说明，讨论并通过《关于撤销大区 〔1〕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会长。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6月 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在日内瓦会议有进展并可能在七月达成停战协议的情况下，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以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即保持现在的规模似较适宜。前些日子韦国清同志电告越军作了一个新部署，准备在七月内把战争规模略为扩大。我们认为可以照韦电增加一部分军队于红河三角洲区域，以威胁法国人，但七月不要大打。何时可以大打，应完全依日内瓦会议情况作决定。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与胡、武 〔1〕、韦三同志酌定。”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 章汉夫〔2〕开会。 6月 21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致周恩来并告袁仲贤〔3〕的电报稿。电报提出：你访印后是否访缅的问题需加考虑。此次接受尼赫鲁 〔4〕 的邀请， 在日内瓦返国途中访印。 尼赫鲁或吴努 〔5〕 本人，可能提出访緬的邀请，届时如何答复似需考虑。又如由印返国，航线尚待安排，如必须一停，是否可能在仰光停落，并在停留时间内，顺便拜访吴努一下。有无此种必要，请将你的意见告知。毛泽东在电报末尾加写一段话：“此外尼赫鲁向袁大 〔1〕胡，指胡志明。武，指武元甲，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部长、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2〕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3〕袁仲贤，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4〕尼赫鲁，当时任印度国大党主席、印度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5〕吴努，当时任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缅甸政府总理。 254 1 9 5 4年6月使询问你访印时间，我们认为如有必要，可在印度多停留一二日， 由你临时酌定。又尼赫鲁似希望你到新德里某名胜地点一游，亦可由你临时酌定。” 6月 22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章汉夫开会。 6月 24日审阅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的电报稿。毛泽东对电报稿作了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点标明）：“你访问印度的消息和具体安排均已公开，此间有同志建议由印度飞广州的安全问题，即台湾敌人是否有袭击的可能，值得考虑。如果由印度直飞广州不能很好保证安全，则只好改为由印度再飞内瓦，访问东德后经莫斯科回国（与越南同志的会见则改在北京举行） 。此种顾虑是否合理，或者将到达广东附近的时间放在黄昏或晚上使敌机难于袭击，你意如何请考虑电告。”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周恩来访问印度，于二十八日代表中国政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 并强调也应成为指导中印两国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原则。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周恩来访问緬甸，于二十九日代表中国政府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二十九日晚，周恩来离仰光经香港回国。三十日上午，乘飞机安全到达广州。 毛泽东起床后， 机要秘书当即向他报告。 同日复信毛泽荣：“你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江青病况略有进步，她对你的关怀，甚为感谢。孩子们都好。你们都好吗？” 6月 25日下午，同林枫、凯丰谈话。 6月 26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开会。

6月 29日一 7月 2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有关问题。二十九日、三十日，陈云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

7月 1日阅《政法研究》编辑部编译的《苏联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一文，批送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维汉、彭真：“此件值得看一下。”又批示：“送田家英同志阅，退毛。” 7月 5日晚上，召集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杨尚昆开会。 7月 6日阅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六月三十日关于党外人士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批示：“李维汉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委统战部（除华东）仿照办理。”华东局统战部的报告，汇报了座谈会讨论关于公布宪法草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大行政区等问题的情况。 同日阅中共西藏工委七月五日关于西藏地方政府提出减裁藏军问题给中央弁军委的报告，批示杨尚昆：“这类问题应由统战部拟处，是属于政治性质的，军委不好处理。” 同日周恩来七月三日至五日在广西柳州同胡志明就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等举行会谈后，于本日回到北京。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 陈云、邓小平开会， 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 7月 7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緬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 256 1 9 5 4年7月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 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 它就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当局）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局势很有希望。 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艮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比如丘吉尔在华盛顿同美国谈判，他们发表联合宣言，写了六条，就不能不写那个第一、第二条〔1〕，这两条就是说要跟我们拉手。这是艾森豪威尔答应了要拉手。对什么国家、 在什么条件下拉手，他们说什么要有确实的保障， 有很好的行动。 我们有五项原则，那不是很好的保障吗？我们参加日内瓦会议不是很好的行动吗？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 〔1〕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4年6月29日在华盛顿发表的联合宣言的第1 条说：“我们将本着亲密友爱的精神继续共同努力， 在我们重新肯定下来的大西洋宪章原则的基础上，谋求世界和平。”第2 条说：“我们共同地并各个地继续向任何和一切以庄严的保证和切实的行动表明它们希望参加一个公正和公平的和平的国家伸出友谊之手。”

7月 8日下午，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七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比过去几年中间，在外交方面开始有了改变 ——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二）开始建立东 〔1〕1954年12月2日， 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 同台湾当局签署了 《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 “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认定的“其他领土”。1955年3月3日条约生效。1978年 12月15日，美国政府就美中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 美台 《共同防御条约》 将予以终止。1980年1月1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258 1 9 5 4年7月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助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八）国内统一战线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十）增强警惕— 敌人要破坏与分裂我们国内联盟和同苏新国家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护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7月 9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传达的内容主要是：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 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把中医提得过高也是不正确的。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在医学上， 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 也不过百把年。当然， 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

7月 10日关于在苏联援助下建设远程轰炸机部队问题，致信彭德怀：“此件经中央讨论，认为应采积极方针，分为四年建设远程轰炸机部队四个师（120 架） ，外汇方面，已交周总理便道与苏方商量可否借款问题，俟得结果再行决定。” 7月 13日、14日、16日三天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7月 18日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 朱德、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7月 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在日内瓦的周恩来的复电： “（一）各件均悉，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二）望在与梅农〔1〕 接触时探讨我们与泰国的关系是否有改善的可能。泰国是否愿意和我国外交人员（袁仲贤或姚仲明〔2〕）作一些个人接触。泰国是接受美援国家，最近銮披汶〔3〕有愿让美国在泰建立军事基地 〔1〕梅农，当时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 〔2〕姚仲明，当时任中国驻缅甸大使。 〔3〕銮披汶，当时任泰国政府总理。 260 1 9 5 4年7月的表示，但似尚未实行建立。泰国与我国是紧邻， 惧怕我军南下， 又有数百万华侨，因此似乎不会完全拒绝与我外交人员进行某些接触。但要进行此事，宜由印度居间。”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会后同谭震林谈话。 7月 20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7月 21日日内瓦会议通过《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二十三日，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闭幕。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日内瓦。 7月 22日下午，同朱德谈话。 7月 23日致电胡志明，祝贺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和政治问题达成协议。贺电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 代表着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英勇斗争并已取得辉煌胜利的越南人民的和平愿望，努力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终于达成协议， 这是越南人民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有助于促进亚洲的集体和平与安全，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全中国的人民将与越南人民一道为保证与争取协议的彻底实现，为维护和巩固亚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努力。” 同日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关于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注意事项的指示稿，批示：“刘、陈、邓阅，退彭〔1〕 。”指示稿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领海与公海之规定，共两条。第二部分为维护我领海领空主权及进入公海应注意事项，共五条。毛泽东对第二部分中的三段文字作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 “当我海空军巡逻公海或直接护航的时候， 对一切外国的飞机军舰均不得攻击。只有在经查明确认是国民 〔1〕彭，指彭德怀。

7月 24日审阅华东海军司令部七月二十一日关于攻击大陈港敌舰方案给海军司令部的电报，批示彭德怀、黄克诚：“请考虑是否须调华东军区，福建、浙江、上海三军区的负责人各一人来京讨论此问题。此电内所提三十天准备时间是必要的，必要时还可延长至四十天。” 〔1〕黎锦熙，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 〔2〕李敏、李讷，毛泽东的女儿。 262 1 9 5 4年7月同日晚上，召集刘少奇、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7月 25日审阅修改章汉夫关于七月二十三日英国运输机被击落事件的新闻稿和复英国代办杜维廉的照会稿，批示：“少奇同志：请你召集陈、彭、邓及章汉夫在你处一谈这两文件，考虑其措词是否适当。两件我均作一些修改，请你们再加斟酌。复英照会原稿第二段，措词极不适当，故作了修改。复英照会，以二十六日交出并广播二十七日登报为适宜。”毛泽东将照会稿中的一段话改写为（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据我军事机关收到来自海南岛方面的报告：七月二十三日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巡逻飞机在海南岛榆林港上空执行巡逻任务之际，曾经与一家蒋匪帮的飞机在该地上空遭遇，发生战斗等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得此消息后，即兴多方面调查，始知该项飞机，实系英国所有的运输机，被我巡逻飞机误认为国民党匪帮飞机侵袭我榆林港军事基地者。发生此项不幸事件，实完全出于意外。”二十六日，章汉夫将照会交英国代办杜威廉。 同日复信许志行〔1〕：“三月的信，早已收到，迟复为歉。 知你仍在做教育工作，甚为高兴。” 7月 26日乘专列从北京到北戴河，住一号楼。 7月 27日中共中央致电在波兰访问的周恩来〔2〕 。关于当前国际局势，电报指出：“中央最近研究了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 认为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后，美国不会甘心于日内瓦会议的失败，必将继续执行其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地从英法手中夺得更多的势力范围、扩大军事基地、准备战争和敌视我国的政 〔1〕许志行，当时在上海市格致中学任教。1919年冬在武汉同毛泽东相识，1926年曾应毛泽东之邀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2〕这个电报，是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起草的。

7月 29日晨七时，在北戴河一号楼会见陈叔通、邵力子。 上午八时，同邓小平谈话。晚上，召集刘少奇、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7月 31日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四年第十七期刊登的 《苏联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的某些偏向》一文， 批示：“陈云、彭真、李富春、陈伯达、田家英诸同志阅，并留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彭、董诸同志阅后，退江青。 此件值得一看，请少奇同志考虑是否转发地委以上各级党委。” 该文介绍了苏联报刊批评思想文化战线上对于历史遗产和现代外国科学技术成就持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 。这种错误首先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哲学持一概否定的态度，同时还表

