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

1月 1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指出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 同日晚上，同陈毅、柯庆施、刘顺元、江华、曾希圣等座谈，了解农业发展情况，商讨修改“农业十七条”。 1月 2日下午，约陈毅、柯庆施、刘顺元、曾希圣、陈伯达、廖鲁言看电影，晚饭后继续谈 “农业十七条”修改问题。 1月 3日晚上，在杭州大华饭店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十七条”，陈毅、柯庆施、刘顺元、江华、曾希圣、陈伯达、 廖鲁言出席。四日，陈毅致信周恩来：“昨天与主席谈话，我们提出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应来一个三分政治七分业务的比例， 主席点头。” 1月 4日下午，在杭州大华饭店召开会议，继续讨论修改 “农业十七条”， 出席会议的增加李井泉、舒同、 陶铸、陈漫远、 杨尚奎、江一真〔1〕、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会后，形成由十七条增加到二十二条的修改稿。 1月 5日一 9日在杭州大华饭店主持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 讨论修改农业二十二条。出席会议的，除一月三日、四日的 〔1〕江一真，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副书记、福建省副省长。

1月 8日晨，致信周恩来：“几天来我们和各地负责同志一道，替中央拟出了一个‘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现送上三十九本。有些错字，已在一本上改正，请令秘书处照改，即可发给政治局委员，在京各中央委员及其他若干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请于知识分子会议〔2〕 开幕以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邀请在京中委和若干负责同志参加（云、贵、青、新、蒙、吉、黑、热、京、津各负责同志此次未到杭州的，应请他们参加），加以修改，作为草案通过，即可发给知识分子会议到会各同志征求意见；再加修改，即可发各地方党委， 直至支部， 征求意见。这里的会议，现在是汇报情况， 大约九日可完。一部分到京出席会议的同志可于九日晚，或者十日动身赴京。北京的会改于一月十三日开始，正好接上。” 1月 9日晨，致信周恩来：“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第二十四条讲勤俭办社和第四十条讲工农联盟，其余还有几处文字上的修改。印成后，我又在一本上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现派高智〔3〕于本日上午飞京，送上五十三本，请令秘 〔1〕 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说： 在这个农业发展纲要上，我们把一些国家的具体指标去掉了。 为什么去掉呢？ 因为有许多东西还没有研究好，其中就包括一些没有充分根据的，恐怕实行不通的。 〔2〕指中共中央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3〕高智，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月 10日晨，乘专列由杭州到达上海，陈毅同行。下午三时，在陈毅陪同下去江南造船厂，参观正在建造中的第一艘 03 型潜艇和部分车间。接着，视察申新九厂，了解该厂在公私合营后工人的生产、生活及劳资关系等情况。下午六时，在上海苏联展览馆同上海市各界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共七十多人座谈，并共进晚餐。陈毅向毛泽东介绍数学家苏步青〔1〕，毛泽东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与毛泽东同桌进餐的有黄炎培、舒新城、周谷城〔2〕、盛丕华、荣毅仁等。 1月 11日晨，在陈毅陪同下，由上海到达南京。上午，参观陵园区玄武湖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太平村十月农业生产合作 〔1〕苏步青，数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务长和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2〕舒新城，出版家、辞书编纂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兼上海市委主任委员、 复旦大学教授。 510 1 9 5 6年1月社。在田边地头同社员交谈，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还走访社员家庭，看了社员倶乐部、 民校、养猪场等。毛泽东鼓励大家：你们要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把荒山变果园， 把荒地变粮田。随后， 参观南京无线电厂，到车间工段察看和了解机床操作情况。后又视察军事学院，向刘伯承详问学院组织、训练等方面的情况，同学院的负责干部及苏联教官交谈，并合影。还在校内游泳馆游泳一小时，出水后，对刘伯承说：传达我的命令，大将除外，从上将到少校，都要学会游泳。明年和我一起横渡长江。 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 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 12日中午，到达天津。下午，参观王顶堤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立仁毛纺厂和拖拉机制造厂，接见天津市各界人士和党内领导干部共一百九十多人。晚上回到北京。 1月 13日下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廖鲁言开会，听取周恩来关于准备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说明、廖鲁言关于准备在这个会议上所作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说明的汇报。晚上，同胡乔木、田家英谈话。 1月 14日给原警卫员齐吉树复信：“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收到，很高兴。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 如能找到即送给你。 如无这种药， 可用别种药。 照片送上。 ”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李井泉、曾希圣、陶鲁笳、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谈关于增产粮食问题。 1月 14日一 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出席会议的共一千二百七十九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

1月 15日下午三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出席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手工业改造全部完成、郊区农民转入高级合作化的二十多万人的大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大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乌兰夫、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等，接见四川、甘肃、青海的各民族参观团、青海牧区各民族参观团、东北及内蒙古自治区各民族参观团及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查干葛根 。三个参观团的团长和查干葛根分别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献哈达。在北京市的带头下，天津、西安、沈阳、重庆、武汉、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也相继宣布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一月底，全国累计有一百一十八个大中城市和一百九十三个县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同日下午六时，出席陈云在国务院他的办公室召开的讨论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会议。 〔1〕1956年11月，科学规划委员会改由聂荣臻任主任，陈毅专管外交方面的工作。 512 1 9 5 6年1月 1月 17日主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专题讨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先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对纲要草案作说明。他说：这个发展纲要是在 “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起来的，中心是四、五、八， 即：十二年内粮食平均亩产，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 (青海境内） 以北要求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五百斤； 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达到八百斤。 同日下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云、 谭震林、 陈伯达、 廖鲁言一起修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晚上，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对纲要草案提出的意见，对草案作了若干修改。毛泽东说：农业发展纲要必须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不能凭一时的想法，也不能把生产品增产后的出路放在出口的希望上，而应当以国内市场为主。现在已可以看到有一种忽视可能条件的盲目赶大的倾向，脑子太热了需要冷一下，所以在纲要上把许多指标删去了，而在每项重大措施上都加了一些条件限制，以免又发生盲目冒进的错误。这个纲要主要是动员农民来实行，是依靠群众，国家只给以一定的帮助，因此是个群众行动的纲领。国家方面的任务应在五年计划或者年度计划中去写，过去写上了一些国家要办的事，大多删去了。会议决定，由陈毅、彭真负责，用中央名义邀请在京的民主党派、科学家等一千多人， 分组讨论纲要草案，收集意见，以备最后修改后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 1月 18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毅、彭真谈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向党外征求意见问题。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一些省市委的书记、副书记开会，讨论棉花增产问题和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 19日阅廖鲁言报送的王任重关于湖北发展高级社的

1月 20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领导方法问题，阐述多快好省的口号。毛泽东说：有两种领导方法， 一种是使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慢一些，比较差一些；另一种是使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快一些，好一些。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各个部门，都必须执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所以， 就要反右倾保守。这个右倾保守， 现在是相当地存在于各个方面。 两种方法中间，我们不选择那种落后的、使事业办得坏的方法， 而要采取第二种方法，就是使事业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又多， 又快，又好，又省，使我们的领导机关促进事业发展，使我们的上层建筑适合这个经济基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在我们的机构中间有一些不适合事业发展的落后观点，对事情的变化估计不足， 对农民、对资本家、对知识分子进步的一面估计不足。对知识分子，净说他们不好，而现在大家分析证明，有百分之三四十的进步分子，百分之三四十的中间分子，只有百分之一二十的落后分子，并且还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要看到这种情况在起变化。为了领导，我们要促进这种改变。我们党内还有许多这样的同志，他们就是看不到人家已经改变了，还说没有，就是准备一场决斗。 那个对象都没有了，还准备决斗。现在完全是新 514 1 9 5 6年1月的形势，看来，最近这几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化的几年。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中间，也会使我们的观点起激烈的变化，来认识这么一种情况，适应这么一种情况。讲到促进，反对右倾保守， 同时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搞那么一些没有根据的行不通的事情。现在看来相当有一点盲目性了，脑筋有点发热。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请各位同志注意，快是好，但是不要在相当多的人不愿意的条件下来快。现在是高级合作化的问题，听说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对放弃土地分红这一点还放不下心。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宁可等他几个月，慢慢说通。总而言之，标准是这样，就是要有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他们都想通了，只有百分之几的人没有想通，就容易办了。各部门搞计划指标，要放在可行的基础上。本来做得到的，本来应该办的，不去办，这就叫右倾保守。没有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也去办，那就叫做盲目性， 叫做“左”倾冒险，目前这个时候恐怕也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倾向，但是已经可以看出这么一种倾向。有一些同志头脑不那么清醒了，不敢于实事求是。因为右倾保守、机会主义这个帽子难听。 如果经过考察，经过研究，确实办不到的事，那就硬要说办不到， 敢于说办不到，敢于把它削下来，使我们计划放在有充分根据、 完全可行的基础上。在讲到文字改革问题时，毛泽东说:关于文字改革，采用罗马字母〔1〕，我很赞成。因为它字母很少，只有几十个，向一边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大上。 现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用这个罗马字母。凡是外国的好东西， 有用的东西，我们就要学，并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 这个罗马字母是以学到为好，恐怕要采用。在讲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毛泽东说：是不是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时间来完 〔1〕 罗马字母，即拉丁字母。

1月 23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屮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 国务院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定息估产的两个指示（草案）和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议程。会议根据在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各方面的科学家共一千七百三十五人两天来对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的意见， 逐条加以研究， 凡可采纳的就吸收进去。 当天会后，毛泽东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备案又作了修改。把条文中关于粮食亩产指标在十二年内达到四、五、八后面的“各地区并且应当在上述基数上争取各提高一百斤，分别达到五百斤、六百斤和九百斤”一句删去；把棉花亩产指标在十二年内分别达到七十、八十、九十斤后面的“各地区并且应当在上述基数上争取各提高十斤，分别达到八十、九十和一百斤”一句删去。 1月 24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等在座。 同日晚上 ，审阅修改廖鲁言对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稿。 说明稿提出，农业发展纲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齐动员起来，通力合作，才能实现的。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之后加上 “和各界爱国人士”，并在这一句后加写：“这个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今后几个月内将还是一个草案， 要请全国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人士加以讨论，提出意见。”在说明稿讲到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地方，加写一句：“解放以前遗留下来的这个一百多万尚未就业的失业人员，由城乡两方面去作安排， 就可

1月 25日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讨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 李济深、沈钧儒等三百余人出席会议。廖鲁言作关于纲要草案的说明。会议进行讨论后，毛泽东讲话。他说：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 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上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 520 1 9 5 6年1月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 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在会上见到钱学森〔1〕时，同他谈到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 1月 26日阅廖鲁言为《人民日报》写的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稿，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这篇社论不能用，因为完全和廖鲁言的报告重复，并且还不及报告的详尽。我看，有了那篇报告，不写社论也可以了。如果要写，要由你们自己写，并注意不要和廖的报告重复。” 同日致信宋庆龄：“亲爱的大姐：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 〔1〕钱学森，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家。1955年10月从美国回国。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6年5月又任国防部第五局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月 27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有关民主党派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徐冰、 胡乔木出席。 1月 28日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民革、民盟、九三学社召开代表大会和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召开中央会议的请示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看过，觉得可用，请酌办。”请示报告提出三个主要问题：一、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 报告认为，民主党派现在正在我党领导下，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因此，应当肯定它们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了。二、 关于学习马列主义和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报告认为，可以要求它们的成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不必强调自愿原则。三、关于组织发展问题。报告认为，民主党派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发展它们的组织。 同日阅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关于团中央准备在全国农村推广青年生产队问题给邓小平的报告。报告说：经过征询有关同志的意见和初步的研究，觉得青年生产队的形式，在试建过程中确有一些积极作用。但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提出青年生产队的队员要身强力壮、思想进步，这样就会使得强劳动力和积极分子过于集中，影响到社内整个劳动组织的合理调配和其他队的生产。目前普遍建立青年生产队，条件和经验都不成熟。邓小平将这个报告转送毛泽东、刘少奇、谭震林核示时，提出如下意见：“拟同意中四办的意见，我觉得他们 522 1 9 5 6年1月的考虑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批示：“不要普遍建立单独的青年生产队。” 1月 29日晨，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周恩来准备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稿，听取中央十人小组召开的各省市小组负责人会议情况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政治报告稿。当天前后，审阅修改周恩来的政治报告稿。将报告稿中的“我们要求和平，但是我们并不惧怕战争” 一句改为：“我们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国际侵略集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话，我们也并不惧怕战争。”'将报告稿中的一段话“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项共同的爱国的责任，就是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改写为：“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报告稿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毛泽东在“不管任何人”之后，加写“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 1月 30日下午三时，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在政协礼堂开幕。毛泽东出席会议。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会上，全国工人、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工商业界代表带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的喜信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报喜。 同日阅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一月十二日

1月 31日晚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九时半，同王震谈话。

1月中旬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期间，根据与会者的意见， 对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作了一处重要修改，将第二条中老解放区和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基本完成高级农业合作化的时间，由一九五八年提前为一九五七年，其余地区基本完成高级农业合作化的时间，由一九五九年提前为一九五八 516 1 9 5 6年1月年。 1月 21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中国科学院四位科学家的报告。副院长兼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主任吴有训讲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力学和化学方面的问题；副院长兼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竺可桢讲生物学、地学和农学方面的问题；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讲技术科学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讲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四位科学家共讲四个半小时。毛泽东提议今后每月可组织两次这样的科学报告，对大家都有好处。 同日分别复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祝贺新年的来电。对达赖喇嘛的复电说：“我衷心祝你身心健康，并盼你在新的一年内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 取得重大的成就。”对班禅额尔德尼的复电说：“过去一年内， 日喀则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工作有进步，我们听到了都很高兴。 现在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我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繁荣兴旺， 西藏地方和别的地方一样，都是要一年比一年兴旺起来的。在新的一年内，你们那里也将会有更大的进步。我祝你身体健康，学业精进，希望你在新的一年内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 同日阅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十二号，批送陈云：“此件请你注意研究一下。”简报反映许多小学教师来信说薪金低、入团入党困难、工作忙累、找爱人难等问题。 1月 22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张闻天等在座。参加会见的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代表铁托向毛泽东赠送了电影放映机和影片。毛泽东对客人说：你们要看我们的落后，看落后如何向前进行，怎样

2月 1日、3日、5日、6日每天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全国政协分批招待参加二届二次会议的委员的宴会。 2月 2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徐冰开会，谈国际共运的有关问题。 2月 3日晚上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彭真、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开会，继续谈国际共运的有关问题。 2月 5日审阅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参加和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农业生产的实施方案》，批示：“照发，抄中书〔1〕各同志及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建立空军学院的报告，批示:“照办。” 同日晚上，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 陈云、 彭真、 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开会，研究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等问题。代表团团长为朱德，团员是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 〔1〕指中共中央书记处。 524 1 9 5 6年2月 2月 6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全体人员，彭真、陈毅、张闻天、蔡树藩〔1〕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欢迎所有南斯拉夫的同志们。 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你们有很多东西比我们强。我们也派足球队到南斯拉夫去向你们学习，请你们当教员，把中国教强了。又说：我们还有困难，可能你们也有困难，我们共同克服困难。我们缺点很多，经济不行， 文化也落后，体育也不发达。过去制度不好，封建制度，半殖民地国家，还受帝国主义侵略。现在来重新建设经济，发展文化体育，请你们教我们。我们是兄弟国家，不要客气，把中国人当作你们自己人看待。我们对你们当作自己人看待。亚洲国家有几十亿人口，大家在一起就不孤立。应该把和平地区扩大到欧美去。 美国人民也不愿意打仗的，只有少数美国人好战。统治阶级里也不是个个不能打交道。希望和平能延长下去，这不是不可能的。 最后，毛泽东请客人回去后，向铁托总统及其他领导人问好。 2月 7日下午，同周恩来商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闭幕问题。 2月 8日下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闭幕。毛泽东在北京体育馆同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合影，并观看游泳和体操表演。 2月 9日下午六时半，同张经武、陈赓谈话。九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李先念、 薄一波、陈伯达、王首道开会。 2月 10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问团，周恩来、彭真、陈毅、陈叔通、张奚若等在座。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需要和平，需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需要许多外国朋友，不管这些朋友是什么国家的， 只要他们愿意来中国看一 〔1〕蔡树藩，当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2月 12日农历春节和藏历火猴年元旦。和刘少奇、周恩来、 李济深、陈叔通、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在京藏族全国政协委员拉敏•益喜楚臣、欧协•土登桑却，西藏地区参观团团长拉鲁•策旺多吉、副团长安庆•定结活佛、仁青顿珠和部分团员，西藏青年参观团团长桑颇•登增顿珠、副团长才旺多登•悦希凭卓，达赖驻京办事处处长顿旺•坚赞扎巴， 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孙格巴顿，四川省木里地区初基江错活佛。毛泽东说： 对西藏地区的土地改革要采用不同的办法，要采用云 〔1〕指《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详见本卷第263 页注 〔1〕。 526 1 9 5 6年2月南的办法。那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满意，土司也满意。总之，贵族的生活不变，照老样子，可能还有些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宗教信仰自由。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 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西藏现在不是搞合作社的问题，而是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什么时候进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要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下决心，要由西藏的僧俗官员和寺院里的喇嘛、堪布们决定。要有一个酝酿的时期，一年、二年、 三年，通过讨论，打通思想。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讲。多酝酿、多讨论有好处，大家都讲，慢慢地就讲通了。贵族、喇嘛有好多人害怕改革，你们回去后要对贵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论如何改革，对他们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维持。少数民族自己内部也可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代替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你毒死我、我毒死你的办法。要用互相信任代替互相不信任。藏族和汉族过去互相不信任，慢慢地就可以互相信任。我建议你们回去好好研究和协商，增强你们内部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也增强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 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土地改革了。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达赖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 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经济文化方面，藏族是落后的，汉族也落后。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支援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发展。你们应该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经济不发展，人口也不

2月 13日阅汪东兴关于江西部分农村合作化发展情况的报告，写批语：“汪东兴的考察报告。此件提出了一些问题，可以一阅。”同时批示杨尚昆：“此件请你印一百份，发各政治局同志、农村工作部及中央警卫队约八十人，每人一份。”汪东兴的报告说：据省委农村工作部统计，全省初级社入社农户已达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十八。春耕前，群众结合搞生产规划，已在酝酿办高级社。有的地区已经铺开，计划今冬明春基本实现高级化。当前农村的主要问题是：抗水灾、旱灾能力差，农用机器短缺，劳动力不足，牲畜、种子少，购买困难等。 同日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等在北京饭店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招待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酒会。 2月 14日自本日开始，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国务院三十五个部门〔1〕的工作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至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四十三天。参加听汇报的有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参加。在听汇报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许多意见和评论，在此基础上形成《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同日下午，听取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开始时，毛泽东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几趟，跟地方同志谈话。 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 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若干要求， 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说： 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 〔1〕通常说毛泽东听取国务院34 个部门的汇报。根据现存的档案材料，向毛泽东汇报的是35 个部门。

2月 15日上午和晚上，听取电力工业部等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有兴趣？党刘松林当时在苏联学习。 530 1 9 5 6年2月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验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 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受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从前军队也是这样，有些人就是反对政委制，说政委不搞军事，只能搞政治工作，经过多次斗争才纠正过来了，政委不只可以管政治，也管训练，也管干部，也管打仗。中间也曾试过一阵一长制，李德就是一长制，结果就是光打败仗，败得只剩下个陕北根据地。看样子短期内还做不到行政干部一定要精通业务，那怎么发得出正确的指令呢？我这个人的指令如果不经大家议论一番，就不一定正确。大家互相督促帮助一番，就更有把握嘛。法院、检察院之类机构，有生杀予夺之权，如果不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那最危险。工厂的领导应当是这么几条:党委的集体领导绝不妨害一长制，绝不妨害厂长行使职权；平日大的问题一定要党委讨论；来不及的时候先斩后奏，就先做了然后再讨论；有争论时，双方意见上报，上报期间先执行厂长的意见；厂内的事情党内讨论后，以厂长的名义下达或公布。任何情况下， 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首相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彭真、沈钧儒、陈叔通在座。交谈中，毛泽东赞扬柬埔寨政府执行和平中立政策以及执行这一政策的国际影响，希望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西哈努克说，深感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中国政府坚持执行和平政策的真诚，重申柬埔寨坚决执行和平中立政策，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 2月 16日下午，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2月 17日下午，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称赞第二机械工业部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 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 532 1 9 5 6年2月之，比较生动活泼。毛泽东说：工人提拔成工程技术人员，也是很大的一个出路，说一个重型机械厂厂长要有十五年工龄才能当， 这条就不能信咧。我们要十二年接近世界水平，这里头看出希望。 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思想是可以变物质的，设计变成房子，它从物质中来，又还原到物质中去。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时，毛泽东说:全部自给， 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基本的主要的可以。脑子太热不行。又说：尽强调数量，不强调质量不行。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在讲到派往苏联学习人员的名额分配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能搞平均主义，重点在重工业各部，次序总该是地质各部、冶炼各部、燃料各部、机械各部，其他交通、水利。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知识分子问题也是这期间提出来的，干部也是知识分子问题，高级知识分子要搞一百万嘛。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毛泽东最后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会议〔1〕上提出 〔1〕指原计划 1956年 5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后来在 1956年 8月和 9月召开。

2月 18日晚七时，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赠予的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七时十五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七时半，设宴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成员。参加授勋、签字仪式和出席宴会的有刘少奇、彭真、张闻天、彭德怀等。 2月 19日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苏联学者在华参观时，“讲了一些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的话”，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请指示。毛泽东批示： “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阅，退定一办。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1〕，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 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同日阅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农业高额丰产会议情况的报告， 批示廖鲁言：“此件可以转发各地。”次日，将中央转发江苏省委报告的批语稿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阅，杨尚昆办。中央批语稿肯定了江苏省委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很好，他们的经验应当在各地推广。江苏省委的报告说：这次会议传达和讨论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断克服了各种保守思想，注意纠正了无根据的胡思 〔1〕指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参观广东中山县孙中山故居时，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 534 1 9 5 6年2月乱想。在此基础上，交流和总结了丰产经验，规定了各地不同的粮棉丰产指标。 同日晚上，听取国家建设委员会汇报。毛泽东提出：建筑人数还可能减少，搞机械化嘛。关于从农村中招收工人，这一点现在还不能作结论说中国一定和苏联不同。他还提出，可以搞标准设计，没有弊病。学会成套设计要五年到七年，那太长，能不能缩短到三年五年。协作要变成计划，变成制度，不是求人，不是可办可不办。建筑材料不就地取材，是要增加铁路运输的压力的。 2月 20日晚上，听取建筑工程部汇报。在听汇报前，从万里〔1〕是山东人没有看过《水浒传》和《金瓶梅》谈起，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当刘秀峰汇报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措施时，毛泽东说：你们的书面汇报这些都不与，只与骨头。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 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引人入胜，使人想看下去。这样的文章不限字数，一万字也好，三万字也好。每个部写一报告，三月份交我。将来每一个局都要写一个报告，然后再发展到每一个厂都要写一个报告。然后来抽查，然后下去参观，叫厂长、书记来谈话，就可以摸点边了，才能看出一些东西来，主要看基层单位的。老看骨头，脑子里没有印象。工厂企业是生产力，也是基层生产关系嘛。写一个工厂要有历史，要有发展过程，有它的艰苦创业。要提倡到基层找材料，就可以研究些问题出来。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 〔1〕万里，当时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6年5月任城市建设部部长。

2月 21日下午，听取城市建设总局和第二机械工业部汇报。 毛泽东提出，城市要全面规划。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和平了，会把天津、 保定、北京连起来。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同日晚上，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 周恩来、 彭真、 陈伯达谈苏共二十大等问题。 536 1 9 5 6年2月 2月 22日晚上，听取第二机械工业部关于原子能问题的汇报，肯定二机部的工作做得很好，很有功劳。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2月 24日就发表郭沫若访日诗，批示：“送彭真同志：内件〔1〕请交《北京日报》发表。其中有些草体字须先改为楷书， 以免弄错。” 同日阅梁思成〔2〕二月六日托周恩来转送的一封信，信中表达了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毛泽东批示：“刘、彭真阅。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交北京市委酌处。”梁思成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人党。 同日阅杨尚昆的一份请示报告。报告说，河北省准备在北京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共一千五百人），他们提出希望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同志能与全体会议同志一起照相等要求。毛泽东批示： “照办，请尚昆组织这件事。”二十九日，和刘少奇、周恩来、 彭真等接见会议代表，并合影。 2月 25日莫斯科时间二十四日深夜，赫鲁晓夫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会后， 苏共将报告的主要内容通报中共代表团，并派米高扬到中国向中共中央送报告文本。 同日下午，听取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日穷，二日 〔1〕指信封内装的郭沫若访日诗7 首。郭沫若应日本学术会议的邀请，于 1955年

2月 26日下午，听取石油工业部汇报。当汇报到石油部原来合并在燃料工业部而该部又无力照顾时，毛泽东说：几年来石油力量发展不够，这也是个原因，看起来分部是个重要的东西。 要调一些干部给石油部，各部门要平衡嘛！他最后说：今天汇报很好，比上次进了一步。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罗瑞卿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 王首道、贾拓夫等出席。 2月 27日下午，听取地质部汇报。毛泽东说：地质部主要搞普查，但其他如石油、有色金属、铁矿等也应搞些详查细测， 门门要学整套的，否则学不会本事。各部都应该有自己的专业， 分部是对的。最后说：今天汇报很好，收获甚大。 2月 28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并合影。 同日晚上，听取电力工业部汇报。当汇报到一九五五年我国发电量为九十八亿度时，毛泽东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你们应该先解决劳动组织不合理的问题，把老厂多余的人搞到新厂里去，努力把劳动生产率达不到指标的第一个原因解决掉。当汇报到我国电力生产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时，毛泽东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月 29日晚上，听取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他们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至此，重工业部门汇报结束。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

2月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二月十二日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稿，批示：“刘、周、瑞卿再阅，在尾上加了几句。发后，抄公安部。”毛泽东加写的话是：“可以肯定地说， 今年捕人的数目应当较去年大大减少，只捕少数非捕不可的人。 杀人的数目尤其要少，只杀极少数非 A 不可的人。今年三月底中央公安会议的时候，应当根据新的形势，重新拟订一个计划，报告中央审定。”

2月、3月、6月又先后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6 1956年 10月埃塞俄比亚都逐渐在起变化，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也不一致。 第二是在内部组织破坏，这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这样计划的。他们要把纳赛尔〔1〕搞倒，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不但埃及内部团结一致，所有阿拉伯国家也在这个问题上团结起来。日子一长，英、法内部也会起变化。苏加诺问：日本人口多、土地少， 会不会向外侵略？毛泽东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 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日本扩张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内部也起了变化，包含社会党和久原房之助〔2〕 这类旧人物在内。美国是第一个最大的敌人，日本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和日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美国。我看，你们还是早日同日本建交好。关于我们同日本建交，我们当然要求尽快，但是我们不着急。日本现在有一个困难，美国不让它同我国建交， 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日本承认台湾，不承认我们。参加交谈的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问：日本人脑子里的想法同过去是否有改变？ 毛泽东说：不见得有很大的改变。比如我们放回去的人，还有很多是旧脑筋，不承认失败，复仇主义还很厉害。但是另一方面， 日本大学生、工人、妇女的反美情绪、要求和平反对日本重新武装的情绪，正在发展。

3月 1日下午，听取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犮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时，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时，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 应该是充分利用$者充分合理利用。上海、天津的企业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所以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在汇报到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毛泽东从汇报材料中看到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得到启发，说：轻纺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多积累资金，就是多搞重工业。 3月 2日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同周扬、刘白羽、老 540 1 9 5 6年3月舍〔1〕谈话。随后，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同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的理事和代表合影。 同日下午五时，听取地方工业部汇报。开头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写文件的问题，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 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 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 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如何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他说： 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关于沿海地区工业，毛泽东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势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地区的发展。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又指出：对私营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要达到什么目标，要订出一个规格，如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花色比过去稍好不算改造得好，一定要大好才算改造得好。在汇报到对有些产品采取选购办法时，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像是要打倒落后，其实主要是为着提高落 〔1〕刘白羽，当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创作委员会主任。老舍，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