7月下旬或 8月上旬对文运昌来信开列的要求安排文家十五人在北京工作或上学的名单，作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文运昌这封信是七月二十日写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请他设法安排这十五人的事。田家英将文运昌的信转报毛泽东。

8月 1日致信国营三〇二厂全体职工： “七月二十六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架雅克十八型飞机成功的胜利。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8月 3日审阅彭德怀七月二十八日关于最近几年部队存在的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少奇同志：此件似应在中央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一）关于在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若干个人享乐、腐化堕落的恶劣现象和严重的失密事件，必须开展适当的斗争和严格执行纪律，由军委在一九五四年冬或一九五五年春召开一次解放军全军党代表会议，提出讨论并作出决定；（二）关于兵员的问题和下级干部的婚姻问题，待中央讨论兵役法时再行讨论。 8月 4日上午，同彭真谈话 266 1 9 5 4年8月 8月 5日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周恩来、朱德、陈云、 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开会。 8月 6日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八月四日关于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提请全国人大给予毛泽东最高荣誉勋章的提案的请示报告，批示：“邓小平同志：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同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南分局的复电：“广东省代表提出给予毛主席以最高勋章事，因我国尚无勋章制度，对毛主席的尊敬亦非给勋章所能完全表达，故以说服提案人，撤回此项提议为好。” 同日阅一份关于美国加紧拼凑东南亚防务集团的材料，批示：“周总理阅。你的报告和各党派联合声明，均应就此问题加以批评。”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作外交报告，谴责美国组织所谓东南亚防务集团，破坏日内瓦会议协议，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行径。二十二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表《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再次谴责美国拼凑东南亚防务集团。 8月 7日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周恩来、朱德、陈云、 邓小平、王稼祥开会。 8月 8日审阅彭德怀八月五日报送的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的报告，批示彭德怀、黄克诚：“此件经中央各同志看过，认为可行，望照办。”报告中提出：其中开始行动〔1〕的时间，原拟于八月十日前后开始，经讨论后，为了各地更加充分准备，便于战斗开始后进行连续打击，故将开始时间改为九月一 〔1〕指炮击金门。这一行动后推迟至9月。1954年9月3日、22日，人民解放军分两次开始连续多日炮击金门，表达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干涉、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

8月 9日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 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李维汉和十五位民主人士开会。 8月 10日审阅修改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下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等五个组织条例草案〔1〕请各省市自治区组织本地区代表阅读和讨论的通知稿，批示杨尚昆即办。 8月上旬阅海军党委七月三十日关于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加强对敌斗争和解放台湾问题指示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 刘、周、朱、陈、邓同志阅，退黄克诚。”海军党委的报告说: 萧副主任〔2〕在毛月二十八日总政部务会议上传达毛主席关于加强对敌斗争和准备解放台湾的指示，我们在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召幵党委会，由苏振华同志作了传达，并进行了讨论。一致认识到今后进一步加强海上斗争和解放台湾战争的长期性，进一步明确了边打边建的方针，特别是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建设海军， 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同时也是艰巨的任务。拟作专门研究，提出一个计划报中央、军委，以加强海上战斗力量， 进一步展开海上对敌斗争。 〔1〕其他4 个组织条例草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条例（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 〔2〕指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箫华。 268 1 9 5 4年8月 8月 11日下午三时，出席在北戴河中直礼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批准周恩来的外交报告，通过关于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讲话， 指出：解放台湾，这个方针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它是早已就提出过了。现在把它提出来，是为了强调它。从前在抗美援朝的时候， 我们讲过边打边建，现在还是边打边建，在现在更应该是建。解放台湾的时间也不会很短。要知道，蒋介石有两种。一种是过去在大陆上的蒋介石，一种是在水里的蒋介石。过去在没有水的地方打仗，我们有经验，但是在水里打仗的经验就缺乏了。我们不应该轻视现在的蒋介石。我们要搞海军、陆军。台湾能不能收复？ 我想是能够收复的。海、空两军搞强大起来了，就能够收复台湾。 这里面有军事工作、外交工作、 宣传工作、 政治工作。政治工作， 主要是讲团结，特别是沿海各省的团结。 宣传也是件很大的工作， 各民主党派都要做。同时，收复台湾也是个经济工作，如修建铁路，现在福建的经济和对国外的通商，因为有蒋介石，是个很大的障碍。这次政府委员会开会以后还要召集一个政协常委扩大会议，有各大城市的人参加，在那个会上通过一个联合宣言。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很复杂的，是个艰巨的工作。我们是可以收复台湾的，因为台湾是我们的， 美国在这个冋题上是最孤立的。 8月 13日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五月十一日关于答复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来信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陆定一 〔1〕同志：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 〔1〕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

8月 9日晨，批示机要秘书高智：“高智用电话通知：请周、 朱、陈、小平四位同志，今日下午五时以前及下午七时以后，看少奇冋志宪法报告的头两章，以便晚上十一时左右，和少奇、伯达一起，到我处谈一下这两章中的有些问题。”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并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开会，讨论刘少奇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稿。

8月 16日游览山海关。 8月 17日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罗瑞卿、杨尚昆开会。 8月 20日由北戴河回到北京。 夏在北戴河作《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8月 21日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同日阅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八月十九日关于美国海军在华东沿海活动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陈、邓、彭〔1〕 阅。此情况值得注意。” 、 同日阅中央军委防空司令部八月二十日关于美国空军在大陈岛地区活动情况及我国飞机起飞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 陈、邓阅后，送彭德怀、黄克诚同志：请注意，需确实查清没有美舰美机的时机，方可对上下大陈进行攻击，否则不要攻击。”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陆定一、杨尚昆、李维汉、习仲勋出席。 8月 22日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前广场接见出席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和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刘英源、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刘世梅、北京市农业劳动模范殷维臣、作家舒舍予（老舍）、数学家华罗庚、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乐松生等握手。 8月 24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 〔1〕彭，指彭德怀。

8月 24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和一九五四年财政预算问题。 同日复信陈叔通：“八月十七日大示敬悉。尊见甚好，谨致谢意。” 8月 25日晚上，同刘少奇谈话。 8月 26日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1〕的训词。训词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 〔1〕这个学院于1953年9月1日在哈尔滨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 1 9 5 3年8月 155 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在你们的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 同日上午，同彭真谈话。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纺织工业部工作。 8月 27日阅中共陕西省委八月二十二日关于传达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精神给马文瑞并西北局的请示报告，批送刘少奇考虑此件可否转发各地参考。三十日，审阅刘少奇起草的中央为转发陕西省委的请示报告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加写一段话：“中央八月二十八日紧急指示中曾规定关于全国财经会议的传达，时间要短，三天至五天就够，至于详细讨论及检讨本地财经工作，应在春节前后去做。所谓春节前后，时间是很宽裕的、各地可以自行规定适当时间，以不妨碍今年工作为原则。” 同日复信邹普勋〔1〕： “前后数信，均已收到。托件办妥， 甚慰。你的病宜静养，不宜劳作，望加注意。致李漱清、毛禹居 〔2〕两位的信，烦便时转交为盼! ”毛泽东复李漱清的信如下:“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乡间情形，便时尚希告我一二。 并望保重身体。”毛泽东致毛宇居的信如下：“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尊恙已愈，甚慰，尚祈注意珍摄。乡间生产、贸易、 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 同日晚上，同薄一波谈话。薄一波谈他犯错误后要求到地 〔1〕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 〔2〕毛禹居，即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教师。 156 1 9 5 3年8月方工作的想法。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是努力工作的，但近半年来工作上出了问题，你是有责任的。这次大家对你批评这么多，你一定不满意，心想为什么把问题都推到我身上？不要不满意。好好想想，就可以想通的。中央还需要你工作。薄一波谈到现在有点抬不起头，在中央不好干工作。毛泽东说：不要再这样讲了， 你还要在中央做工作。你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你现在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换空气，看看光明前景。谈话于次日晨三时结束。 8月 28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人、 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稿，在指示稿末尾加写一段话：“中央各部委党组与各级党委， 收到本指示后， 望在十天内传达到各有关系统一切适当单位的负责同志，使他们一体知晓坚决执行，并望从九月十五日起每半月将执行情况扼要上报中央一次，今年共须有七次报告。”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一九五四年财政收支预算数字和收购棉花的地区差价问题。 8月 31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8月 25日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8月 26日复信熊子容〔1〕： “七月三十日的信收到。进步甚慰。当选为人民代表，可为祝贺。工作问题，似以仍在原地为宜，易地则了解你的人可能不如原地多。” 8月下旬审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修改稿）》，批示：“‘条例’似宜均改称‘法’。”九月二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正式颁布。 8月 28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8月 31日上午，同董必武、徐以新〔2〕谈话。晚上，同刘少奇谈话。