3月 3日阅刘少奇转来的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的来信，批示：“送中央卫生部徐运北〔1〕同志：原定今年三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是否按期召开？准备情形如何？望告。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秉志来信提出， 消灭钉螺用土埋不行，必须用火焚烧，以期永绝后患。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开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参加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情况的汇报〔2〕，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谭震林出席。 同日晚上 ，听取轻工业部汇报。在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 毛泽东说：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作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在汇报到对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时，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汇报到上海地区不做大的扩建时，毛泽东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在汇报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办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 ，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1〕徐运北，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 〔2〕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出席了1956年2月 14日至25日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邓小平于3月3日回到北京。朱德在参加苏共二十大后，又对苏联等7 个国家进行访问，于4月2日回到北京。 542 1 9 5 6年3月 3月 4日下午，听取手工业管理局汇报。在汇报到手工业改造速度时，毛泽东说：我觉得慢了一点，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似乎低一点。在汇报到组织铁、 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的时候，毛泽东说： 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在汇报到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 群众不满的时候，毛泽东说：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汇报到手工业劳动生产率和手工业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的时候，毛泽东说：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三十多倍。 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在汇报到行业安排、产品分类时，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了。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在汇报到提高工艺美术品和保护民间老艺人时，毛泽东说：这些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开办学院，召集会议，给予名艺人学术头衔。杨士惠〔1〕 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在汇报到要求将手工业的供产销纳入国家计划时，毛泽东说：手工业产值 〔1〕杨士惠，象牙雕刻艺术家。当时任北京市象牙雕刻生产合作社主任。

3月 5日阅中共四川省委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办公室三月二日给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的电报，批示杨尚昆：“请你电话告知上海柯庆施同志和中央卫生部徐运北同志，今年三月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时候，应当邀请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有血吸虫和钩虫病的省区派出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并问他们此次会议何日召开，有无准备？” 同日下午，听取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国务院第六办公室汇报。 3月 6日下午，听取铁道部汇报。在汇报到铁路运输营业人员的分类人数时，毛泽东说：以后，我出门不要你们部长、副部长跟着一同去，不然将来要检讨的。一九五〇年，我到苏联去就闹了个大官僚主义，铁路沿线两侧每隔二十公尺就有一个人站岗， 从北京一直到满洲里。在汇报到铁道系统不少领导干部安于现状， 滋长着骄傲自满情绪时，毛泽东说：铁路人多，家底大，成绩也不小，容易骄傲，应该注意这一方面。当汇报到在铁路基本建设方面，自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之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时，毛泽东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害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 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自从一九五三年反主观主义之后，到一九五五年，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进了一步，但是带来了一个右倾。所以必须要在去年提 544 1 9 5 6年3月出反对右倾的口号，先从农业开始，以后又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也反对右倾。共产党要反过来反过去，多反复几次就要好些。 3月 7日阅徐运北关于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问题的来信， 批示：“除长江中下游六省外，其他已发现血吸虫病的省份如四川、广东、福建等也应当请他们派代表参加，请与柯庆施同志商处。会议除讨论血吸虫病为主要任务以外，钩虫病及其他最严重的疾病也宜加以讨论。会议应当订定下一次会议，下半年再开一次会议（即每年开会两次）也就可以了。” 同日下午，同蔡畅谈话。 3月 8日下午，听取交通部的汇报。看了交通部的汇报目录，感到一目了然，要求各部都要这样作才好。他说：世界各国海船吨位表很好，我国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明我国太穷。公路少应多修，地方工业和修公路都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在谈到运价问题时说：运价高束缚生产力，工农业产品交流不起来，税收减少，结果害自己。工农业都在发展，两方面交流靠运输纽带， 中间路太狭，通不过去发生矛盾，就影响两方面发展。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方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私有财产是否三年收归国有，还要考虑。将来可以给他们福利基金。讲到肃反，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汇报远景规划时，毛泽东说：一九六七年造船达到五百七十一万吨，这还像个样子。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 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汇报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对的意见， 我都支持，我已说过，把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3月 9日下午，听取邮电部、民航局汇报。

3月 9日为悼念斯大林逝世，在《人民日报》发表《最伟大的友谊》一文。文章指出：“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同志指导苏联人民，把他和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共同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光明灿 〔1〕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1955年 7月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 〔2〕指财政部1953年3月4日关于各地汇报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准备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 〔3〕指黄炎培。黄炎培字任之。 〔4〕指1953年3月1日毛泽东关于税收问题同黄炎培、陈叔通的谈话。 1 9 5 3年3月 53 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不只是苏联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胜利。第一，这个胜利用最现实的生活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该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第二，这个胜利保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能够有战胜法西斯野兽的力量。不能设想，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能够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同日下午，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各界人民追悼斯大林大会，并向斯大林遗像敬献花圈。 3月 10日审阅中共中央三月三日转发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 乡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的批语稿，重新起草，题为《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后来又作了修改于三月十九日发出。 同日阅薄一波三月八日关于一九五二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薄一波：“此件很好。应当(一） 用中央名义将此件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地委、县委各大中小城市市委；（二）由中财部以命令下达税务系统的各单位。 一个中等县就有八百多财经干部，县委和这些干部对税收政策都不甚摸底，有很大偏差，故须下达至县委。至于小城市，例如临清、泊头等处只要有市委组织，也应下达。以上都请你办。此件已送黄炎培、陈叔通阅，他们表示同意。”薄一波的报告说：中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各大区及主要城市税务局长均参加。会前税务总局曾作了若干城市税收工作的调查研究， 准备充分。这次会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一般合乎主席所指示的“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的精神。 因此，有转发各地参考的必要。 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 54 1 9 5 3年3月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并下发试行。决定草案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 政策、 计划和重大事项， 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 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应即撤销。决定草案对现在政府工作中各领导同志的分工，作出明确规定：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 检察和法院工作） ，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 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 ，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 ，由邓小平负责。四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 ，主要内容是： （一）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领导隶属关系，作出调整：高岗领导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 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邓小平领导铁道部、交通部、 邮电部；邓子恢领导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全国合作总社， 全国合作总社在业务方面仍应与财委保持联系；饶漱石领导劳动部；陈云仍领导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物资储备局，在陈云休养期间，由薄一波代理。（二）充实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和组织，调李富春、贾拓夫任国家计委副主席，在国家计委下增设国家建设事业局和国家物资分配局。（三)由于上述改变，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 》中，所列的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对中央负责的分工范围，属于国家计划 1 9 5 3年3月 55 工作和财政经济工作方面者，亦应作如下的改变：高岗、李富春、 贾拓夫负责国家计划工作和工业工作；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邓小平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邓子恢负责农、林、水利、合作工作；饶漱石负责劳动工作和工资问题。 同日复信达赖喇嘛：“感谢你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及九月三日（藏历水龙年七月十四日）的信和礼物。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在你领导之下，协助人民解放军的入藏部队，加强团结， 并争取协议的逐步实现，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中央对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确地写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者外，我在接见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时曾又简要地告诉过他们。这些简要的话，柳霞•土登塔巴已经在他对西藏的广播中谈到〔1〕，想你已经知道了。建设新西藏所需要的帮助，凡属能够办到的，中央当尽可能地办到，但因交通阻隔，有些事情一时无法办到，只好等待以后再办。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们在这里所提出的要求， 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本着以上这种精神处理的。详细情形，相信他们回到拉萨后必会向你报告，兹不赘述。以后你和班禅额尔德尼需要中央帮助之处，均可告诉张代表或请张代表用电报转告我。”“祝你领导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逐步地建设，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毛泽东随函附送一批礼物。 同日复信班禅额尔德尼：“感谢你一九五二年八月三日(壬辰六月十二日）的来信和礼物。你回藏后，努力为汉藏两族之间的团结及西藏内部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并为当地僧俗人民的利益做了工作，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爱国和团结的基础 〔1〕有关内容见本书第1 卷第610 至612 页1952年10月8日条。 56 1 9 5 3年3月上，相信我们的友谊会与日俱增地巩固和发展起来。”毛泽东随函附送一批礼物。 同日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同意西北剿匪部署给西北军区并西南军区的电报：“西北军区三月八日电悉。同意甘青剿指〔1〕 之剿匪部署及西北军区之意见。望令剿指注意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主要是物质补给困难和少数民族对我不了解的困难，遇到这些困难时，必须鼓励部属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之，务达全歼各匪， 不可半途而废。” 3月 12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朱德、高岗、彭真、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曾山、陈伯达、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黄敬、陈正人、王鹤寿、贾拓夫出席。 3月 13日下午，同彭德怀谈话。随后，同十一日出院的陈云谈话。晚上，听取高岗关于林彪〔2〕病情的汇报。 3月 1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各中央局、 分局并转各省市委的指示：“（一）上海市委三月二日及华东局三月九日两电均悉。中央同意华东局对上海市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着重新三反的综合报告的批示。以后此种会议每半年应开一次， 会期可缩短些。（二）今年三、四、五月应着重在大区一级、 省市一级和专区一级共三级，检查领导机关和各业务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将检查县、区、乡三级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作为典型试办，取得经验，以利推广。今年六、七、八、九月应配合 〔1〕甘青剿指，甘肃、青海剿匪指挥部的简称。 〔2〕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 （先后至1954年11月、9月、11月） 。1954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 9 5 3年3月 57 大选工作在县、区、乡三级着重检查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同时继续检查大区、省市和专区的官僚主义。望你们按此方针进行部署，并注意和各项具体工作相结合，不要孤立地进行新三反。” 同日阅张震二月十八日关于修筑江西通往福建的铁路选线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铁道部原拟的线路是，从南昌以南的向塘起，经南城、南丰、广昌、石城、瑞金、长汀、朋口、龙岩、漳平、华安至嵩屿，全长九百二十二公里。华东军区又提出如下线路：从浙赣线的贵溪站始，经光泽、邵武、顺昌、南平、沙县、 永安、连城、朋口、尤岩、漳平、华安至嵩屿，此线长约一千公里。两个方案相比较，铁道部所拟的方案，距海岸线深远，纵深较大，不易受战争影响。华东军区所提的方案，线路经过福建大部地区，照顾了福建交通不便的情况，在军事上从华东支援作战较近，将来续修至福州的铁路亦较近。究竟修筑哪一条线路为好， 请审查指示。毛泽东批示：“高岗同志：此件请你与铁道部同志商谈审查，以其结果告我。我意只要工程方面无特别严重困难， 较原拟南昌、抚州、瑞金、厦门线为好，闽北、闽南均可满足。 惟贵溪至朋口线国民党时期似未留下勘测材料，须重新做，完成时间可能要延长一点。”后来，江西通往福建的这条铁路， 基本上是按毛泽东赞同的华东军区的方案修筑的。 3月 15日晨，和朱德、高岗、彭真、邓小平等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馆吊唁哥特瓦尔德〔1〕逝世。 同日阅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月二十日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情况的报告，批示：“黄克诚、德怀、子恢、小平、仲勋同志阅，退薄一波同志办。此件请你们一看，教训很大。请黄克诚 〔1〕哥特瓦尔德，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 58 1 9 5 3年3月同志指导总后勤部及各大军区后勤部、志愿军后勤部、各特种兵后勤部，仿照第二机械部办法，彻底检查仓库物资，反对官僚主义。请仲勋指导中央卫生部及各有物资的部门（如电影局） ，检查官僚主义情形。请子恢指导农、林、水三部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请一波指导财委所属其他各部仿机械二部办法彻底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二机部报告说，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检查中初步发现了以下问题：（一）库存物资严重积压，至一九五二年底为止， 积压各种物资及原材料总数达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余亿元。（二） 一九五三年的国内供应和国外进口计划均有盲目性。（三）编制计划中也有错误。发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同日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二月二十三日关于、“新三反” 的指示，批示：“饶漱石、安子文同志：最近有许多关于‘新三反’的文件，文尾多有希望中央指示的话，均请你们予以批复。 有些重要的文件，可在中组部的党内刊物上发表，有些则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如已付给你看的山东分局及胶州地委的文件） 。 此件写得很好。”华南分局的指示分析了广东地区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情况，并对华南地区的“新三反”作了具体布置。 同日阅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三月十三日编印的 《贯彻婚姻法运动情况简报》 第十一号， 批示刘景范 〔1〕：“简报上的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 三五天一次， 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如本号凤城县的好事例及各地的不好事例，凡典型性的，都应当公开报道。请与人民日报和新华 〔1〕刘景范，当时任中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1954年 11月任监察部副部长。 1955年 5月任地质部副部长。 1 9 5 3年3月 59 社同志商酌处理。” 3月 16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朱德、陈云、 高岗、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曾山、 习仲勋、杨尚昆、贾拓夫和各大区负责人出席。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稿，加写一些内容，成为这个指示的主体部分。毛泽东加写的是：“（二) 河南民族关系如此不正常（除郑州等处），各省恐怕也有类似情形，故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负责同志，统战部及民族委员会（有民委的地方）的同志，抽出时间一读张执一、马杰两同志的报告〔1〕。此种情形， 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 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 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仿照中南的办法，派出像张执一和马杰这样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 〔1〕张执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 、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马杰，当时任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张执一 1953年 1月 30日关于访问河南少数民族的情况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中央统战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河南省委的报告中反映：河南回、汉民族关系不正常，突出表现在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及生活习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清真寺的土地被分掉，清真寺本身也有不少被占用；不尊重回民的生活习惯，甚至多方嘲笑、 侮辱；大多数回民的收入比解放前降低；拨给少数民族的文教卫生专款多未专用，回民中学的待遇也不及一般中学等。马杰 1953年 2月 21日关于河南少数民族工作的情况给李维汉等的报告，对河南少数民族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60 1 9 5 3年3月访问。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 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 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 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三）此件及两个附件请登党刊。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 教育党和人民。”改写后， 将指示稿批送朱德、邓小平、邓子恢、 饶漱石、安子文、彭真、彭德怀、林伯渠、董必武、高岗、陈伯达、 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刘春、杨静仁〔1〕 、胡乔木阅， 杨尚昆办，指出：“此问题很大，故加了两段。如有意见，请批出，送我再阅。如无意见，请尚昆以代电形式，印送各中央局、 分局、省市委，西藏则发电报。在北京，印发如前示。”三月二十七日，又批示杨尚昆：“请将胡乔木同志在张执一、马杰两报告中所指要删掉的地方，加以删除，然后以代电发出。在北京另印发如前示。” 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下发《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第二个决议（草案）》的批语：“此件发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省委、市委、地委研究和试行。” 同日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本日关于同意中南军区一九五三年 〔1〕刘格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3月 10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程潜、章士钊、王季范等，同他们叙旧，看电影并共进晚餐。 3月 12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毛泽东讲话，他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1〕。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 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电报， 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 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揭了盖子，一是它捅了娄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邓小平、杨尚昆继续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 同日阅彭德怀三月七日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为了逐渐减少我国在越南的军事顾问人员，增派越南军队所需要的技术人员， 拟将现在越南担任军事总顾问职务的韦同清同志撤回，另派一个驻越武官担任两国的军事联络工作 。毛泽东批示：“刘、周、 〔1〕指1956年2月19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和2月28日发表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两篇社论。 546 1 9 5 6年3月陈、邓阅，退彭，照办。武官人选，要是很好的。” 3月 13日晚八时，听取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汇报。 同日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等，对贝鲁特〔1〕去世表示深切哀悼。晚十一时，和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等到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吊唁贝鲁特去世。 3月 14日下午六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同他们进行交谈。参加会见和宴请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 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等。长征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毛泽东说：因为我怠工，所以拖延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发表过的东西， 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艾地问： 《毛泽东选集》出了第三卷之后，毛主席对第一、二卷有没有打算作什么修改？毛泽东说：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想到还可以补一些注解。艾地问：《毛泽东选集》里有一篇谈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问题〔2〕，不知道那是就中国的特点说的，还是指所有国家说的？毛泽东说：那不单是说中国的问题， 也包括外国。艾地问： 现在是不是也还那样说？毛泽东说 ：现在也还是那样说。波 〔1〕贝鲁特，1956年3月12日在莫斯科去世。去世前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2〕指《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开头的一段话：“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 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3月 15日中午，听取彭德怀汇报自三月六日开始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同意会议当天可以结束，提出会上关于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应当报中央政治局。 同日下午，听取农业部汇报。之后，同刘少奇、彭真、邓小平商谈工作。