9月 1日致电金日成并告李克农、彭德怀〔1〕并俘管处， 指出：目前拘留中的细菌战俘经审问属实者共二十五名。为在俘虏问题上取得主动起见，经再三研究，已决定将他们全部在九月五日遣返。但因美帝进行细菌战事属众所周知，我们并曾发表美俘供词加以证明，目前对此事应有一个交代。因此，我们准备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崔宗学名义公布一项赦免命令，由俘管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 9 5 3年9月 157 处请一当地朝鲜负责同志，如内务署长对上述二十五人个别宣布， 并于九月五日在俘虏已交对方之后即予广播。如您同意命令内容， 请即电碧潼俘管处及开城立即加以宣布，并随即将各俘送去开城。 三日，崔庸健复电毛泽东，同意关于释放细菌战俘的电文内容并在进行布置。 9月 2日和周恩来致电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报说：“当此抗日战争胜利的第八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武装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艰苦战争中以及在最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自始至终获得了苏联人民的支持和援助。 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因为苏联武装部队的参战，和中国人民一起，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与苏联牢不可破的友谊已经并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伟大的友谊现在已成为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坚强保证。 在这里， 我们还要提到的， 就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乃是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和走上有计划建设道路的重要因素。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 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幵始和缓，同时，也将有助于日本人民要求与远东各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努力，以便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再起。” 同日上午，同习仲勋、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谈话。 同日下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高岗、邓小平开会。 9月 3日下午，同陈正人谈话。 9月 4日审阅修改陈云准备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的报告要点稿。在报告要点稿关于财政预算方面的错误、缺点的一段文 158 1 9 5 3年9月字上方，批写：“预算的收支基本仍是正确的。”在关于修正税制办法中的错误一项的上方，批写：“政策与任务必须一致，此点继续执行不变。”在“目前的重点是只能放在国家工业建设， 只有走这条路，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会更快些”一句后，加写： “但是所谓工业为重点， 并不是说对目前的民生不加照顾，相反， 是应当照顾的。”在“这并不是否认目前存在着的中国资产阶级有他们自己一套的资产阶级思想” 一句后，加写：“有什么阶级存在， 就有什么阶级的思想。 ”在报告要点稿的末尾加写：“我们的一切工作，围绕一个总目的，这就是要达到：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正确地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 内外交流的政策过程中，稳步地完成过渡时期建设和改造我们国家的伟大任务，即是说，我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须要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只要我们大家了解，做法适当，我们是有信心逐步地完成这个任务的。”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二十多个文件。 9月 5日上午，会见易礼容〔1〕。 9月 6日审阅周恩来转报的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关于日本日中友好协会拟派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观礼和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拟派议员贸易代表团来华访问问 〔1〕易礼容，当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劳保部部长。 1 9 5 3年9月 159 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对平冢〔1〕复函宜说：（一）欢迎他们来访；（二）我们政协亦拟派代表团在适当时机访日；（三) 如他们同意上项建议，则他们的代表团即可于九月下旬来华。而不说‘不予同意’的话〔2〕。”又批示：“周再阅，即退稼祥速办。”九月三十日，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持日本外务省首次签发的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通商考察” 的护照到达北京。 同日下午，同周恩来、李富春、李维汉谈话。 9月 7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部分人士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章伯钧、程潜、章乃器〔3〕、盛丕华谈话，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参加。毛泽东系统说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方法、时间和利润分配等。所写谈话要点全文如下：“（一）过去三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 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二）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1〕平冢，指平冢常次郎，当时任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理事长。 〔2〕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在请示报告中说：今年3月26日，南汉宸曾函复平冢常次郎，日本议员代表团与中国政协代表团双方同时互派为原则。平冢这次（8月8日）来信要求先派其议员代表团于9月20日左右来我国，与此原则不符。经会议讨论，拟对此要求不予同意，并决定复函重申“同时互派原则”。 〔3〕程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章乃器，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粮食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160 1 9 5 3年9月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三）《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1〕 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 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四）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五）公私合营、 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六）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 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七）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八）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 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有一个表：所得税百分之三十四点五，福利税百分之十五，公积金百分之三十，资方红利百分之二十点五，总计百分之百。 （九）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 〔1〕《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 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1 9 5 3年9月 161 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十一）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十二）没有所谓‘小五反’，也没有所谓‘突然’，这点应当说清楚。（十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四）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 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十五）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 9月 8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华南分局召开华南区第二次党代表会议的计划和议程的批语稿，在批语稿的“关于各地召开会议以传达中央财经会议的时间安排，中央曾有指示” 一句后， 加写：“惟目前开会在不妨碍今年生产任务的条件下，可以不限于三五天，一星期至两星期是可以的。” 162 1 9 5 3年9月同日复信文涧泉〔1〕 ：“惠书收到。承告乡情，甚谢。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 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 我不便介绍，应另想法。” 同日复信张四维〔2〕 ： “八月十七日的信收到。有成兄病逝，深为悼念。你来京事，今年仍不要来，将来再说吧。” 9月 9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 11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内务部工作。 9月 12日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彭德怀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 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第一，在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人朝鲜人民之手。 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 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 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冋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 〔1〕文涧泉，毛泽东的表兄。 〔2〕张四维，张有成的弟弟，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湖南省盐务运销局工作。 1 9 5 3年9月 163 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 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 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 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第二， 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打仗要用钱，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用钱也不十分多，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当然，能够不打仗，不用这些钱，那就更好，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 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说到“施仁政”， 我们是要施仁政的。 所谓仁政有两种： 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 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 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 164 1 9 5 3年9月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同日晚上，同罗瑞卿、习仲勋、胡乔木、汪东兴〔1〕谈话。 9月 13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约见梁漱溟。 〔2〕 9月 14日中午，约见李烛尘并共进午餐。 同日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陈云作的《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 9月 15日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李富春作的《关 〔1〕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 1955年10月任公安部九局局长（同年12月任副部长）。 〔2〕梁漱溟，无党派民主人士，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关于这次约见的前后经过，梁漱溟在《梁漱溟问答录》一书中有较详细的回忆。 他说：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又列席中央人民政府会议。毛主席即席讲话，他没有点我的名字，却又是明明针对我的发言而发的。我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 一方面出乎意外， 一方面甚感不快。 当晚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 第二天面交毛主席。我在信中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 说这样的话， 是不妥当的。 不仅我本人受屈， 而且会波及他人， 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13日上午，我将信面交毛主席。毛主席约我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 分钟。(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谈话时间，从下午6 时半到7 时45 分，实际为75 分钟——编者注）谈话时间十分匆促。我要求主席解除对我的误会，而主席则坚谓我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巳。我甚感失望，言语间频频冲突，结果是不欢而散。 于与苏联政府商谈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问题的报告》，通过毛泽东给马林科夫的致谢电。致谢电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1 9 5 3年9月 165 一致认为，由于伟大的苏联政府同意在建设和改建中国的九十一个新的企业以及正在建设和改建的五十个企业中给以系统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援助，中国人民将能够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技术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使中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壮大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在商谈过程中，苏联政府根据它三十多年来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对于我国五年计划任务提出了各项原则的和具体的建议。 这些建议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这种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日晚上，约盛丕华、荣毅仁、胡厥文、郭棣活、包达三 〔1〕五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谈话并共进晚餐。毛泽东说：三年来， 政府对私营工商企业做了许多工作，但财委无负责人专管此事， 〔1〕荣毅仁，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胡厥文，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郭棣活，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 上海市侨联主任。包达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现在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 ，组织办公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合得来，可以办好。这 166 1 9 5 3年9月次会议上所谈的，工商界会不会有什么波动？（五人都说不会有波动）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即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 事实上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关于大、中、小企业，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 企业越大越好，还是大的重要。每个企业要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律，降低成本，提高产量， 提高质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了前途。将来要安排人员， 安排就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选举。明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的各种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我过去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命运。”他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革命中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排斥他们。 9月 16日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听取并批准彭真作的《关于政治法律工作的报告》、郭沫若作的《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列席会议。梁漱溟在会上发言，复述他九月十一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发言的内容。 9月 17日下午三时，出席继续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章伯钧、周恩来批评梁漱溟的发言中，毛泽东不断插话，主要内容有：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 1 9 5 3年9月 167 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人民政府能否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 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的意思是 “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 民主党派也有份。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釆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是不采纳的。 9月 18日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问题的说明。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列席会议。梁漱溟在会上作答辩发言。在梁漱溟发言和其他与会人员发言时，毛泽东不断插话。 在梁漱溟发言时，插话说：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 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 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 168 1 9 5 3年9月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在许广平〔1〕 等人发言时，插话说：他（指梁漱溟- --编者注）已经说了，如果不给他充分说话的时间，是不公平的；如果让他充分地讲，他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这个问题是要移交到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去辩论的，去处理的。在陈铭枢〔2〕发言时，插话说： 梁漱溟的问题，还是一个思想改造的问题。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可以把问题搞清楚。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至于对他这个人如何处置，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的意见，不要同张东荪一样处理 ，政协委员还可以做下去。 9月 19日晚上，同彭德

9月 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高岗自杀问题发通报给苏共中央。通报说：“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 〔1〕熊子容，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 〔2〕徐以新，当时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274 1 9 5 4年9月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对于高岗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及另一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向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进行传达，对中国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作适当的通知。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 ，并以书面向苏共中央作如上的通知。” 同日晚上，同陈云谈话。 9月 2日和周恩来致电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庆祝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九周年。电报指出：“美国侵略集团不甘心于它的失败，正在积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策动组织西太平洋和亚洲的战争集团，并加紧指使和帮助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不断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以扩大对远东及世界的战争威胁。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战争政策，一定要解放台湾，以保障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维护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恢复远东各国与日本之间的正常关系，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已成为亚洲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迫

9月 3日下午，同朱德谈话。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9月 4日下午，会见王季范等。 9月 5日晚上，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同日阅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处九月四日转报的日本社会党外交局局长佐多忠隆关于日本记者随日本社会党代表访华问题给张奚若的信，批示：“送周总理酌处。要求派十名记者似可照办。”对来信中“日本社会党代表已经到达了可以访问贵国的阶段”一句，批注：“是否还要增加自由党代表？”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二十四日，由日本社会党、日本自由党等七政党国会议员组成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应邀来中国访问。 9月 6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朱德、 陈云、 邓小平开会。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 李维汉、陈伯达、田家英开会，讨论宪法草案。 9月 7日中午，约见傅作义、张治中、程潜、邓宝珊〔1〕。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朱德、陈云、 彭真、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田家英开会。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并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外交部对驻外使节调整情况的汇报。 9月 8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彭真、邓 〔1〕邓宝珊，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12月任省长）。

9月 10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彭真、邓小平开会。 9月上旬审阅修改九月七日排印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修正稿）》（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

9月 11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前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以及随行的高级僧俗官员林仓活佛、赤江活佛、尕金洛桑尼玛、噶玛巴活佛、 278 1 9 5 4年9月孔管家、阿沛•阿旺晋美、计晋美、德吉才仁〔1〕等，刘少奇、 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李维汉、 汪锋〔2〕、张经武、范明参加。 同日再次修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修正稿）》。将“修正稿”改为“草稿”，并署上刘少奇的名字。将报告稿的第一部分中有关辛亥革命和《临时约法》的局限性的一段话，修改为（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但是当时的革命派是有缺点的。他们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地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 因此他们不能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袁世凯领导的反动派篡夺了国家权力。 ”在报告稿的第二部分中讲到用和平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方，加写两句话：“那种认为我国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了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指资本家一编者注）的政治权利也不会被剥夺。 这和我们对待封建地主阶级的政策是大有区别的。”在讲到有人以“左”的面孔攻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步骤的地方，加写一段话：“他们要我们破裂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立即剥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又嫌我们的农业政策‘太慢了’，他们要我们破裂同农民的联盟。这些难道不是完全的胡说吗？我们如果照这样作，当然只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贼最为高兴。”在报告稿的第三部分讲到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地方，加写：“任何资 〔1〕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6年4月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计晋美，当时任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德吉才仁，达赖喇嘛的母亲。〔2〕汪锋，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11月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9月 12日复电在青岛养病的林彪〔1〕：“来电已悉，同意你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已代你报到并列入大会主席团名单。现在中央正在考虑政府组织和国防委员会与国防部的组织问题，有些问题需要同你商量一下，如果你身体情况许可，希望你能于九月二十日以前回京一行，但仍可不出席大会。是否可能， 请电复。” 同日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会。 9月 13日晨，审阅修改九月十一日排印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批示：“此件送陈伯达同志阅后，送交刘少奇同志：又作了一些修改，请阅酌。拟于晚上谈一下。”在报告稿的第一部分讲到康有为等改良派的变法运动的地方，加写：们虽然是改良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在说明新中国成立五年来的巨大变化的地方，将一句话修改为（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五年来的生活充分证明，由目前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过度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社会 〔2〕，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帝国主义还侵占着台湾，蒋介石集团还盘踞在台湾继续作恶，反动派的复辟仍然是一个实际的危险的地方，加写：“如果有人看轻这种危险，那就犯了错误。”“必须努力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 〔1〕这个电报由邓小平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正式发表时，改为：“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280 1 9 5 4年9月同日下午，接受瑞士新任驻中国公使贝努义递交国书。交谈中，毛泽东提出：我们希望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瑞士委员不要退出。瑞士、瑞典是两个没有经受战争的欧洲国家，应该致力保障和平。我们很希望你们不要退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麻烦是麻烦的，关系有点不好，可以改善。有这样一个组织在那里，对维护和平有好处。贝努义说：由于中国代表团的努力，日内瓦会议以缔结和平而告结束。毛泽东说：这个会议是一个和平的会议。 有人说，中国人口多，因此就要向外面打主意。这是完全不对的。 人多地少，需要向外侵略，这是希特勒曾经用过的理论，日本军阀也用过这种理论。事实上，发展生产就能在国家内部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而且还可以改善人民生活， 不'需要向外面打主意。 战争没有好处，我们也是愿意和平而不愿意战争的。瑞士是个工业国，在社会经济方面你们比我们先进。目前中国能跟外国交换的东西主要是农产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几个五年计划的执行，中国出口的东西就会增加。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开会，讨论刘少奇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稿。 9月 14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幵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 并讲话。毛泽东说：宪法草案有两个地方要修改， 这是代表们提出的意见。一个地方是序言第三段，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面加“第一次会议” 五个字，将“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过去到现在，中国的宪法有九个（草案不在内）：清朝的《宪法大纲》，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 ，曹锟的宪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的宪法，瑞金工农民主中央政府颁布的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这个宪法是“中国第一个宪法”，不妥。说它是

9月 15日一 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9月 15日下午三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毛泽东主持并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 284 1 9 5 4年9月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 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 接着，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9月 16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胡乔木开会。 9月 17日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同日晚八时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九时，同林彪谈话。九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週、来、陈云、 邓小平开会。 9月 18日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同日晚九时四十分，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十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杨尚昆开会。 9月 19日审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准备提交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防委员会成员名单，批示：“照办。即退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在报告中说：我们又开了一次会通过了这个名单。会前恩来同志提出党外加黄琪翔、郑洞国〔1〕两人。黄与陈诚〔2〕有较深的关系，郑是蒋的嫡系。会议中，大家认为必要， 〔1〕黄琪翔，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南行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秘书长。1954年11月又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郑洞国，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水利部参事。 〔2〕陈诚，当时任台湾当局“副总统”。

9月 20日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二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同日晚八时， 同陈伯达、 胡乔木谈话。 八时半，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9月 21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胡乔木开会。 9月 22日晚七时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随后，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9月 23日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 〔1〕李天佑，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司令员。赵寿山， 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司令员。 286 1 9 5 4年9月议听取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并进行讨论。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讨论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人选名单。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 李维汉、乌兰夫和党外人士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李四光、程潜、章伯钧、马叙伦、张治中、 傅作义、龙云出席会议。 9月 24日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9月 25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先后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阿波斯托尔〔1〕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和由柯别茨基〔2〕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刘少奇、 宋庆龄、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邓小平在座。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研究国庆五周年口号等问题。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 9月 26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先后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赫格居斯〔3〕率领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和由博尔茨〔4〕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在座。 同日晚十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 〔1〕阿波斯托尔，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 〔2〕柯别茨基，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 〔3〕赫格居斯，当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匈牙利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农业部部长。 〔4〕博尔茨，当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9月 27日下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选举： 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彭真为秘书长，王昆仑、王维舟、古大存、司徒美堂、吴玉章等六十五人为委员；董必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会议通过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定。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桑布〔2〕率领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 李济深、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在座。 同日审阅修改拟任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准备在国庆节阅兵时的命令稿，批示：“退萧向荣同志办。已加修改。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及彭德怀、邓小平同志已看过。” 同日晚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达米扬诺夫〔3〕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刘少奇、 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陈毅在座。 〔1〕黄明鉴，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宣传部部长。 〔2〕桑布，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 〔3〕 达米扬诺夫， 当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 288 1 9 5 4年9月同日晚十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9月 28日上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一个党的军事委员会，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 陈毅、邓小平、罗荣桓〔1〕 、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同日下午二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彭真、陈叔通在座。 同日下午二时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贝鲁特〔2〕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陈云、李富春、沈雁冰在座。 同日下午三时半，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并通过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 法案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委员。 同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 〔1〕罗荣桓，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1955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 〔2〕贝鲁特，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9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 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为国务院秘书长。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朱德、 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 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于学忠等八十一人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同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什图拉〔1〕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习仲勋、萧华在座。 同日晚上，出席招待前来中国参加国庆五周年活动的各国外宾的酒会，并致祝酒词。酒会结束后，写信给周恩来：“刚才我说的几句话如下，如发表，请照此文句。欢迎各位朋友来到中国！对于各位朋友带来的友谊，我们表示感谢！祝贺各位朋友身体健康！祝贺我们相互间的友谊更加增进！祝贺世界和平更加巩固！” 9月 30日晨，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罗瑞卿开会。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 〔1〕 什图拉，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部长。 290 1 9 5 4年9月活动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1〕等，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等在座。 同日晚七时十五分，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大会。 同日晚十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由乌玛•尼赫鲁〔2〕 率领的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交谈中，乌玛•尼赫鲁说：我到了中国以后，就学习中国的文字。我希望主席能把中国的文字简化一下。毛泽东说：在这一方面，我们的革命还没有完成。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不合理的、复杂的文字加以改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还不如印度。比如你们的铁路比我们多， 你们的纺织业比我们大一倍。这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结果，他们使中国没有工业。乌玛•尼赫鲁说：他们使我们处于饥饿状态， 但是他们又不把我们逼得饿死，因为那样人民就要起来革命。因此，他们使我们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毛泽东说：我们亚洲国家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都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 因此，我们东方国家的人容易互相接近，容易谈得拢。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起来就等于世界人口的一半，我们应当增加相互的接触和来往，不互相损害，而互相帮助。乌玛•尼赫鲁说：我们两国现在正是这样做的。你们的总理到印度，同尼赫鲁总理一起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说：这五项原则应当普遍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五项原则已经是世界闻名了。会见时，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彭真在座。 〔1〕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2〕乌玛•尼赫鲁，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的妻子。当时任印度国会议员。

9月、11月又先后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4〕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当时称为“新三反”。 4 1 9 5 3年1月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现转发你们（原文一万八千字，现压缩为六千字）。中央认为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地暴露党组织中极端严重地危害人民群众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 “我党在‘三反’ 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 但是熟视无睹， 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 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像是不少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 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

10月 1日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 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10月 2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邓小平、陈毅开会。 10月 3日下午，在中南海顾年堂同赫鲁晓夫会谈，中方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陈云、 彭德怀、 邓小平等和苏方布尔加宁、 米高扬〔1〕等参加。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前来中国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各国政府代表团，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作陪。 10月 4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金日成，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在座。 同日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的演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陪同观看。 10月 5日下午二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 同日下午三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会谈，中方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陈云、 彭德怀、 邓小平等和苏方布尔加宁、 米高扬等参加。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 〔1〕布尔加宁，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5年2月任第一副主席）。 292 1 9 5 4年1 0月云、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开会。 10月 6日下午一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彭真、董必武、李先念、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开会。 同日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会谈，中方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和苏方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参加。 10月 7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邓小平、 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黄克诚、萧向荣出席。 同日晚九时，接见印度尼西亚华侨代表张国基〔1〕，廖承志参加。 同日晚十一时许，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10月 8日审阅十月六日彭德怀关于中共中央军委直属各总部称谓问题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 报告说： 军委直属之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等部，原隶属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已撤销，而国防委员会则为咨询机关性质，军委系党的组织，许多问题不能公开署名。为此，昨与刘伯承、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诸同志共同考虑，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等等。毛泽东批示：“退彭德怀同志。中央书记处已批准照此办理。” 〔1〕张国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