3月 16日下午，听取水利部汇报。 3月 18日晚上，听取林业部和气象局汇报。之后，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谈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3月 19日下午二时，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下午四时半，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汇报。 3月 20日、21日晚上，继续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汇报。 3月 23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王稼祥发言分析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内在矛盾，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作系统发言，周恩来就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发言，邓小平发言着重谈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着重讲了四点意见。第一，共产主义运动，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 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第二，社会主义社会， 仍然存在着矛盾。 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 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 550 1 9 5 6年3月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会议结束前，毛泽东提出，对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这篇文章可以在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下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竟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 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 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一个星期内写出来。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这篇文章初稿于本月二十九日写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3月 25日上午，同陈正人谈话。晚上，同邓小平、陈伯达谈话。 3月 26日下午，听取商业部汇报。之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商谈问题。 3月 27日下午，听取对外贸易部汇报。之后，同周恩来、 陈云、彭真、邓小平商谈问题。 3月 28日复信拉科西〔1〕：“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来 〔1〕 拉科西，当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

3月 29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艾地，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在座。在谈到印度尼西亚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荷兰还是美国的问题时，毛泽东表示同意艾地的意见， 说：印尼共产党反对荷兰，但也要反对美国，两者都要揭露。 必须反对美国侵人印尼的势力，一步一步地排挤荷兰的势力。前门打虎，后门拒狼。在谈到印尼共产党的工作时，毛泽东说：印尼共产党的工作有两方面： （一）上层；（二）下层。在上层分子中间，凡是能够争取过来的，都应当争取他们，党和他们的团结越久越好。在下层的工作，就是争取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革命领导校的问题主要是对农民的领导，没有农民就会麻烦，就会被孤立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如果站在帝国主义一边，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要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党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力量，就是说党必须在农民中间生根。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工作，而且要有军队，要掌握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够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党必须加强在农民中间的工作。最好艾地同志或其他政治局委员到农村去，和农民接触，调查农村的情况， 以便详细地了解农村阶级关系、土地问题和生产情况。每个政治局委员一年利用两个或三个星期去调查农村的情况，这是好的办法。对于工厂也是这样。只有这样，政治局委员才能知道农民问题。如果不知道，工作就困难，就不可发出指示。在讲到争取中间势力时，毛泽东说：地主问题也要加以区别。在他们中间同样也有大、中、小之分。必须把封建剥削的地主和同资本主义有联系的地主区分开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那部分地主必须给他们 552 1 9 5 6年3月加上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帽子，必须把他们包括在统一战线内。 不能把他们和封建主同等看待，这样可以缩小打击面。毛泽东一再强调，在这次谈话中所提出的一切意见，希望只作为参考的材料来接受，不要认为我们的一切经验对你们都是正确的。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商谈陈云赴越南问题。 3月 30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发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 《关于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工作汇报提纲》稿，批送刘少奇、 周恩来、 彭真、 邓小平阅后， 由杨尚昆发出。 汇报提纲稿说： “中央最近分别听取了工业、交通、农林水和财金贸各部党组的汇报， 在今后几个月内中央拟分别听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关于工业、 运输、农林水、财金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为了便于各省、市、 区党委准备汇报的意见，现在提出下列问题供作参考。”提纲稿共列出十个题目，要求“向中央汇报时，应当各自根据本省、市、 区的经济特点，对本省、市、区财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作历史的比较。这种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同时，应当写成书面文件报送中央，字数不限，但亦不要太长”。毛泽东将“字数不限，但亦不要太长”改写为： “字数以一万五千字左右为宜。 但要看内容如何，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上开十项如果一次写不完，分别写成几个报告也可以。如果一时写不好许多问题，先写两三个或者三四个问题也可以。”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指示稿，批示： “刘、周、彭真阅后，退小平照办。国务院春耕指示〔1〕 （此 〔1〕指国务院1956年3月27日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

3月 31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4月 1日晚上，同陈伯达谈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 4月 2日晨，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审阅修改后，致信刘少奇、邓小平：“社论〔2〕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 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二十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 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 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毛泽东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加写了一些内容。文章在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也会犯很多错误的地方写道：“甚至会在某种情况下也会重犯过去的错误，这点恰恰是人们完全可以设想的。”毛泽东将这句改为：“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 〔1〕习，指习仲勋。 〔2〕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最初准备作为《人民日报》 社论发表，1956年4月4日毛泽东修改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 554 1 9 5 6年4月到的。”在文章讲到斯大林在后一个时期犯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故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在文章讲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以下一些内容：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 0 年发生的，后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抗日战争时期， 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在文章末尾，

4月 3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晚十一时，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伯达、命乔木、胡绳，在中南海颐年堂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 4月 3日、4日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又进行多次修改。文章中讲到，鉴于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 毛泽东在这里加写一段话： “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 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 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 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文章讲到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本身也还将有矛盾的地方，毛泽东加写：“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 。”毛泽东还将文章中 “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而避免个人的专断” 一句中的“个人的专断”，改为“脱离群众

4月 4日中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胡绳、吴冷西、田家英等开会， 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会上， 毛泽东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 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谈关于从朝鲜调回四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部队装备及补充问题。 同日审阅彭德怀三月二十八日关于将南京军区分为南京、 福州两个军区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在此次军委扩大会议期间， 南京军区的同志建议， 由于现在南京军区直辖江苏、浙江、福建、 江西、安徽五个省军区，范围太大 ，领导不便，要求划为两个 558 1 9 5 6年4月军区，即将江苏、浙江、安徽划为南京军区，另将福建、江西划为福州军区。经军委会议讨论，同意这个建议，由福建军区的领导担任福州军区的领导。但福建军区司令叶飞兼任福建省委书记、 省长，兼职过多，请中央考虑叶飞不兼福建省委书记。〔1〕毛泽东批示：“刘、周、朱、小平阅后，退彭德怀同志。此件看过。 同意划分为两个军区。叶飞的省委书记是否可以不再兼了，何人充任省委书记的问题，请小平和谭震林商定告彭。” 4月 5日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人民日报》 发表。 同日下午，听取粮食部汇报。 4月 6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陈云汇报赴越南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邓小平、王稼祥等出席。会后，同刘少奇、朱德谈话。 同日晚九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米高扬。次日晨一时，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开会，通报会见米高扬的情况，商定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会谈的基本方案。 4月 7日下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秘书长共二十四人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会谈。随后，李富春、米高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五十五项新的工业企业的协定和关于修建从中国兰州到苏联阿克斗卡（今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铁路及组织这条铁路联运的协定，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出席签字仪式。 〔1〕这之后，叶飞所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的职务并未免除。1956年8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月 8日下午，听取农产品采购部汇报。 4月 9日下午，听取财政部汇报。 同日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张闻天、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康生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会议情况的汇报。 4月 10日接受丹麦首任驻中国大使格瑞杰生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中国地方大，力量并不强。中国是不会向别人翘尾巴的，如果中国翘尾巴，你们可以批评。我们很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 毛泽东说：你们老呆在北京，知识也受到限制。我想，驻北京的使节每年“五一”和“十一”以后，就是春耕、秋收以后，可以组织两次旅行，到中国各地去看看。大使说：我对中国的情况很关心，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我至少看了十遍。丹麦也有合作社。毛泽东说：我们也要学一学你们是怎样办合作社的。 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发展得很快，原因是：（一）农民很穷。(二） 地少人多。（三）历史发展的原因，即从互助组、初级社逐步发展， 适合农民的习惯，不感到突然，觉得有利无害或利多害少，愿意加入合作社。 （四）由于政府和党的领导。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你们也可以看一看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怎么进行的。资本家现在在半国有化的企业里还是担任着工作，有的还当经理、当厂长，将来也还是如此。政府采取了完全包下来的政策，使他们都有职业，而且有选举权。他们也是国家的主人， 他们对此很乐意。当大使说到中国对资本家的收人不征税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没有所得税，因为大家的收入还不多。所得税的制度还是进步的，我们将来要采用的。不仅对资本家要收所得税，对工人、农民、机关人员都要收所得税。目前我 560 1 9 5 6年4月们的薪水收入不算多，不过因为物价低，市场稳定，还可以过得去。你们在北京买东西大概也会感到这一点的。 同日下午，继续听取财政部汇报。之后，听取中国人民银行汇报。晚上，同薄一波谈话。 4月 11日阅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七十八号，其中反映目前小学教师中存在“三低”即待遇低、 地位低、教学质量低的情况。批示：“刘、周、陈、邓、彭真同志：此件值得一阅， 并应予以解决。”周恩来四月二十七日批示： “送董纯才〔1〕同志阅， 望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解决办法。” 同日下午二时，同罗瑞卿谈有关在押战争罪犯的问题。同日下午四时半，继续听取中国人民银行汇报。至此，国务院三十五个部门的汇报全部听完。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对蒋、日、伪战犯处理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稿，批示：“彭真同志：略有修改，主要是发到县级， 于五月份收集意见上报。”毛泽东在通知稿末尾加写一段话： “请你们将此件印发给所属地委、省辖市委和县委。也请他们召集党内外的适当会议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五月中旬以前由你们汇集报告中央。”中央通知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各党组。通知说：对于目前在押的蒋、日、伪战犯，需要作适当的处理。中央经过总的利害权衡，觉得似以从宽处理为好。从宽处理，不处死刑，按其情节分别判处适当的徒刑，不需要再判刑的则陆续释放，并且陆续特赦一些已有悔改表现、 愿意立功赎罪的较大的战犯。这种处理， 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国家对人民都比较有利。但是，这样处理，也可能 〔1〕 董纯才，当时任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

4月 12日下午，在中南海瀛台参观机械工业展览。从本日起连续六天下午参观这个展览。 4月 14日晚上，同邓子恢谈话。 4月 16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兄弟党的一些问题，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王稼祥、罗瑞卿出席。 4月 17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浙江昆苏剧团演出的昆曲《十五贯》。 4月 18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 彭德怀、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当汇报到新产品问题时，毛泽东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在沿海工厂生产，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工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又说：农民的收入每年必须有所增加，就是说，百分之九十的合作社中百分之九十的人收人应有增加。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是负担不起的，这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秋后个人不能增加收入或增加很少。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还要看看这两年农业实际的增产情况。总之，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同日阅康生摘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三月三日的谈话纪要，批示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 562 1 9 5 6年4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哈格尔在谈话中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这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是有约束力的。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 ，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1〕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孟德尔〔2〕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派。科学是可以有各种学派，我们相信，久而久之可以使一些真正研究科学的人走上唯物主义。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当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哈格尔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错误的。 4月 19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 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工业。他说：不仅原有的轻工业绝大部分在沿海，就是造船、机械、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工业也多在沿海，也必须充分利用。他指出，三个关系都必须很好地解决， 即沿海与内地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谈到农业增产问题时说：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步骤要慎重，不能破坏了精耕细作。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 如果不注意个人收人问题， 就可能犯大错误。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应该把积累、个人收入、发展副业、纠正命令主义都纳人规划之中。为此，四月底要召开一次省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 〔1〕魏尔啸，即微耳和，德国病理学家。 〔2〕孟德尔，奥地利遗传学家。

4月 20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 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说法“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 他说：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当奴隶当惯了，总有点奴隶气，好像 《法门寺》戏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列宁反抗了第二国际，才取得了俄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抵抗了第三国际的错误，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性质是根本不同的，第二国际不革命，第三国际有一时期革命太过火了。他说：重工业是重点是无可争论的。但如果把轻工业建设投资比重定得不恰当，轻工业定低了，就是立志不想搞重工业。要搞重工业就要适当增加轻工业的投资。除了轻工与重工，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毛泽东针对在经济建设中可能出现盲目性指出：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幵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就无办法处理。 工业也可能有此情况。 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 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同日致电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位委员：“我愉快地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热忱地希望西藏各阶层人民在你们指导之下更加团结和进步，在发展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就。”四月二十二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前，毛泽东题词：“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同日为印发徐运北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五百份或更多些，分发党内外高级干部及二十五日到京的各省委书记。”毛泽东为这个报告加了题目 《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和题下注“（这是卫生部副部 564 1 9 5 6年4月长徐运北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值得大家一阅。 中共中央办公厅注）”。徐运北的报告说：今年三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会议一致认为，血吸虫病在我国流传面广，危害极深，不仅损害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严重地影响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和整个民族的前途。要在全国范围内消灭血吸虫病，必须做到：一、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问题的关键；二、充分发动群众；三、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四、追加防治血吸虫病的经费。 同日复信毛宇居：“迭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今借纯珠〔1〕兄之便敬致问候之意。”同日，致信毛笔珠〔2〕：“纯珠兄来说你已加人了合作社，甚为高兴。望你努力工作。”复信毛泽荣：“多次来信，均收到了。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吧。” 4月 21日阅邓小平报送的八大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委员会名单，批示：“如政治局同意，即照此办理，交邓小平处理。”名单共九人：邓小平、胡乔木、李雪峰、谭震林、 马明方、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杨尚昆。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抽调干部和工人参加原子能建设工作的通知。 同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说： 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还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人总是比机械会做工作，广东潮州每亩产量两千二百斤，有的国营农场每亩产量才一百多斤。一拖一拉一百多斤，不拖不拉 〔1〕 纯珠，即毛纯珠，毛泽东的堂弟。 〔2〕 毛笔珠，即毛碧珠， 毛泽东的房弟。

4月 22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康生、董必武、张闻天、彭德怀、 邓小平、胡乔木、李雪峰、谭震林、马明方、安子文、宋任穷、 杨尚昆。晚上，在游泳池住处同王任重、李先念、廖鲁言谈话。 4月 23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 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的提法时，毛泽东说：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法，应改为“除个别边疆地区外，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目标，说“就要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应加上“基本上”三个字。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一些。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谭震林、廖鲁言、王任重、李井泉、吴芝圃、张德生、胡乔木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个人利益问题（草案初稿)》 修改问题。 566 1 9 5 6年4月 4月 24日下午一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程潜。 同日下午四时十五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 彭德怀、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 毛泽东根据两个多月来听取经济工作部门汇报的情况，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大关系。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注意在轻工业上多投些资。二、沿海与内地：为了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 要尽可能地减少国防和行政的费用，来扩大经济和文教的建设。 四、个人与集体：要发展集体利益就必须照顾个人利益。增加工人工资，正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达到增产。农民中有两重关系，即国家与合作社，社与社员，必须照顾社员的收入能年年增加，才能提高社员增产的积极性。五、地方与中央：分权正是为了集权，不注意地方，削弱地方的权限， 对中央是不利的。六、 少数民族与汉族：搞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对汉族大有好处。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只占十四分之一，而土地却占百分之五六十。毛泽东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是复杂的，农村中往往百分之五的干部社会主义积极性太高，而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则更多注意个人利益，这就是矛盾。财政一节，说还想从农民中多要一些，很值得研究。对农民总要经常照顾，不要一下使农民收人大为减少。去年〔1〕就是一个大教训，多购七十亿斤粮食，农民都骂我们。我们减少了征购，实行了三定，又加上丰收，因而改骂娘为鼓掌。总之，要小心谨慎，多要些，还可以多想些办法，如薄利广销等。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顾年堂召集来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

4月 25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 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沿海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防不可不有。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有更大的进步。（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 568 1 9 5 6年4月集体、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要适当调整。要给工厂一定的独立性和权益。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的收人比前一年有所增加。（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 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七）党和非党的关系。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 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 就是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 也是不对的。 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九）是非关系。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 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毛泽东说：这十

4月 26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4月 27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陆定一在发言中讲到文艺问题时说：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一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周恩来问：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陆定一说：我看过， 很好。毛泽东说： 《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1〕，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1〕过于执，昆曲《十五贯》中塑造的不贪污受贿、执法如山的清官无锡知县，因主观主义而错判案件。 570 1 9 5 6年4月同日在《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倡议书说：“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 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在这个倡议书上签名的党内外人士共一百三十六人。 4月 28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总结讲话。关于党内生活问题，他说：七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内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泼。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有一段时间事实上等于没有中央了，后头又逐步纠正，那个纠正，我们认为是必要的。现在我们讲，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现在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他说：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说的独立自主，应搞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我这里随便这么讲，表述不是很准确，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就是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关于修改党章问题，他说：党章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会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还有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的问题，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这个草案上是设一个副主席。也可以谈一谈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常任代表。设常任代表的好处，就是一年开一次会。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

4月 29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 彭真、 邓小平、 王稼祥、 杨尚昆等在座。 毛泽东说： 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在中国，在南北美洲，民族资产阶级都起很大的作用。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在某些时候比工人阶级的影响还大，所以对这些人的争取工作就很重要。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对他们的坏的一面作斗争，而且还给他们利益， 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这样，他们才能拥护 572 1 9 5 6年4月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改造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我们给他们时间，要好几年。这样做对工人农民是有利的， 首先是生产不中断， 市场上群众需要的物品不缺，物价稳定，货币购实力稳定。取消他们的私有制，我们的办法是教育他们，给他们上课、开会，在他们中间开展自我批评，我们也给他们批评，鼓励他们积极的一面，打通他们的思想。改造时，对资本家很好地进行安排，使他们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变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目前有的工厂的厂长是资本家，副厂长是我们的同志。要他们当厂长因为他们懂技术，但他们的企业逐步变为国营。资本家有技术，有管理能力。在这些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向他们学习。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可供中南美洲兄弟党作参考 。可考虑在革命前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争取他们反帝。 他们对帝国主义是不高兴的， 可以联合他们，争取他们或中立他们。如果你们能把全部农民争取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再加上争取资产阶级，你们的工作就好办了。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是被剥削者同不剥削的独立生产者例如中农的联盟。此外，还要有另外的联盟，在半殖民地国家争取得解放，没有这个联盟也是不行的，这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的宗教人士以及开明地主的联盟。用这种办法，可以把敌人变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和本国少数亲帝分子即同帝国主义密切联系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 对我们来说，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为了这个目的，党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对于党内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有正确的政策，帮助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整死。大敌当前，我们就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包括社会的、党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国际上也一样。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就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力量，南美洲、中美洲、北美洲的，

4月 30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开幕式。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会前，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主席团和港澳工人五一国际劳动节观光团及一 〔1〕贺果，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当时任贵州贵阳市教育局局长。 574 1 9 5 6年4月些国家的工会代表团。 同日晚上，会见李烛尘。后同彭真谈话。

5月 1日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1〕晚八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团负责人和著名人士，同他们一起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5月 2日下午三时，同周恩来、张治中谈关于张治中给台湾当局有关领导人写信的问题，朱德参加。 同日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一百一十多人。毛泽东发表讲话，又一次系统阐述十大关系问题。在与会者发言之后，'毛泽东再次讲话。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我们在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 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2〕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 〔1〕据《黄炎培年谱》记载：“5月1日在天安门陪同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参加50 万人。毛主席告知，我国对斯大林的公正批判，既指出其错误， 又不抹杀其功绩，颇为外国重视。又言：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在团结，在帮助。古人蓬矢桑弧，射不伤人。批评也要批不伤人。” 〔2〕杜威，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1919年至 1921年曾来中国讲学。

5月 3日晨二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开会。六时， 乘专机离开北京，上午十时半到达武昌，在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同王任重谈话。下午四时半，乘专机由武昌到达广州， 住小岛招待所（今珠岛宾馆）。 5月 5日晚上，同陶铸、罗瑞卿谈工业问题，刘亚楼参加。 〔1〕指何香凝。

5月 7日晚上，同陶铸谈话。 5月 8日为转发中央代表团党组关于当前西藏动态和代表团工作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并转西康地委〔1〕 的批语：“西藏方面前往康区〔2〕的考察团，不久就会到来， 你们应予以热情的接待，将叛乱原因、平乱情况、党的政策和工作办法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可以告诉他们，并请他们帮助你们做些安抚劝说工作。如果他们愿意到成都和北京走一趟则更好。”报告说：中央代表团自北京出发的同时，四川藏区发生叛乱的消息传到拉萨，在喇嘛、贵族上层中间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恐惧，怀疑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和代表团的来藏是来搞改革的，对这两件事的态度由热情转为冷淡。经过召开上层分子座谈会，广泛地进行拜会、访问和向寺院发放布施等各种活动，宣传中央的政策，解释误会，揭露谣言，局势已逐渐稳定下来。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已胜利闭幕。估计再继续进行一些工作后，拉萨的局势奇进一步安定下来。达赖提出派人组成代表团去四川藏区，协助当地党政进行宣传和安抚工作，我们已表示同意。报告还说：拉萨对四川藏区叛乱发生的原因有多种传说，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叛乱是由于斗争上层、收枪、收税和破坏宗教等四条原因造成的。毛泽东对这四条原因批注：“请四川省委和西康党委注意:拉萨方面所说引起叛乱的四条原因， 请按实情加以分析，对于即将到来的拉萨考察团予以符合情况的说明——中央注。” 同日晚九时半，同陈云、陶铸谈话，次日晨一时结束。陈云是在上海、武汉等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进行 〔1〕这里的“西康地委”和下文中的“西康党委”，应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党委。 〔2〕这里的“康区”和下文中的“四川藏区”，均指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578 1 9 5 6年5月调查之后来到广州的。 5月 11日下午，和彭真、杨尚昆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陶铸汇报广东省工业情况。参加汇报的还有广东省副省长、工业厅厅长、农业厅厅长、省委秘书长、广州市委副书记。 5月 12日下午，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在广州越秀山游泳池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汇报农业情况。 同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二日第四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县、市、 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 同日根据本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的决定， 任命薄一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黄敬为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王鹤寿为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和冶金工业部部长等一批国家工作人员。 5月 13日下午，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陶铸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陈漫远汇报广西省工业情况 。参加汇报的还有广西省副省长、工业厅副厅长、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等。 5月 1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通知说：“汇报的问题，可分为：（一) 工业（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中央各部管的、地方管的和私人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交通运输业（陆、水、空，近代的和落后的）；（三）商业（内贸、外贸、供销合作和私人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农、林、水； （五）财政和金融；（六）干部（即教育工作）。以上各项都应作一些历史的和现状的叙述，并且应当有七年的或者十二年的远景规划，以地方管的或者希望由地方管的为主，中央各部管的为辅。写成书面文件，字数不拘，依内容决定，长的可以有一万字，或者两万字，甚至更长些，短的可以只有几千字。此外还有： （七）统一战线安排问题；

5月 15日-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5月 15日下午二时十分， 和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彭真、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中央代表团团长陈毅汇报赴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有关情况。 同日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议。 5月 17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富春去苏联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和苏联援助问题。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中央通知说：今年五月是毛泽东同志所著《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发表的十五周年。党内有许多新党员不知道整风运动，也有一些老同志对于我党历史经验的领会并不深刻，或者忘记了我党历史的宝贵经验，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认识不

5月 16日下午，和彭真、谭震林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关于造纸和制糖业的情况汇报。 5月 17日下午，和彭真、谭震林、陶铸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杨尚奎汇报江西工业情况。 5月 18日—20日连续三天下午和晚上，在广州小岛招待所或越秀山游泳池，和彭真、谭震林、陶铸听取王任重关于湖北省工业情况的汇报，张体学〔1〕关于湖北省财粮贸工作的汇报， 王延春〔2〕关于湖北省农村情况的汇报，宋侃夫关于武汉市产供销和职工生活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在张体学的汇报提纲后面写了 〔1〕张体学，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三书记、湖北省省长。 〔2〕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副书记。 580 1 9 5 6年5月一段文字：“资本家企业国有化慢一点：（1)抓住他们的尾巴； (2)可得息钱；（3)有时间，我们主动一点。经验：人事与业务的安排要迅速；经济改造要逐步来。” 5月 18日从晚上到深夜，听取身边七个省籍的十名警卫战士回家乡所作农村调查的情况汇报。 5月 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补充通知：“最近广东、湖北、武汉、广州等省委、市委向中央汇报财经工作，均是以当地整个财经工作为对象（包括中央各部管的和地方管的）；在工业方面多从中央各部管的大企业， 例如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公司、长江航务局、广州造纸厂、广东糖业公司等总结经验；在财贸方面，也是以当地整个财政金融工作和贸易工作为对象，加以分析，提出意见。中央认为这样做很好的。中央五月十四日电报中所说各地汇报对象可以地方管的或者希望由地方管的为主，而以中央各部管的为辅这一点规定，应予取消。” 5月 21日—23日每天下午和晚上，和彭真、谭震林、陶铸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湖南省委周小舟等汇报。 5月 24日、25日每天下午和晚上，和彭真、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陶铸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江西省委杨尚奎等汇报。 5月 26日、27日每天下午和晚上，和谭震林、罗瑞卿、 杨尚昆、陶铸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广西省委陈漫远、韦国清等汇报。 5月 28日下午，和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港澳问题的汇报。在汇报到香港政治局势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形势比抗美援朝时，不是好一点， 而是好三点。英国对我们的政策是看见的，它要和我们做生意， 美国也要来的，明年不来，后年也会来的。香港暂时还是不