10月 9日下午，接见达赖喇嘛。在听取达赖喇嘛的意见后， 毛泽东说：你们希望中央帮助西藏人民提高生活水平，这是从经济上同时也是从政治上代表大多数西藏人民提出的意见。如果说帮助，就要在多少年后使西藏人民在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人口发展上有改进，如果没有改进，就称不上是帮助。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十五分之一到十四分之一 ，汉族十四个人帮少数民族一个人，完全可能，完全应该。将来少数民族也可以帮助汉族，所以是互相帮助。至于如何帮助，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据我们看，这是不能性急的，性急反倒慢了，不性急反倒会快。现在，在西藏上层反对改革的人较多，如果勉强办，你就会孤立。 改革的事，没有多数人赞同是办不通的。要让西藏人看到改革有好处，才肯改革。第一，汉族、藏族要互相了解、信任；第二， 汉族要帮助西藏办一些能办的事，使大家觉得有好处。还要帮助藏族训练干部，帮助他们成长起来。西藏要办小学、中学，还要办大学，不仅要有大学生，还要有各种各样的干部和科学家。西藏的改革，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和寺庙负责人赞成，至少是他们的多数人赞成，才能进行。少数人急进，不会得人心。不要以为中央急于想改革，我们并不是这样想的，也许在西藏的某些汉族干部有这个想法，这就要说服他们耐心等待。总之，条件不具备就不要改革。要藏族人民自己愿意， 不能将汉人的意愿强加于西藏人民。急性的人，大家反对，丧失信用，以后再要进行改革就更困难。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 至于西藏内部的关系问题，中央一定会帮助解决。现在可以把前藏、后藏、昌都各方面代表人物团结起来，组织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究竟好不好，你们研究一下。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关系， 不要使各方面互相怕。接见时，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 294 1 9 5 4年1 0月同日晚上，会见由贝鲁特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交谈中， 毛泽东说：我们的合作可以是多方面的，包括科学、技术、 经济、文化等。工业化不但是一个国家的事， 而且是有国际意义的。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没有贡献。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要把国家改变成工业国。我们准备在十五年之内打下基础，要真正的工业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贝鲁特说：中国党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为先进的国家，并且会很快。毛泽东说：恐怕不会很快，但进步总是会有的，因为人民的热情很高， 都组织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基础，我们的房子就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政权之所以巩固，正是因为有人民的积极支持。会见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在座。 10月 10日下午，接见班禅额尔德尼。在听取班禅汇报返藏后的几项工作并提出几项要求后，毛泽东谈了一些意见。关于请各方面的代表协商一些问题，他说：这次拟由达赖方面、班禅方面、昌都方面的人参加，和中央方面指定的人员共同组织一个商量的机构，在这里开会商量解决一些问题。首先要将所有的问题都提出来，要吵架就在这里吵，我们吵架是为了团结。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五次，以至很多次，总是要各方面都觉得可以了，做出决定，写成文字，报告中央政府批准。也可能有一些问题，条件还不成熟，大家的意见还不能一致，就得拖一下。要将所有的问题一次解决也是困难的。关于达赖和班禅在西藏的地位问题，他说：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力争安排得合情合理。西藏只能成立一个自治区，对谁主谁副的问题，应该采取合情合理、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主动， 才能站稳。达赖方面也是这样。只要两方面的脚都站稳了，事情才好办。你们过去在青海，现在回到西藏，在那里安家立

10月 11日致信周恩来：“（一）关于修筑新疆铁路及四个公司归中国独等事，请你于今日抽一时间（或要小平）告诉赛福鼎同志一声（他事也可告知一些）。（二）各文件及消息发表时， 要写社论一篇，在同日或第二日发表〔2〕。” 同日下午，会见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并共进晚餐。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参加。 同日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 〔1〕指中苏两国决定修建自兰州经乌鲁木齐至阿拉木图的铁路和苏联决定将新疆省开采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等4 家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 〔2〕1954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比深厚的伟大友谊》的社论。 296 1 9 5 4年1 0月小平等出席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联合宣言、联合公报等文件〔1〕 的签字仪式。 同日致信赫鲁晓夫并苏联政府代表团，对苏联政府代表团向中国国营农场赠送一批农业机器和设备表示感谢。信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时候，苏联政府代表团代表苏联人民赠给中国人民以组织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在组织国营谷物农场时期和熟悉农场生产的第一年，苏联政府为了在建设和管理国营谷物农场方面给中国以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帮助，准备派遣一批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充任顾问，使领导这个国营谷物农场的中国工作人员能够同苏联专家一起在最短期间内掌握技术和大型谷物农场的管理办法。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对苏联政人民这一重要的、巨大的、友谊的援助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同日致信赫鲁晓夫并苏联政府代表团，对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上展出的八十三件机床和农业机器等展品赠给中国政府表示感谢。 10月 12日下午，回拜苏联政府代表团。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出席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为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 〔1〕指《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 、 《关于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 、 《关于修建兰州一乌鲁木齐一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以及《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中国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10月 13日致信李维汉：“叶恭绰、朱蕴山〔1〕似应在政协方面予以安排。” 10月 14日下午，去中南海瀛台参观展览。随后同廖鲁言谈话。 同日晚上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10月 15日审阅中国驻印度大使申健十月十四日关于尼赫鲁专机飞行路线的安排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周总理：请迅即令知我空军及有关方面，注意严格保护，不得发生任何微小的误会和不便。” 同日下午，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10月 16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致信各同志〔2〕。信中说：“驳俞平伯〔3〕的两篇文章〔4〕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 〔1〕朱蕴山，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2〕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 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 林默涵、张际春、丁玲、 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3〕俞平伯，红学家，著有《〈红楼梦〉简论》、《〈红楼梦〉研究》等。当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4〕指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原载山东大学 《文史哲》1954年第9 期，后在《文艺报》同年第18 期转载。李希凡、 蓝翎写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1954年10月1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 298 1 9 5 4年1 0月认真的开火。”在概述李希凡、蓝翎撰写的两篇文章公开发表的曲折过程之后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 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 ，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 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又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此信附有毛泽东批阅过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对《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所写的编者按，写了多处批语。编者按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批注：“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编者按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批注：“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对《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也写了多处批语。文中说：“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 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

10月 17日阅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份材料，批示： “刘、周、 陈、邓小平、彭真阅。此件最后一页注意，应有所准备。” 〔1〕胡适，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教授、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4年到台湾。早年在美国留学时曾师从杜威。 〔2〕彭，指彭德怀。 300 1 9 5 4年1 0月这份材料的最后一页说到陈叔通准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两个建议：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提出的带有原则性的意见，应加以归纳，由常委会加以研究，并应分别情况， 可行的由政府加以推行；第二，从宪法的规定看，中央和地方颁布的法令中有问题的不少，对这些有问题的法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还是由政府处理，应加以确定。 同日下午，会见毛远耀、毛泽全等亲属。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邓小平、贺龙、叶剑英开会。 10月 18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召开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致开幕词中说：今天是大敌当前，敌人很强大，他们包围我们、威胁我们，我们应当团结起来。今天在座的，有人民解放军的骨干，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以及过去做军事工作有经验. 的人，都是在各方面联系群众的，对于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能起作用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现在还盘踞在台湾，全国解放战争在台湾这一部分还没有完成。我们国家的国防任务很大。除了工业问题以外，还有建军问题和作战问题。我们现在的作战任务是解放台湾，将来的作战任务是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国防委员会今后的任务是：团结起来，训练我们的军队和人民，逐步建设一支近代化的革命军队。这是人民的目标，是宪法规定的目标。在与会者发言之后，毛泽东讲话。他说：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 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人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第二代是黄埔军。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革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军队的命。黄埔军也曾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共

10月 19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袁仲贤在座。毛泽东说：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 。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尼赫鲁总理不要以为中国已经完全独立，没有问题了，我们还有很大的问题，台湾就还在美国和蒋介石的手里。 这些岛屿都被美蒋盘踞着， 我们的船不能通过，外国船也不能通过。美国飞机飞到我们内地的上空，空投特务。这就说明，美国当局中的一小部分人，一有机会就要整我们的。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我读了尼赫鲁总理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说，尼赫鲁总理所表示的情绪同我们的差不多。 我们两国人民对互访的两国领导人所表示的欢迎，说明他们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当尼赫鲁谈到如果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付诸实施就有可能消除亚洲国

10月 20日阅中共中央十月十八日给张闻天的电报〔2〕，批示：“周总理：给张大使电报发后，请将这整套文件交少奇、尚昆同志，邀集（已阅过者不邀）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个别工作同志，到西楼轮阅一遍（不要印刷，或者还要加上第一次赫鲁晓夫的来信〔3〕）。” 同日下午，同国防委员会委员中的党外人士谈话，孙蔚如、 陈明仁、李明灏、鹿钟麟、曾泽生、郑洞国、陶峙岳、邓兆祥参加，叶剑英、贺龙在座。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邓小平开会。 10月 21日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新侨饭店出席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为尼赫鲁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致祝酒词。在同尼赫鲁谈话时，指出：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 〔1〕安东诺夫，当时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苏联军队副总参谋长。 〔2〕电报说，中央同意即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由张闻天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进行建交谈判。1955年1月2日，中国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 〔3〕指赫鲁晓夫1954年9月23日关于苏联及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同南斯拉夫关系问题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

10月 22日下午，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1〕谈《红楼梦》研究的有关问题。 10月下旬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十月二十二日报送的关于中央军委各委员分工等问题的报告，批示：“已阅。刘少奇同志处理。” 报告说：根据十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第三次会议的讨论，确定军委委员的分工为：聂荣臻主管总参谋部的工作；罗荣桓主管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军事法院的工作；贺龙、徐向前主管各特种兵的工作；知伯承主管军事训练及各军事学院、学校，军事科学研究和军事出版工作（在刘伯承未到北京之前，由叶剑英兼管） ； 叶剑英主管武装力量监察部的工作。 10月 23日阅薄一波十月十九日关于董其武〔2〕提出不愿意继续做军事工作问题给邓小平的信，批示：“不调动为宜。在我们和他在工作上合作方面，可能有些问题，应令六十九军党委注意，给以改善。”薄一波的信中说：董其武在最近找我谈他不愿意继续做军事工作，愿改行。建议对董其武的工作目前以不调 〔1〕林默涵，坐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2〕董其武，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 军军长。 306 1 9 5 4年1 0月动为好。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二次会见尼赫鲁。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他合作。关于战争是否有好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两次世界大战究竟对谁、对哪些国家有好处。可以说两次大战对三类国家有利，对其余的国家都是有害的。第一类国家是美国帝国主义，它在两次大战中获得了利益，得到了发展。第二类是在两次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由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第三类是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像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叙利亚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属于这一类。要搞战争的话，就要动员人民， 就要使人民处于紧张状态，并且使他们学会打仗。但是，人民结合起来以后，势必会产生革命。例如，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印度的革命也是这样。我们两国的独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没有第二次大战，很难取得独立。另外一些国家被战争削弱了， 例如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也削弱了。在中国，由于日本和蒋介石削弱了，我们就起来了。由于英国削弱了，印度、緬甸和埃及起来了。 由于法国削弱了，越南、 叙利亚起来了。由于荷兰削弱了，印度尼西亚起来了。如果再要打仗的话，不知道美国军事集团是怎样的想法。他们过去的经验是在两次大战中得到利益和发展，他们希望通过再一次战争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发展。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这样想的，但是，这只是一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两次大战以后还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爱国党派领导的国家。如果再打大战，我看美国不一定得利，而且美国本身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再打大战，西

10月 24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听取邓子恢汇报农村工作问题，并进行讨论。 10月 25日复信国营三三一厂全体职工，祝贺他们试制成功第一批爱姆一 11 型航空发动机，指出“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西藏地方政府代理机巧堪布洛桑三旦，西藏参观团团长然巴•囊吉旺堆、副团长何巴敦、拉加利 •朗吉嘉措、欧协• 308 1 9 5 4年1 0月土登桑却、森德班官，红教活佛墨竹林，花教活佛萨迦东色，班禅堪布会议厅代理却本堪布洛桑图丹等，周恩来、邓小平、乌兰夫、习仲勋、李维汉、张经武参加。 同日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参观在北京举办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历时四个小时，并联名题词。题词中说：“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在我们的建设事业中给了我们多方面的一贯的巨大的援助，这种援助经过最近的中苏会谈是更加扩大了，而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举行，也正是苏联对我国热情援助的一种表现。” 同日复电金日成，答谢他十月二十四日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四周年的电报。指出：“英雄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中已经结成了血肉相关的战斗友谊。这种友谊是维护远东和平的重要因素。” 10月 26日下午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听取周扬关于《红楼梦》研究座谈会情况的汇报，陆定一、邓拓、袁水拍〔1〕参加。 同日下午四时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三次会见尼赫鲁。 一开始，双方都谈到一些离别时的感受。毛泽东说：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尼赫鲁说：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是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毛泽东说：印度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印度好了，对世界是有利的。尼赫鲁总理这次来 〔1〕袁水拍，诗人。当时任《人民日报》 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

10月 27日审阅陆定一关于开展《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枇判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刘、周、陈、朱、邓阅， 退陆定一照办。”报告说：看到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示后，作家协会党组即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初步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大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暴露了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为了开展这一思想斗争，作家协会古典文 310 1 9 5 4年1 0月学部于本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 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作者和各报刊编辑等六十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会。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 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报告提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这次讨论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 ，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同日审阅邓拓报送的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 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对袁水拍文章作了多处修改，加写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同日复信程潜：“遵嘱写了几个字，不知合用否？”毛泽东题写的是“湖南省人民委员会”。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10月 28日下午，同邓拓、袁水拍谈话。晚上，同彭德怀、 邓小平谈话。后同周扬谈话。 10月 29日下午三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会。

10月 31日下午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 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习仲勋、陆定一、杨尚昆、 胡乔木、贺龙、聂荣臻、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薄一波、徐向前、罗荣桓、罗瑞卿、李维汉出席。会议提出在十二月中旬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2〕，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关于高饶问题的决议；考虑在一九五六年召开中共八大，确定三项议程：作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批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请假离京一个月， 这期间会京的以陈云为主，由朱德、 陈云、彭真组成中央书记处，邓小平、彭德怀参加。会议还通过中央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员名单。 同日下午三时半，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广州。途中在湖北武汉、广东韶关稍作停留，十一月三日抵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今珠岛宾馆）。

10月）。1954年6月、9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至同年9月）、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4月、11月又先后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黄克诚，当时任中央军委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54年10月兼政治委员）。1954年9月、10月又先后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1956年4月、9月又先后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宗逊，当时任中央军委第四副总参谋长。1955年4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1 9 5 3年1月 13 安子文、赖若愚、邓颖超、胡耀邦〔1〕出席。

11月 3日一 24日在广州同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要把三峡工程列入计划，但按我们国家现在的物力、财力，又不能列入五年计划，只能列 〔1〕郭梓材，毛泽东的私塾同学，曾一起在长沙参加新军，大革命时期在韶山参加农民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湘潭建中猪鬃厂会计。刘天民，郭梓材的妻子， 杨开慧的好友。 大革命时期曾在毛泽东、 杨开慧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湘潭市政协委员。 〔2〕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后来延期到1955年3月召开。

11月 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罗荣桓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叶剑英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黄克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杨立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 11月 10日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现在亟须要有各省市的地区计划，我们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电报， 如同意， 请即发出为盼。”指示电说：“中央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发给你们，除请你们于十一月底以前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外，并请各省、市委召集本地区的计划工作会议，根据草案的精神和主要指标，结合当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定出各省、市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于十二月十日送中央”。指示电要求各地的计划纲要包括工业生产、 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林业生产、地方交通运输、国内贸易、 基本建设、劳动、文化教育卫生、地方财政等十个方面的计划。 在上述计划中，请各省委特别注意发展本省的农业生产的计划。 11月 15日一 25日陈云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十五日，陈云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指示。 11月 18日致信刘少奇、周恩来、 李富春、 陈伯达、李维汉、 陶铸：“《人民日报》十一月十三 、十四两日载有苏联新作 〔1〕邓力群，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 314 1 9 5 4年1 1月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的译文，请你们看一下，足见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是错误的。请伯达同志将《新建设》及《学习》 上论过渡时期经济法则的文章看一下，看有无错误。” 同日阅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讨论筹备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情况的简报，批示：“周总理：章程与名单数日内即宜大体确定，否则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开会恐来不及。”十九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政协章程已送到。总纲部分，我已请伯达同志加以研究，北京也在修改中。名单，据小平同志给少奇同志电话，数日内可大体商定。会期恐仍在十二月二十以后为妥。 〔1〕”二十三日，收阅周恩来报送的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初拟名单。 11月 19日阅越南劳动党中央十月二十七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得知越南部分地区面临饥荒，请求中方紧急救济一万吨大米和五百万米布匹。批示：“刘、周：此件是否已处理，似宜满足越方要求。”同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此件在我离京前已与陈云同志商好，拟照所提要求办理，约值六百亿元人民币。当时已去电询罗贵波如何运送。现当再电话北京，询执行结里 ” 11月 20日审阅周恩来十一月十九日转来的杨尚昆报送的国防部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草案等三个文件，和杨尚昆十六日给周恩来的信。杨尚昆的信中说：决议草案和条例草案中有一个问题须考虑， 原件中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954年12月21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

11月 21日杨立三致信曾山，转达毛泽东对加紧研制国产高级香烟的意见。信中说：毛主席告我说，现在我们做的纸烟质量总比外国人制的差，要拿好一点的纸烟招待外宾，纸烟上面没有中国字，都是外文，很不好。嘱食品工业部要搞一种较好的纸烟出来，不用一个外国字。信中请曾山布置上海飞马卷烟厂研制一种国产高级香烟，以代替“炮台” 、“三五”等外国香烟。 11月 23日审阅彭德怀十一月十八日关于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和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条例草案的报告，批示：“退彭德怀同志照办。同意周恩来同志的修改意见。应召集在京的国防委员会委员(主要是党外人士）开一次会，征集意见。” 同日复信黄炎培：“十月三十日惠书收到。购粮事，我在京所闻， 亦如先生所述。来广州时沿途调查，始知问题仍是有的， 但一般尚好，据说比去年要好得多。‘五反’余案，已请陈云副总理注意。尊恙如何甚念，尚希注意护养。” 同日审阅修改周恩来报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草案）》。章程草案总纲的第一段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结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将其中的“新民主主义”五个字改为“反对帝 316 1 9 5 4年1 1月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的”二十一个字。总纲的第三段第一句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颁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颁布”之后，加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本内容已经列入宪法，这个共同纲领已经为宪法所代替。” 11月 24日致电金日成并告志愿军司令部： “过去由于谈判的需要，开城的工作一直由中国同志负较大部分的责任。在共同对外的斗争中朝中同志都取得了若干经验 ，同时开城工作显然有长期化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开城工作今后交由朝鲜同志负责， 由您直接领导较为适宜。”十二月一日，金由成复电毛泽东：“我们完全同意您对开城工作所提的办法。” 同日和刘少奇、周恩来乘专列离开广州回北京。 11月 26日、27日和刘少奇、周恩来途经武汉、郑州。先后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工作的汇报，以及赵明甫〔1〕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规划的汇报。 11月 28日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回到北京。 11月 30日审阅彭德怀关于中共中央军委第十四次会议将要讨论的问题及参加人员的请示报告，批示：“刘、周、朱、陈、 邓阅，退彭德怀同志照办。会议请彭德怀同志主持，我不准备参加。” 同日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等观看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演出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在演出休息时，接见剧院院长、副院长及主要演员。 〔1〕赵明甫，当时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