5月 19日致信刘少奇、杨尚昆：“（一）华南分局报告及方方的检讨， 应加印分发彭真、 习仲勋、 高岗、 薄一波、 陈伯达、 罗瑞卿、洛甫、贺龙〔3〕及其他参加中央会议的同志，准备讨论。嗣后，有关较重大的问题的文电，都应如此办。（二）贺龙同志未离京前，应邀他参加中央的各次会议。（三）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 请注意。” 同日审阅杨尚昆本日关于处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等文件的情况和意见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每次是由我整理好，送少奇、恩来两同志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的。遵照来示的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毛泽东批示：“少奇、恩来、德怀同志阅后， 交尚昆同志：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 〔1〕刘少奇的意见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也发展不平衡，不可能把全国小学都办成一样，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应过分强调正规化。可分为 3 类：（一） 中心小学；（二）不正规的小学；（三）速成小学， 编速成教材。农村小学应便于农民子女上学。 〔2〕学田，指划归学校所有的田地，以田地的收入作为学校费用的一种来源。 〔3〕洛甫，即张闻天。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1954年9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00 1 9 5 3年5月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三）十四号通知照发。” 同日阅中共中央东北局五月十六日关于传达邓子恢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时应注意事项给所属的电报。电报说：各地在传达邓子恢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时，对其中“十年至十五年或更多些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一语，在中央未指示如何传达以前，只可传达到县委书记一级干部，并应嘱咐他们暂不下达，亦不向群众宣传，以免引起部分群众不必要的思想混乱。毛泽东批示：“邓子恢同志：此事有通知各地之必要，请考虑加按语转发此电，或另拟一电，送我一阅为盼。”六月初，审阅修改中央关于各地传达邓子恢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时应注意事项给各中央局、分局转各省市委的电报，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高岗、饶漱石阅后发。 同日阅陈叔通本日来信， 和陈叔通本日给毛泽东、周恩来、 邓小平的信 〔1〕 及所附一封反映常熟农村情况的信 〔2〕，批示 ： “周总理、小平同志阅，交李维汉同志：此数件阅后，请维汉登入《零讯》。原件用后还我。” 〔1〕 陈叔通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他巳看到黄炎培转去的毛泽东15日给黄和他的信， 主席的指示是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努力的方向，并亦与黄谈起民主建国会会员亦要共同努力。在给毛、周、邓的信中说，他向来关心农村，是因为尚未到工业化，农村是大本营，就是到了工业化，农村还是十分重要的。政府说增产不增税。 有的地方根据估计产量征税， 这不能不说是依率计征， 但还是等于增税。 这样农民受不了。 〔2〕这封信中介绍了当年小麦收成、农民断炊户的比例和银行在农村存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等情况。 1 9 5 3年5月 101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基本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暂停云南植胶问题和紧缩华南植胶计划两个指示草稿，责成周恩来修改后送毛泽东批发。（二）修改通过周恩来提出的《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备忘录和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的回文(草案）》等文件。回文草案指出：苏联政府对于建设和改建中国的九十一个新的企业和正在进行中的五十个企业的援助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种种援助，将使中国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这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三）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黄克诚等十六人组成的中央保密委员会，并责成由周恩来主持制定各种保密制度和严格的惩罚条例。 5月 20日晚上，同前来汇报工作的黄克诚和从朝鲜战场回国述职的洪学智、即去朝鲜战场就任新职的黄永胜〔1〕谈话。 5月 21日审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五月二十日关于调查美军虐待俘虏暴行工作的初步布置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的报告，加写第四条：“（四）调查应本实事求是原则，有则有，无则无，多则多，少则少，力避主观夸大，但也不要故意缩小。” 并批示：“周、彭再阅，加了一条。”同日，审阅周恩来本日关于调查美军虐待俘虏暴行工作的意见给金日成的电报稿，加写:“各组调查采取实事求是方针，不夸大，不缩小。”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 5月 22日审阅修改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三次 〔1〕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1953年4月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 兵团司令员。 102 1 9 5 3年5月全体委员会议的新闻稿。新闻稿中有一段转述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意见的文字是： “林汉达〔1〕 秘书主任根据胡乔木委员的叙述， 传达了毛主席对文字改革工作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人研究，多方征求意见。毛主席认为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画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书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毛主席认为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 ，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毛主席指出：过去拟出七百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成基本形体， 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毛泽东将这段文字的开头一句话改写为：“接着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这样的意见是可以作为本会研究的基本方向的。即是说，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同时，删去文内“毛主席认为”、“毛主席指出”、“毛主席的主要意思是”等字样；将一处“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 修改为：“一致同意上述意见”；将“主席所指示”、“主席指示”、“毛主席的指示”等改写为别的文字。毛泽东在给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叙伦的信中说：“此件由胡乔木同志从尊处转来，因给一些同志传阅，耽搁了很多时间，兹特奉还。 〔1〕林汉达，当时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1 9 5 3年5月 103 如要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请照修改样式为荷！”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说：私营企业中各项问题集中于民主改革和增产节约。在私营企业中可以搞竞赛。“一视同仁，有所不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不同。中国的上层建筑已为人民所有 （政治关系），很大地影响私人所有权，且受限制，极不巩固。 私营企业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与分散主义。生产经营搞不好，公私关系永远不得解决。增产（生产改革）包含数量与质量（价廉物美）。资本家究竟三分天下有其几，值得研究。四马分肥，资方很赞成。公私、劳资关系，应以增产节约为方针。利用私营工厂训练技工、熟练工人，口号为统筹兼顾。工人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生产，同样光荣，要对私营企业的工人进行教育。 在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增产节约的基础上，提高物质待遇。资方分去的红利，由其自己处理。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六月十一日中财委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议程及出席人员的通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一级各部门派人下去检查工作的几项规定》。会议决定，今后凡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文件，由分工负责的同志审阅核定后，必须再送主席看过后方能发出，否则无效。主席因病、因事请假或出行时，由代理人负责阅看。今后各部门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的原则，克服分散主义的倾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德怀、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 薄一波、贺龙、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出席会议。 5月 24日致信杨尚昆：“嗣后中央讨论经济工作（工业及其他）的时候，请邀刘澜涛同志到会，并将文件预发他看。星期一讨论高岗同志的两个议程，请即照此办理。” 104 1 9 5 3年5月同日审阅萧克五月十五日报送的中央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 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三个草案的报告，批示：“（一）可以付印。 （二）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5月 25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彻底做好农业税征收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稿。主要作两处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在今天革命已经胜利、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之后，如果我们不认真地关心农民的疾苦，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 从发展生产的环节上，去逐步地改善农民的生活，农民就会不能忍耐，不能原谅我们，就会要损害工农联盟。”（二）“一九五二年的农业产量虽已超过我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但是我们的农业水平还是非常低劣，农民的生活还很贫困，农产品还远远不够我国和人民的需要，农民不但基本上没储粮，而且每年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贫困农民缺少粮食，要闹春荒夏荒，此外，国家的粮食储备液是很少，我们国家还经不起一个较为严重的灾荒。”并批示：“速送刘、周、朱、高、彭、饶、习〔1〕阅，尚昆办。用电报发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级党委，另在北京印发如前示。” 同日审阅刘少奇五月十三日转报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五月制订的《顾问团工作守则》 ，批示：“在第一条内加了一句，并将爱国主义放在文尾。”二十七日，致信王稼祥：“在给越南工作同志的《顾问守则》中，第一条，‘热爱越南人民及其一草一木’ 句之下，应加‘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党与人民的领袖胡志明〔2〕同志’。如该件尚未发出，请将上列文句加进去，为盼！” 二十九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改后的《顾问团工作守则》，由对外联络部发给中国驻越 〔1〕高、彭、饶、习，指高岗、彭真、饶漱石、习仲勋。 〔2〕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 1 9 5 3年5月 105 南顾问团总顾问罗贵波。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目前机械工业的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的指示（草稿），决定由高岗加以修改，并代中央起草一指示；批准高岗提出的努力争取在三年内完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设的意见。会议决定：一、今后三个月内将所有各财经部门的工作，提交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适当的指示。二、关于中央办公制度及文电处理的改善办法，指定周恩来（负责） 、 刘少奇、邓小平、饶漱石、杨尚昆提出意见，交中央决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习仲勋、陈伯达、罗瑞卿、杨尚昆、贾拓夫、张玺〔1〕、安子文、张有萱、段君毅、汪道涵〔2〕 出席会议。 5月 26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公安部第二次全国基本建设保卫工作会议决议稿、罗瑜卿关于第二次全国基本建设保卫工作会议的报告以及彭真为中央起草的批语稿。会议决定：一、为了促进我国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我国对外贸易部门应经常了解其需要，提出确实的计划。在我国生产方面，应为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生产一部分必需的产品。此事应由国家计委加以注意。 二、鉴于一九五三年变化甚大，为保证国家预算的平衡，应注意增加收人和紧缩支出。六月十一日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应将此问题列入议程进行讨论，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刘少奇、周恩来、 〔1〕 张玺， 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54年11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4月又任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副书记。 〔2〕张有萱，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局局长。段君毅，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汪道涵，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06 1 9 5 3年5月朱德、彭真、高岗、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 习仲勋、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李维汉出席会议。 5月 27日致信彭德怀、黄克诚：“在中央会议中，每月或每两月，应有一次军委的议程。例如早几天克诚同志要和我谈的后勤会议的情况，即可向中央会议作一次报告，其办法是用文字简明地写出来，交杨尚昆同志印发各同志，列入议程，开会时由黄再作简单说明。其他各部门重要事项，准此类推。如同意，请照办。” 同日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谈工作问题。 5月 28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安子文关于五月四日召开的第二次编制工作准备会议讨论编制方案所提意见的报告，决定将编制问题列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议程。会议批准对外贸易部向日本出口食盐三十万吨，并减低税收及利润的意见。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 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习仲勋、刘澜涛、陈伯达、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刘景范出席会议。 5月 29日听取李维汉关于外出调查资本主义工商业情况的汇报〔1〕。 5月 30日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 5月下旬阅薄一波五月二十日关于北京市零售物价不断上涨问题的调查报告，批示杨尚昆：“此件列入议程〔2〕，准备讨论。” 〔1〕1953年5月27日，李维汉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关系问题》报告。这是李维汉于这年春季带领中央统战部调查组在武汉、南京、 上海等地调查后写出的。 〔2〕指列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议程。 1 9 5 3年6月 107

5月 29日上午，和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关于镇反问题的汇报。随后，参观广东造纸厂和广州通用机械厂。 5月 30日晨六时，乘专机离开广州，上午八时五十分到达长沙。九时十五分，和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周小舟在湘江船上听取中共长沙市委关于工业生产情况的汇报。下午一时半游湘江，上岸后访问了一户菜农。 同日下午三时二十分，和罗瑞卿、杨尚昆、唐生智〔1〕等同往程潜家拜访。四时半，在周小舟家会见章士钊。晚上，邀请 〔1〕唐生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副省长、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582 1 9 5 6年5月程潜、唐生智、曹伯闻、程星龄〔1〕、章士钊等一起进餐。 5月 31日晨七时二十分，由长沙乘专机到达武汉。上午八时四十分，在长江船上听取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情况的汇报， 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陈再道〔2〕、李达等参加。随后，毛泽东下水游泳，从蛇山北边游到汉口的淡水池附近，约十五公里，历时两小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横渡长江。

5月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2〕戴毓本，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福湘女校、岳云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当时是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今北京友谊医院） 医生。 12 1956年 10月求有关同志意见修改后，送毛主席阅，如果需要在中央常委会上谈一下也可以。毛泽东表示同意。

6月 1日晨三时半，复电金日成〔1〕。复电说：“我们同意关于敌方新方案〔2〕可以接受的意见。我们准备指示开城在六月四日复会时，表示基本同意对方的新方案，只在各项条文作若干必要的和技术上的修改。其中主要一点拟在对方新方案第四条第十一款最后一段中作这样的修改，即：‘任何战俘凡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负责看管他们后一百二十天内 ，尚未行使其被遣返权利，又未经政治会议为他们协议出任何其他处理办法者，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然后根据各人的申请，其中凡有选择前往中立国者，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红十字会予以协助。这一工作， 应在三十天内完成， 完成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即停止职务并宣告解散。’我们估计这一修改与对方就地释放的原提案无基本差别，可以被接受的， 但也准备如对方坚持原提案，亦可同意。”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朝鲜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草案。毛泽东说：应将病伤战俘归来所反映的情况， 通报党内、军内。（二）会议听取并讨论吴波〔3〕关于修正税制执行情况及今后税制修订的方向的报告。 毛泽东在谈到今后税制修订问题时说：重点应放在政策和税率方面，不要只顾任务。因此，征收方法甚重要，结果可能多征。专营批发商有五千多户， 批准的专营批发商多为大户，约两千多户。一九五二年十二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指“联合国军”方面在1953年5月25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上提出的 《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协议》。在这个协议中撤回了无理要求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的方案，基本上接受朝中方面5月7日的方案。 〔3〕吴波，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08 1 9 5 3年6月月三十一日社论说到公私完全平等〔1〕，是绝对错误的，落后于孙中山。现暂不批准报告，先听各地意见。报告可作为财政部的意见，提交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报告内容有些是好的，总账算得对不对应研究，营业税解决办法待研究。中央与地方共同成立一个小组来讨论。又说：在去年增产基础之上， 如果没有“三反”、 “五反”，即使实行旧税制，不见得收不到。全年不过多收四万多亿元。会议认为：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所公布的对税制的若干修正（政务会议核准的），在政治上有原则性的错误。同时，这一问题事前未向中央请示，也未提交中央讨论，在组织上也是严重错误的。关于税制修订问题，由薄一波、曾山、姚依林、许涤新、程子华、戎子和、吴波等再加研究， 提交全国财经会议征求意见，再交中央讨论。会议提出，原决定由薄一波准备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现决定由周恩来主持。 6月 2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为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生产一部分他们必需的产品。二、应注意增加财政收入和紧缩开支，将这个问题列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议程。 6月 3日下午，同彭德怀谈话。 6月 4日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军校管理部五月一日制定的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队第二期教育计划。毛泽东作的主要修改和批注是：（一）将训练要求的第一条“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删去。（二）将这一条中“了解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道路”一句，改为“了解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 〔1〕指《人民日报》发表的《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社论中，曾说“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 1 9 5 3年6月 109 道路”。（三）在“每天学习时间定为九小时半：正课六小时； 复习射击教练、队列教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半”一句中的“九小时半”处批注：“似以八小时为好，即正课五小时，操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批示彭德怀:“此件还你。未细看，望了一下，有几处修改。另关于每天九小时半学习时间，似太多，改为八小时如何？尤其夏天，学生吃不消。”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粮食工作，研究了粮食工作的征粮、收购、 调运、 节约和农村自行调节问题。 6月 5日审阅关于新税制问题的五个文件〔1〕，批示杨尚昆： “此五件请印发各同志。总题目为：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同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批准水利部党组五月六日关于农田水利问题的报告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和水利部党组的批语稿。对批语稿的主要修改情况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中央同意这次农田水利会议所提出的各项改进工作意见，即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现时应将重点放在开展群众性的各中小型水利，并切实整顿现有水利设施，发展其应用效益方面。除单干户互相组或合作社能自行解决而又不牵涉他方面着外，今后兴办任何一个工程，应按照规模的大小，牵涉的方面，分别经过乡人民代表大会，或区政府或县政府加以审核和批准。并应按照下列一些原则进行” 。并批示： “刘、周阅，尚昆办。”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1〕这5 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的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薄一波的回信；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 110 1 9 5 3年6月扩大会议。会议谈到民族问题（绥远〔1〕与内蒙古）、过渡时期与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问题。 6月 6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 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开会，商谈宪法问题。 6月 8日下午二时，朝鲜停战谈判双方正式签订关于遣返战俘的协议。一年多来唯一阻碍朝鲜停战的遣返战俘问题获得解决， 至此，停战谈判的所有议程全部达成协议。双方进入重新校订军事分界线和拟定停战协定的细节工作。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朝鲜停战问题，听取并讨论戎子和关于一九五三年一至四月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检查及对今后平衡预算的意见的报告。会议认为：过去几年，财政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在政策上、政治上和方法上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今后必须加以纠正。 关于严格监督国家资金的运用，加强财政纪律，必须定出具体办法。财政部的报告可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 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批语:“中央批准华南分局六月一日关于加强分局集体领导与各个部门分工负责的决定，并将此件发给各省市委参照办理。”决定说：华南地区正处在由改革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为了做好当前的转变和今后的各种建设工作，关键在于加强分局领导——建立强有力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度。在分局集中统一领导下，加强对政府工作的具体领导，克服过去曾经存在着的某些分散和无组织的状态。 6月 9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滕代远关于对铁道部过去工作的检查及一九五三年中心工作及营业线路、新线工程等问题的报 〔1〕绥远，省名。1954年6月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1 9 5 3年6月 111 告，批准周恩来关于六月十一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决定由李维汉作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指示， 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饶漱石阅。指示指出：争取缩短长春汽车厂的建设时间，不仅对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第一机械工业部也可以在长春汽车厂的建设过程中积累经验，培养和壮大自己的建设力量，并为接踵而来的其他重要建设工程创造许多有利条件。由于我们技术落后和没有经验，要在三年内建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工程，不论在施工力量的组织、施工的技术、国内设备的供应以及生产的准备等方面， 都将会有很大的困难。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通报全国，责成各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三年建成。 6月 10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山东莱阳地委关于物资供应工作经验的指示稿，加写两段文字：“中央曾经发出指示，在农村工作中，一方面，必须照顾小农经济特点，党和政府不可对农民干涉太多，即必须废止各项主观主义的和命令主义的办法； 另一方面，为了适当地和有力地指导农业生产，党和政府必须按照农民和国家的需要和可能，进行必要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 现有山东材料一件，证明中央此种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段文字是六月二十四日改定的——编者注 ）“今后各地合作社干部必须学习莱阳的经验，学会使用新式农具、肥料的技术，下乡去当农民的技术教员，将教技术和销货物结合在一起去进行。今后县、区、乡干部也要认真学习农业技术，充当农民的教员，方能有效地领导农民群众。”同时，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列入议程。此件印发中央及到财经会议的各人。”二十四日，这个指示下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和农业部党组、 全国合作总社党组， 并转各地、县级党政部门。 112 1 9 5 3年6月同日晚上，同谭震林、柯庆施、曾希圣、陈丕显〔1〕、李雪峰、李先念、陶铸、金明〔2〕谈话。 6月 11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新疆民族自治区成立时的称谓问题，名称定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听取姚依林关于一九五三年春季国营商业工作的检查及下半年工作部署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新税制违背了二中全会的路线和《共同纲领》的路线，写了社论一篇， 说它完全平等，资产阶级马上热烈拥护，共产党至少也得热烈拥护。税制报告没有批准，应作大的修改。又说：商业文件基本上是好的，估计不足是主要缺点。贸易计划总额一百五十五万亿元已变为一百六十万亿元，也被推翻了。此外，对贷款、利息应加研究， 运输费、 税收、 搬运、 劳动条件都影响流转率。 会议认为： 国家商业工作是有成绩的。过去的基本缺点是，对于市场情况估计不足，国营工业利润过高，一九五三年一月全国商业局长会议后，在压缩库存与实行经济核算制方面，要求太快，收购和推销都太少。今后应注意扩大商品流通，加速资金流转，对于大批发商人必须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限制。姚依林的报告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可提交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讨论。刘少奇、周恩来、 〔1〕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56年7月省委设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 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2月又任安徽省政协主席。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代理第一书记，

6月 1日上午， 在汉口住处和罗瑞卿、 杨尚昆、 王任重等听取武汉裕华纱厂和六渡桥百货公司的情况汇报。随后参观国棉一厂。晚上，邀请几位民主人士一起进餐。 6月 2日上午，在汉口住处和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等听取重型机床厂生产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下午，第二次游长江， 在武汉长江大桥以上一千五百米的汉阳岸下水，从大桥第一、二号桥墩之间穿过，游到徐家棚以北上岸，约十五公里。对陪同游泳的王任重说：这是多么好的游泳场所，应当号召人们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水，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有些人害怕大的东西， 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指抗美援朝战争——编者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6月 3日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和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等听取武汉钢铁厂施工情况的汇报。下午三时半，再次游长江一小时。五时半，参观湖北省工业展览会。晚上，在湖北省政府礼堂观看楚剧。 6月 4日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1〕曹伯闻，1949年8月随程潜在长沙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程星龄，1949年8月随程潜在长沙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副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2〕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

6月 5日下午四时半，同朱德谈话，朱德谈视察山西省工农业生产的情况。 同日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 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王首道、陈伯达、廖鲁言等出席。 6月 6日晚上，在颐年堂设宴招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全国知名人士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张治中、李烛尘、傅作义、章伯钧、龙云、许德珩、罗隆基、李四光等。毛泽东谈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国际情况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安排问题。出席宴会作陪的有李维汉和童小鹏〔1〕。 6月 8日审阅陆定一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 批示：“退陆定一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发表。在第九页上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是否可以这样修改，请和周扬、袁水拍、 何其芳〔2〕等同志商量一下。” 6月 9日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胡乔木、杨尚昆等在 〔1〕童小鹏，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 〔2〕何其芳，诗人、文学评论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 584 1 9 5 6年6月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林铁、阎达开〔1〕等汇报河北省工业、农业、 林业、水利等情况。 6月 10日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市长苏迪罗和夫人、副市长达努布罗托等，周恩来、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东方各个国家的情况都差不多，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有着共同点。中国过去几乎没有工业，解放后才搞了一些，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受了帝国主义的欺侮，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业。 要搞工业就要有知识分子、工程师和教授。我们欢迎你们的总统苏加诺来中国访问，我也希望去印度尼西亚访问，不过要迟一些时候。在印度尼西亚有很多中国侨民。我们曾经通过我们的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教育华侨尊重和服从印度尼西亚政府法令。在印尼的华侨可算是少数民族，你们算大民族，大家要合作。华侨不管是左的、中的、右的，都可以回来看看。台湾这些人要来也可以，看完回去也可以，回去骂了我们也可以，骂了再来还可以。 同日下午五时，和刘少奇、彭真、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林铁等汇报河北省工业问题。 6月 11日下午，和刘少奇、彭真、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林铁等汇报河北省商业、财政、金融问题。 6月 12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谈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问题。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八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问题。 〔1〕 阎达开，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副省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6月 13日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驻中国大使阿哈默德递交国书。 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美国欺侮我们，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大使说：对东南亚防务集团和巴格达条约组织〔1〕，巴基斯坦所强调的是上述组织的经济方面而不是军事方面，正设法将巴格达条约组织变成一个经济联盟。毛泽东说：希望有一天所有军事同盟都被取消，这样世界便和平了。印度怕这些军事同盟，我们也怕。我们怕的倒不是你们，不是泰国，也不是菲律宾，而是美国。我们愿意和所有亚洲国家友好，包括泰国、菲律宾、伊朗、 伊拉克和土耳其等未建交的国家在内。 6月 1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给各省市区党委的通知。通知说：“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一件是谭震林同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2〕， 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项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件材料都说明，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 〔1〕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简称《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相继于同年4月、

6月 18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先后会见苏联青年代表团和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座。在会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时，毛泽东说：我们两个国家的人民，老年和青年都是团结的。南斯拉夫是一个有英勇斗争历史的国家。 你们的历史和我们有些相似，曾为独立自主而奋斗，所以我们看见你们时很亲切。庆贺你们，庆贺你们的胜利，庆贺你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庆贺你们在困难环境中坚持斗争所取得的成就。 同日晚上，和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出席埃及驻中国商务代表法尔举行的庆祝埃及共和国独立日的招待会。 6月 18日或 19日在刘少奇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上批写：“不看了。”这篇社论于六月二十日发表。社论中说：“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6月 19日一 23日每天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同日晚上，会见邓宝珊，并共进晚餐。 6月 21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西五位众议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张闻天、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等在座。 588 1 9 5 6年6月 6月 22日阅廖鲁言关于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草案）作一处原则性修改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合作社章程根据人代会小组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在修改稿中，第十四条加了一句“必要的时候，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历来靠土地收人维持生活的人，可以暂时保留适当的土地报酬”。毛泽东批示：“可以这样修改。” 6月 24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情况，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以及陶里亚蒂〔1〕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等。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 聂荣臻、叶剑英、邓子恢、薄一波、李先念、陆定一、王稼祥、 陈伯达、黄克诚、谭政、李维汉、 胡乔木、杨尚昆、张玺。 6月 25日—29日每天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6月 27日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芬兰议会访华代表团，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彭真、张闻天、 李维汉在座。 6月 28日晨，审阅周恩来准备在本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 批示：“即退周总理，此件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酌定。” 周恩来的发言稿中说：“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同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 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我们 〔1〕陶里亚蒂，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6月 29日晚上，去印度驻中国大使馆同拉•库•尼赫鲁大使交谈，并共进晚餐。 6月 30日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议。这次会议审查和批准了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讨论和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讨论和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补选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同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六月三十日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6月作《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乎〔3〕！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6月 30日下午，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高岗、 林伯渠、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薄一波、习仲勋、刘澜涛，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讲话。他说：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 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现在朝鲜议和，土地改革结束，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要学习。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 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 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 青年团的工作， 要照顾多数， 同时注意先进青年。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1〕黄火青，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5年1月又任天津市市长。刘秀峰，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张明远，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兼财经工作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 9 5 3年7月 125 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讲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