12月 1日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开会。 同日下午六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缅甸总理吴努和夫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姚仲明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是密切的邻邦，多年的友好国家，应该和平共处。 吴努说：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緬甸人的这种恐惧。毛泽东说：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国内的问题，是应该而且也可以在国内解决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国际合作和帮助。例如，我们人口多，可以用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反对希特勒过去说过的人口多就应该向国外扩张。又如土地问题，我们用分配土地、组织合作社、开荒等办法来解决。现在我们搞计划经济，这是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 这件工作求容易，有许多困难。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执行快两年了，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成绩不大，慢慢来。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 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在谈到中缅两国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已经确定了我们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其中有一条叫作不干涉内政，另一条叫作平等互利。 什么叫不干涉内政呢？那就是说，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别国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一个国家只能承认别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一个国家也只能有一个政府，至于这个国家将来是否会有另外一个政府，那是这个国家的事，我们不管。中国将来是否会有另外一个政府，那是中国 318 1 9 5 4年1 2月的事，别国也不能管。 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 有些疆界还没有划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相互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 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这也是互利的，因为互利就不能相互损害。我们既然讲合作，就不能互相损害，否则就合作不好。 我们经常嘱咐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既然在居留国生活，就要守法，不应该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我们常常做这种教育工作，教华侨守法，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在谈到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时， 毛泽东说：对于亚非会议， 我们很感兴趣。 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 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分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议是为了亚非国家的合作，因此也大大有利于世界和平。最后，吴努表示，希望毛泽东能到緬甸访问。毛泽东说：我也希望到世界各国去走走。我的知识很少，如果能到緬甸去增长一些知识，也是好的。各个民族都有特点和长处可以学习， 各民族间应该交流长处。 同日晚九时，同周扬谈批判胡适问题。 12月 2日下午三时二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开会。六时半，同邓拓谈话。 12月 3日审阅周扬十二月二日报送的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报告，批示：“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 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退毛。”报告说，根据你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作了根本修改，并经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讨论通过。这个计划改为以

12月 4日晚上，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出席緬甸驻中国大使吴拉茂为缅甸总理吴努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致祝酒词。 12月 5日审阅修改刘少奇报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讲解问题的通知稿，在通知稿的末尾加写一句话： “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的著作’等字样。”通知稿中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必改变， 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中宣部的这个通知下达后，有的省委对通知中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电询中宣部：“毛泽东同志” 是否为“毛泽东思想”之误。中宣部复电说：“原文系同志，并无错误。意思即是说，在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一般观点或意见的时候，可用‘毛泽东著作’的字样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字样。” 12月 6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陈云、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开会。 12月 8日审阅即将提交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讨论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稿和周扬、郭沫若在扩大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稿，批示：“周扬同 320 1 9 5 4年1 2月志：均已看过。决议可用。你的讲稿〔1〕是好的，在几处地方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2〕。”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表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 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热烈地要求和平，但是决不会拿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作代价乞求和平。 同日晚上，先后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12月 9日晚上，同刘少奇谈话，后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会。 12月 10日晚八时半，同胡绳、田家英谈话。 同日晚十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 邓小平、 陈伯达、 胡乔木开会， 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 12月 11日阅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十二月九日报送的关于美国第七舰队在我国东海海面进行演习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阅，此事值得注意。退毛。” 同日审阅华东军区十二月九日关于进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方案向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告，批示彭德怀、粟裕：“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 〔1〕周扬的讲话题为《我们必须战斗》，1954年12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郭沫若的讲话在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目是《三点建议》。

12月 13日晚上，同胡乔木谈话。 12月 15日下午，同邓子恢谈话。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彭德怀、郊小平、陈伯达开会。 12月 16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 周恩来、 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开会。 12月 17日复信黄炎培：“惠书〔1〕及大文〔2〕收到，已付几个同志传阅〔3〕 ，须稍待方能璧还，乞谅为幸。” 二十日， 〔1〕指黄炎培1954年12月15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到最近时期工商界的情况时说：自强调爱国守法以来，工商界多少有些进步，但问题还有，有些还很严重， 其中中小工商业较难导向国家资本主义，而以中小商业为尤甚。河北将棉布统销和私营布商的全行业改造相结合，分为维持、转业、改造三种处理方法，是很好的典型，如果各地按其不同情况参酌进行，当能完成改造私营工商业的任务。 〔2〕指黄炎培写的《关于思想问题的四点答问》一文。 〔3〕黄炎培的来信和文章当时正在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传阅。 324 1 9 5 4年1 2月毛泽东批示：“徐冰同志阅，对黄文请提出意见。” 二十九日， 致信黄炎培：“大作奉还。附上徐冰同志意见，可供参考。” 同日复信章士钊：“惠书敬悉。某君事因有些人不同意， 故未能提名。〔1〕此复。” 同日晚上，同陈毅谈话。 12月 18日审阅张际春报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二月二日关于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的评价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 陈独秀在五四前后提倡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如果完全否认他在这个时期的进步作用，把他的名字略而不提，把凡是他的文章都删掉，那么当时有不少事实就难于说明。因此，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 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论文，但应有适当的批判和说明。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此件请予处理。”十九日，刘少奇批示：“同意。退张际春办。” 同日复信郭耿光〔2〕 ： “十二月六日的信收到。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以助急需。” 同日复信毛泽荣：“你的信收到了。你要求明年四月再来北京一次，我认为可以。还有毛仙梅〔3〕想来，你可和他一道来。在此住一个月回家。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以助日用。”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开会。 12月 19日晚上，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 〔1〕章士钊1954年12月9日给毛泽东来信，建议将王冷斋安排进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王冷斋，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任宛平县县长并担任中日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1959年4月任全国政协委员。 〔2〕郭耿光，1927年前在湘潭做小买卖时掩护过毛泽东。 〔3〕毛仙悔，毛泽东的族兄。

12月 20日上午，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谈话。在谈话中强调党内团结， 认为高饶阴谋活动的真相已大白。 下午，同刘少奇谈话。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2月 21日下午，同朱德谈话。晚上，先后同罗瑞卿、陈毅谈话。 12月 22日审阅王尚荣十二月十九日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给黄克诚并报彭德怀的报告，批示：“刘、周、朱、彭、 陈毅同志阅，请彭处理。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 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同日上午，先后同杨尚昆、彭德怀谈话。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12月 23日下午三时半，同周恩来谈话。四时四十分，同高岗谈话。晚八时四十分，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晚十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1〕陈云到杭州后，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把高岗如何利用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旗帜、如何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如何到处活动等问题告诉了林彪。林彪答复说：“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比我了解，我同意。” 1954年1月9日，陈云由武汉回到北京。

12月 20日晚上，同谭震林谈话。后同彭真谈话。 12月 21日下午三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议事日程，选出主席团和秘书长。会议听取陈叔通作第一届全国政协工作报告， 章伯钧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草案）的说明，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1〕李纯青，当时任天津大公报社副社长、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1954年12月 25日又任全国政协常委。 〔2〕李德全，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部长、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3〕包尔汉，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新疆省政协主席。吴耀宗，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12月 23日晨，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彭真、邓小平开会。 同日晚十时，同邓子恢谈话。 同日晚十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 周恩来、 陈云、彭真、邓小平开会，研究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宣言、章程及增加台盟和蒙古族各一人为政协常委等问题。 12月 24日复信李济深：“十二月二十二日惠书〔1〕收读。 你的意见是对的， 已告有关同志注意。 ”并批示： “刘、 周、 朱、 陈、邓、彭、彭〔2〕、陈毅阅，请周酌处，退毛。”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开会。 12月 25日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闭幕。毛泽东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周恩来当选为主席。 同日康藏公路〔3〕、青藏公路全线正式通车。拉萨各界三万多人在布达拉宫前人民广场举行庆祝大会。此前，毛泽东题词: 〔1〕李济深1954年12月22日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信中说: 2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 1955年发行建设公债案，昨日并由主席公布了。这件事在法律手续上是正确的，但在步骤上我心里总有点不大自然。因为自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以来，政府凡有一件比较大的事，都先经过协商机关座谈一番，然后提交政府委员会通过公布，而于推行上比较更顺利。这次是否因为时间关系，又值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开会，不便提出，故急于如此办理。现在兵役法又要提出了，是否照往例先交政协协商一番，于将来推行似亦有帮助。 〔2〕彭、彭，指彭真、彭德怀。 〔3〕1955年西康省建制撤销后改称川藏公路。 328 1 9 5 4年1 2月 “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12月 27日上午，同陈伯达谈话。 12月 28日晨，同彭真谈话。 同日审阅同意彭德怀十二月二十七日报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总结。从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 决定为加速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服役条例、军官薪金制度， 并决定全国统一划分设立十二个军区〔1〕。 同日复信李达〔2〕： “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3〕， 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 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同日复信毛月秋：“你的信，全体农民的信，收到了，十 〔1〕这12 个军区是：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兰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内蒙古军区、西藏军区、新疆军区。 〔2〕李达，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校长。

12月 29日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商议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会问题。下午，中苏友好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第二届理事会，宋庆龄为会长，林伯渠等为副会长。 同日下午，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袁水拍开会。 12月 30日审阅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十一月十九日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和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通知稿，批示：“刘、周、邓再阅，即发。在第九、第十、第十一页及其他地方增加了几句话。”毛泽东在通知稿中“省委也应指定一个书记或副书记负责掌握有关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具体业务”后，加写“而第一书记则应负责统筹指导”。对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作了两处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至七十），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 (二） “干部的提拔、撤换必须遵守社章所规定的民主手续。但应着重注意培养现在仍是贫农的以及贫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同时必须吸收老中农参加领导，并且不能太少 ，应有十分之三的数目。” 330 1 9 5 4年1 2月并加写两段文字：（一）“提出依靠包括原来是贫农现在已上升为新中农的人们在内的贫农这个口号，在互助合作的对象（已取得土地的雇农、贫农、中农）范围内，即占了绝对大多数，在农村人口总数内（包括地主富农）也是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 在人数上也是占优势的。”（二）“这里所说的中农是指老中农。 老中农在农村人口总数中的比重，多者百分之四十，少者百分之二十，这个数目仅次于贫农，他们又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如果不好好地团结他们，挫折了他们的积极性，那就是极大的损失。” 同日阅周恩来本日的来信。来信汇报了十二月二十九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三十日上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陈云关于调整工业问题报告等的有关情况。信中说：“调整和安排工业生产问题，根据前次在主席处审定的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已由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作了报告并进行了讨论。今日上午又提交政治局会议，仍由陈云同志报告，经过讨论后批准了这个方针，并决定由陈云、一波、拓夫〔1〕三同志起草一个报告给中央，然后由中央批转各部门和各省、市。” 12月 31日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开会。 同日阅冯雪峰的诗和寓言〔2〕，写批语：“此件送刘、周、 朱、 陈、邓、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各同志阅，退毛。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又写批语：“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各同志阅， 退毛。冯雪峰的诗及寓言，如无时间，看《火狱》一篇即可。” 〔1〕一波、拓夫，即薄一波、贾拓夫。 〔2〕指冯雪峰写的诗《火》、《三月五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冯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文艺报》主编。

1954年 9月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 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1954年 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马叙伦，当时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务委员兼教育部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53年 6月任副主席）。1954年 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彭泽民，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兼蒙绥分局（1954年3月改称内蒙古分局）书记、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蒙绥军区（1954年3月改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5年7月中共内蒙古分局撤销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1956年7月设立区委员会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

1954年11月）。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至1956年9月）。

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 同日阅傅连暲二月二十一日关于李克农病况给周恩来的报告，批示杨尚昆：“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状的处理是很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决不可那样服药法。”傅连暲的报告说: 李克农自一九四三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症状，每年发作一二次，去年则加重至每月发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曾晕倒。今早苏联大夫和黄树则〔2〕同志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零点二毫克，他竟服过零点八毫克， 我已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用下去有中毒的危险。 同日晚上，召集周恩来、高岗、彭真、彭德怀、邓小平、 饶漱石、薄一波、陈伯达、杨尚昆开会。

四月十四日一时来电悉。发言稿一般可用。稿子第五段改为“你方不顾我方早已提出的抗议，继续违反停战协定，运进增援性的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和弹药。你方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扩大你方军力来保持朝鲜停战的不稳定状态，借以阻挠朝鲜问题的解决。对于你方这种非法行为，我再一次向你提出强硬 〔1〕方强、周希汉，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三副司令员、参谋长。 〔2〕万毅，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 〔3〕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34 1 9 5 4年4月的抗议”。 同日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1 〕，批示：“略有修改，可即印发。修改处请刘少奇、彭德怀、罗荣桓同志一阅。”主要修改是，将条例总则的第四条中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量的保证” 一句，改回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5月又任水产部部长。 张奚若， 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3〕庄明理，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 张难先， 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248 1 9 5 4年6月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次稿本身都有多次修改。在西湖那一次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八千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这个宪法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的国家的情况的。（黄炎培： 关于国歌问题，有人觉得现在的国歌是一个抗日时期的歌曲，已经过时了。我个人意见觉得倒是现在的国歌好。）国歌不必规定在宪法上。不喜欢现在的国歌的人，主要是不喜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但是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是太平无事的时候”，那也不好了。现在帝国主义包围得还很厉害，唱一句 “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坏处吧。（何香凝：中央要集权， 才能迅速及时处理国家大事。）你这个意思是好的。中央的权力宪法规定得很够了。我们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是把权力的主要首脑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府是它的执行机关。政府的权力也是很大的，并不是权力小。我们是中央集权， 不是地方分权。一切法律都要中央来制定，地方不能制定法律。 中央可以改变地方的决定，下级要服从上级，地方要服从中央。 (何香凝：如果遇到紧急关头，比如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央要能采取办法才行。）你的意见很对，我赞成你的意见。就是要集中权力，要能灵活使用。遇到紧急关头，别人打进来了，常务委员会可以决定问题（第三十一条第十五项〔1〕），无须等着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还是讲宣布战争状态。如果敌人打来了，我们的军队当然立即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是等到宣布了战争状态再开枪，而是先“打”后“布”。常务委员会也可以

1954年8月 271 英国工党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郭沫若、陈叔通、张奚若在座。会见中，毛泽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 过去日本统治过中国，对日战争胜利以后， 美国乂代替了日本，帮助蒋介石欺负我们。在这两个阶段，英国都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我们同美国之间也有一个洋，叫太平洋，可是太平洋不太平。有些问题我们不了解。例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声明说是为了反对共产党，说我们要侵略澳大利亚，因此有必要同美国和新西兰一起签订这个条约〔1〕，一齐反共。反共的声浪在世界相当高哩，特别在前一个时期。据说，中国人犯了大罪，主要是把一个很好的人叫蒋介石给赶走了。我读过比万〔2〕先生的一篇文章， 他说美国人发明了一种新逻辑，说中国人自己侵略了自己。在美国看来，蒋介石比我们好。你们的看法不同些，因为你们早已不承认蒋介石了，所以我说和你们没有根本分歧。我们彼此在日本问题上也没有根本分歧，因为对日本问题，英国今天管不了了。 因此我们看见你们觉得很高兴。客人问：中国能不能和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毛泽东说：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 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 〔1〕指1951年9月签订的《澳新美安全条约》。 〔2〕比万，英国工党领袖。当时是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成员，毛泽东会见时在座。 272 1 9 5 4年8月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我们之间首先就不会打仗。我们不仅不会和工党开仗， 也不会和保守党幵仗。 我们走的是两条路。 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四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客人问：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毛泽东说：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 有了一些改变。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 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就让我们订一个条约，当然不是今天下午订，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 至于建设近代化的国家，那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 不要孤立。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 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毛泽东说：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大国都靠拢些，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这个工作英国人好做，因为我们和美国人彼此对骂得很厉害。美国人做的事太不像样子，他们支持蒋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骚扰大陆。所以你们最好劝劝美国人把第七舰队拿走。他们

1954年9月 28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名符其实。这是属于文字性质的但是重要的修改，不改就不那么妥。另一个地方是总纲的第三条第三款中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问题出在“和宗教信仰”这五个字上。改革“宗教” 可以，改革“信仰”则不妥。而且第三章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已经有了规定。这一条意见是有理由的，把“和宗教信仰”五个字删掉。今天开会就是为着改这两个地方。毛泽东说：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 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就修改。 能过得去的，那就不要改了。他最后说：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五百多高级干部讨论， 全国八千多人讨论，然后是三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千多人又讨论。宪法的起草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都是认真搞了的，但也不必讲是毫无缺点，天衣无缝。这个宪法是适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坚持了原则性， 但是又有灵活性。 会议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之后，毛泽东又讲话。他说：利用这个机会，讲一点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 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对于我们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觉得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但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的革命。第一次，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这次革命，在中国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决，有人说西周就是封建社会了。 我想，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可以不去作结论。我个人是比较相信郭沫若副总理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封建制的 282 1 9 5 4年9月主张的。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总之，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发生了大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从那时起，开始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收租。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 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 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凡是我有了错误， 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在第三十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我曾经提到《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过。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古语说“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

1954年 12月 321 虑。”中央军委根据这一批示，决定将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的发起时间推迟到一九五五年一月。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二次会见吴努和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姚仲明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同你们友好。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 讲讲就算了。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 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 而且国内也要稳定。我们希望你们国内和平。至于具体地如何取得国内和平，那要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我们在这个具体问题上表示态度，那就不妥当了。共产党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有共产党。因此各国都要自己处理自己姻问题。每一国都有几种党。对于这几种党，我们不能表示反对哪些党，赞成哪些党。我们只能以每一国的政府为对象来解决问题。吴努说：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任何别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吴努总理说缅甸的内战已经成为很重的负担。我看你们自己是否能够谈谈，看看是否能取得妥协。如果能够这样，緬甸就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建设上。我们将很高兴看到这一点。我们对西藏的办法，可以供你们参考。我们准备在很长的时期内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同他们商量。关于西藏的社会改革，我们不是坚持现在一定要做， 如果同他们商量了以后，他们说可以，我们就做一点，他们说不可以，我们就暂时不做。当然，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因为我们两国内部的情况不同。各国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处理自己的问题。毛泽东说：这里也可以同时谈谈革命的问题。一个 322 1 9 5 4年1 2月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 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在緬甸的华侨中也有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的内政。我们教育他们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緬甸政府的政党联系。我们在华侨中不组织共产党，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嘱咐緬甸的华侨不要参加缅甸国内的政治活动，只可以参加缅甸政府准许的一些活动，如庆祝活动等等，别的就不要参加。我们在泰国有三百万华侨，我们的方针也是一样。泰国对我们不友好，原因不在我们。我们实在是想搞好同泰国的关系，我们很想同泰国建立外交关系，希望吴努总理把我们的意思向泰国当局说一下。吴努说：我已经答应了周总理。毛泽东说：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 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 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吴努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派一些公正的人士到缅甸实地研究一下缅甸政府的立场以及缅甸人民对叛乱分子的感觉。毛泽东说： 我们派观察团到緬甸去，是不妥当的。吴努说：你们是应我

1954年 12月 331 同日和周恩来致电胡志明、范文同，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还都河内。电报说：“越南政府还都河内，是由于英勇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八年艰苦抗战获得辉煌胜利的结果，是由于越南政府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结果。” 同日晚上，同姚仲明、陈家康〔1〕谈话。 〔1〕陈家康，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亚洲司司长。 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