7月 1日审阅中共中央本日为转发福建省委关于落后乡的工作报告给各地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各地在今冬明春的农闲季节内，除完成乡选任务外，应集中力量解决区乡新三反问题， 并着重地注意解决落后乡问题。但在新区至少须要两三年时间才能全部解决这个问题。”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司法部关于执行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的指示等十三个文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高岗、林伯渠、 张闻天、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王稼祥、习仲勋、刘澜涛、 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等出席会议。 7月 2日同蔡畅〔1〕谈话。 同日晚八时，同陈伯达谈话。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黄克诚开会。 7月 3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外贸易部的工作报告。 7月 4日就迁移马克思墓捐款一事，复信波立特〔2〕：“您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的来信收到了。我们极为同意你们对卡尔 •马克思墓的处理办法。为表示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的生平和工作的关怀，中共中央认为帮助这一工作顺利进行是 〔1〕蔡畅，坐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王席。 〔2〕波立特，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56年5月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26 1 9 5 3年7月自己的光荣任务，特为移墓所需费用募款七千美元（折合二千五百英镑）。此款请苏共中央代为转去。” 7月 5日中午，同陈丕显、王任重谈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 7月 6日晨一时，同周恩来谈话。六时，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1〕，电报说：现将《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 〔2〕的对策》〔3〕和金、彭复克拉克信稿两个文件发上。这个计划方案和复信已取得友方同意，请首相同志考虑后将你的意见电告，以便指示开城办理。随后，金日成复电同意这两个文件。 七日，毛泽东将两个文件发给李克农。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准劳动部党组七月四日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 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处理办法的报告，指定由饶漱石代中央起草一个通知，送毛泽东阅后发出；政务院也应发出通知， 由周恩来办。会议指出：鉴于今年未经中央正式决定，即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指克拉克1953年6月29日的来信。来信对朝中方面在6月19日就李承晚制造释放战俘事件提出的质问作出答复，不得不公开表示美国愿意在现在情况下达成停战。 〔3〕《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的对策》提出，鉴于李承晚制造释放战俘事件和美国因国内外对南朝鲜目前问题的种种矛盾而产生的政策上的动摇性， 对目前谈判局势应采取如下步骤：一、准备于1953年7月7日以金、彭名义复信克拉克，同意恢复谈判，加以批评；二、准备在停战协定签字前，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向南推进战线；三、准备7月8日以后恢复代表团大会，并在会上提出有关停战协定实施的问题进行讨论；四、代表团大会开会时，各种参谋会及翻译会同时进行停战协定签字的准备工作；五、估计停战协定签字日期可能为 7月15日左右；六、由于情况变化，金日成元帅不宜去板门店参加停战签字， 应另委一负责人代表签字。 1 9 5 3年7月 127 已将拟于七月一日增加工资的计划普遍传达下去的情况，今后关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事项，凡尚属拟议，未经正式决定并允许下达者，一律不得下达。会议还批准外交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三年度外事会议的报告、外交部关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内进一步基本肃清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残余经济势力的方案和公安部关于外侨基本情况及今后一年内外侨管理工作的意见。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出席会议，饶漱石、 李富春、薄一波、习仲勋、刘澜涛、陈伯达、杨尚昆列席会议。 7月 7日复信符定一〔1〕： “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作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7月 8日晨三时半，复电彭德怀并告金日成、李克农〔2〕， 指出：“同意将修正军分线问题暂不向对方提出，而推迟到十八日左右看军事进展情况再定。如果到十八日左右原定的军分线无甚变动，即可不提此问题。如果届时攻夺金城以南的任务〔3〕 基本上完成，即应提出修正军分线使之符合于当时实际情况。” 〔1〕符定一，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指金城战役。李承晚政府破坏战俘遣返协议的事件发生后，为了配合谈判、促进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3年7月13日向西起金化东至北汉江的金域以南的李承晚军队4个师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 战役至7月27日结束。 这次战役共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收复阵地178 平方公里。 128 1 9 5 3年7月同日复信张澜：“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惠书及附周、刘两先生的意见书，业已收到，甚为感谢。” 同日晚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出席，高岗、张闻天、邓子恢、 饶漱石、陈伯达、李维汉、胡乔木列席。 同日晚十时，同陶铸谈话。 7月 9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 年休假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指示〔1〕，劳动部党组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处理办法的报告，批示：“（一）通过两个文件，由中央和政务院速发通知。（二）鉴于今年情况，嗣后应依正式命令办事。(三）应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又批注： “计时和计件”、“适当照顾农民”、“灾荒和朝战”。 同日下午，同刘少奇、周恩来、高岗谈话。 同日晚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 此次复会后的谈判应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应讨论有关停战协定实施的各种保证，然后再谈签字前的准备工作。 7月 10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对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贷款问题复西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电报 〔1〕中央指示说：今年国内农村灾情相当严重，须予以必要的救济；抗美援朝战争虽有暂时停火希望，但停战并不等于获得和平，志愿军还无法迅速撤回，国防费用还不可能有多大减少；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巳经开始，必须积累必要资金投入工业建设。因此，中央决定在国营企业中，不进行全面调整工资，标准工资一般不动，并取消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制度和暂缓普遍实行年休假制度。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1 9 5 3年7月 129 稿。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九五三年五月九日人民银行西南区行关于农业贷款问题的报告和西南局的意见阅悉，中央同意西南局的关于在贷款问题上对待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的各项意见〔1〕。惟对土地改革后确已从事农业， 并服从政府法令的地主分子，如其生产确有困难或遇疾病等意外灾害时，在当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在农业贷款中，亦可予以是的适当照顾。如当地群主反对贷款给地主分子，则不要贷他们。” 同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大批集训区、乡干部问题复西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转省市委的电报稿。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西南局对四川省不少县份召开扩大会议的意见很好。兹发给各地参考。这是仿照中央转发山东胶州地委的经验召开的，问题是时机不适宜。在农忙季节，集中大批不脱离生产的乡村干部到县、区开会或受训，是不适宜的。这样大的会议，只能在秋收后春耕前农闲季节召开。如果在农忙季节召开，这不仅将削弱乡村干部对农民生产的领导，更坏的是耽误了这些乡村干部本身的生产，而这些乡村干部都是不脱离生产的，是靠自己的生产劳动来养活家口的……各地必须从改变县、 区领导工作的方法着手，由各中央局及省委各选择一至二个县， 〔1〕中共中央西南局1953年5月9日关于贷款给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的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一）农贷不贷给地主和富农，这一原则应坚持。至于可否贷给小土地出租者，我们以为应从具体情况出发，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确有困难者，可以贷给农贷， 否则应以其他方式解决他们的困难， 免使农贷变成社会救济。 （二） 地主在生产和生活中确实存在困难者，我们不应采取不理态度，不理对整个社会不利，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处理。（三）对富农基本上是稳定其生产情绪的问题，如有个别划错成分或遭到意外灾害者，当可按特殊情况具体处理。 130 1 9 5 3年7月由各地委各选一个县，帮助县委、县政府改善分工合作的方法， 取得经验，然后推广，其中一项，是要切实纠正使不脱离生产的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误工过多的现象” 同日下午，和朱德听取陈赓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建设简要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陈赓对形势分析得很对。战争还在打，战备不能放松，苏联援助我们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正在不断送到部队，光靠几个专家顾问指导不行， 我们急需要有自己的军事工程技术干部。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十六个文件。 7月 10日或 10日后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第七号（七月九日召开的第十二次会议）上写一段话：“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7月上旬阅胡乔木七月六日来信。信中说：本期《学习译 1 9 5 3年7月 131 丛》末篇提到对于“对立的统一”的批评〔1〕，请参考。毛泽东写批语：“陈伯达同志阅， 退乔木。 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错误的。” 7月 11日审阅黄克诚本日关于缩减在辽东〔2〕、华北、山东半岛、上海、舟山、海南岛等地修建国防工事的计划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赞成你的缩减计划，这是很必要的，望照此部署。”报告说：鉴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如财力、物力、技术、技术领导均缺乏，领导干部和施工部队又无近代筑城经验，五年完成原计划确有很大困难。因此，拟对整个计划重新研究一下，采取稳步修建的方针，即前三年少修，求得锻炼干部，取得经验后再逐年增加。 同日晚上，听取周恩来汇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开会情况。 毛泽东说：领导小组会议应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薄一波同志的发言〔3〕，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 不要采取庸俗太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 〔1〕《学习译丛》主要是译载苏联报刊的理论文章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文章的刊物。《学习译丛》1953年第6 期刊载一篇《评罗森塔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文。文内说：罗森塔尔所用的“对立的统一”及“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的法则”等名词是不妥当的。对立的 “同一”或对立的“统一”等名词，是黑格尔的表述方式的残余。在哲学著作中应当用“对立的斗争”这个名词，因为它最确切地表达了这一法则的实质。在斯大林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中，就是把这一法则说成对立的斗争法则。 〔2〕辽东省于1954年与辽西省合并成立辽宁省，合并时辽东省的一部分县市划归吉林省。 〔3〕 指薄一波准备于1953年7月13日在全国财经会议扩大的第15 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第一次检讨。 132 1 9 5 3年7月 7月 13日审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政治局会议决定事项的通知稿，改写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鉴于今年未经中央正式决定，即已将拟于七月一日增加工资的计划普遍传达下去的情况，今后关于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事项，凡尚属拟议，未经正式决定并允许下达者，一律不得下达。” 7月 14日晚上，在中南海顾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林伯渠、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出席。 7月 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全体职工举行建厂奠基典礼。 此前，毛泽东为该厂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同日晨三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 哈利逊十三日提出的方案显然怀着两个目的：一个是将朝鲜人民军加至七万六千六百人，占敌人交出名单中朝被俘人员家在北朝鲜的九万六千人的百分之八十，而故意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仅加至六千四百人，仅占名单中中国被俘人员两万人的百分之三十二。 这一显然的数字上的参差是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我朝中人民牢不可破的战斗团结的。另一个目的是，提出对遣返名单以外的被俘人员的‘征询’，使我们在客观上承认其‘甄别’的效果，然后再落入其所设的‘征询’的陷阱中。因此，敌人这一方案不论在数字上、内容上，都是决不可以接受的， 应坚决的拒绝和回击。 我们过去预想的九万上下数字，一方面可较接近于十一万数字， 另一方面可使朝中双方被俘人员在名单上遣俘比例大体接近（比如人民军七万五六千人，志愿军一万五千上下）。现在这个概数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 1 9 5 3年7月 133 和比例都未达到，而且敌人怀着上述阴谋，又处在敌空军大轰炸 〔1〕之后，我们不仅不应在此原则上让步，并应利用这一形势， 扩大宣传，指出敌人企图使用空军狂轰滥炸，得到他在会议桌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并准备扩大朝鲜战争，以逼使敌人接受我方的合理要求。如果敌人拒绝协商，继续拖延谈判，我们就应决心让他拖延，使敌人的主要力量继续受到损伤，最后迫使敌人向我让步。如果在现在敌人的狂炸和挑拨朝中友谊的阴谋计划之下向敌人屈服，这在政治上极为不利。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林伯渠、饶漱石、邓子恢、 李富春、习仲勋、陈伯达、杨尚昆、王稼祥、胡乔木、安子文出席。 7月 17日晨五时，审阅黄克诚七月十六日晚七时关于歼灭登陆之敌的部署给毛泽东、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报告，批示： “退黄克诚同志，处置很好。要防敌以另一部在他处登陆。”报告说：今晨四时五十分， 蒋军两个团附坦克一部在其海军掩护下， 在福建南部的东山岛登陆，与此同时，敌伞兵三百名〔2〕在飞机三十架掩护下，在东山岛的后林地区降落。我守岛部队与敌展开激战。福建军区和中南军区已派部增援，准备歼灭登陆之敌。 为粉碎敌人的阴谋，除已告情报部门严密掌握敌情变化，通讯部门确实保证中南、华东军用电话畅通，中南、华东通令各海 〔1〕1953年7月10日，美国军用飞机在按照双方协议设有明显的战俘营标志的我方遂安战俘收容所上空投弹扫射，打死对方被俘人员5 名、打伤对方被俘人员 15 名、炸毁战俘收容所房屋多处，并打死打伤在战俘收容所中抢救战俘的我方工作人员4 名。 〔2〕 1953年7月23日中央军委关于嘉奖参加东山岛作战部队的电报中提到的国民党空降伞兵人数为二百余人。 134 1 9 5 3年7月防部队提高警惕防敌可能袭扰。晚十二时，审阅雷英夫〔1〕关于在福建东山岛迎击进犯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绩〔2〕及今后兵力部署的报告。报告说：据叶飞晚九时三十分报告，东山岛上所有滩头阵地于晚八时全部被我占领，但岛上敌人尚未全部肃清。战斗结束后，拟留一个团在东山岛担任守备，主力即撤回大陆，以免敌再来扫射轰炸时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据此，建议：（一）可同意叶的处置；（二）准备今晚增援东山岛的一个师和炮兵团可解除增援任务；（三）待战斗完全结束、战果弄清后，似应以军委名义通报表扬，并可发布战报。毛泽东批示：“照办。”二十三日，毛泽东审定并批发中央军委关于嘉奖参加东山岛作战部队的电报。电报说：“此次战斗，我各部队均能按照既定部署顽强抗击及迅速增援，奋勇作战，获得近年来歼灭海上蒋匪的最大战果，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及蒋残匪帮袭扰计划，特电嘉奖。”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干部问题。会议确定， 选干部的标准应是：德才兼优， 有为有守。 7月 18日晨二时，致电金日成〔3〕 ，电报说：“关于出席停战协定签字问题，我们考虑双方司令官，您及彭德怀同志与克拉克三人均不出席签字仪式，而改由双方司令官预先将字签好， 再拿到板门店去由双方谈判代表签署。其理由为南朝鲜的破坏行为不利于双方司令官在这个时机出面。如您对此议无不同意见， 我们即拟电告开城在联络官会上提出。”在金日成复电表示同意 〔1〕雷英夫，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 〔2〕 据1953年7月20日 《人民日报》 报道： 东山岛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队 3379 人。 〔3〕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 9 5 3年7月 135 后，十九日晚十一时， 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 指出：“我们应主动向敌方提出，由于李承晚政府曾破坏了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至今尚反对停战，并声言他们有行动自由，因此，双方高级司令官不宜出席签字仪式，而应各在其司令部先行签字，然后将他们已经签字的文本送板门店，由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及哈利逊中将主持签字仪式，并进行分别签署。”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 朱德、周恩来出席，高岗列席。 同日晚九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 签字前的准备工作，除调整军分线外，应包括确定对方手中剩余的不直接遣返战俘送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地点问题，此事不应留在停战后交军事停战委员会解决。 7月 20日致电李克农并告彭德怀〔3〕，指出：“停战后， 谈判代表团改为停战代表团，内部仍应朝中各保有同等人数的代表团，依照谈判开时与金首相的协议，由李克农同志负总的责任， 一切问题由朝中双方代表集体协商解决。中方代表即由李克农、 杜平、乔冠华三同志担任。此议如你们同意，当再征求金首相意见。”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邮电部工作。 7月 21日致电李克农并告彭德怀〔4〕，指出：签字日期， 估计各种准备工作的完成时间不会早于七月二十六日。如你们估计有此可能，可与对方定签字日期为二十六日。应坚持金、彭不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4〕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6 1 9 5 3年7月参加签字仪式，而应将文本送签。 7月 22日为转发杨士杰五月二十三日关于检查农村统计报表情况给华北局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和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士杰同志的报告极好，中央一级，大区一级，省市一级，专区一级和县一级，共五级科长以上负责干部均应当好好地读一遍。县以上党政民各级机关所发统计报表，在农村中已泛滥成灾，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为此中央责成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主要责成国家统计局）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在接到本指示以后，迅即仿照华北局的办法对于统计报表问题指定专人加以调查分析，分别宣布停用、保留和改进，并规定简化报表及控制报表的可行办法，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的严重现象。处理滥发统计报表一项问题，应联系 ‘五多’问题中其他四项问题去处理。城市中的滥发统计报表问题，亦应同时注意处理。本指示及附件应登党刊。” 同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水利部党组报告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加写：“中央认为，中央水利部七月十日关于发生在各地水利工程中的三个严重问题的报告是正确的。”水利部党组报告中说的三个严重问题是：一、治淮民工工资较低和因治淮农户负担加重；二、在水利工程中不断发生伤亡、病亡事件；三、由于工程计划没有主动向群众解释，没有注意解决群众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的矛盾， 甚至发生违犯群众利益、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 致使发生群众骚动事件。报告提出适当调整治淮工资标准、加强对工地的管理领导、实行安全责任制、解决医务人员缺乏问题和将占用耕地、迁移居民、迁移坟墓的赔偿费列入工程计划等解决办法。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十四个文件。 1 9 5 3年7月 137 7月 23日晨四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 指出：关于出席签字仪式问题，鉴于李承晚还在公开叫嚣，其采取破坏行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还是不宜轻易同意双方高级司令官出席而要继续争取送签。在会上，战俘的总数差二千人，还要追问。不直接遣返的数目，也要再追。 7月 24日晨，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 7月 25日晨一时半，同高岗谈话，四时五十五分周恩来参加。 同日晨六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关于签字仪式问题，可告对方金首相将由崔庸健次帅〔3〕 代表出席签字，彭司令员将亲自出席。签字日期应肯定通知对方为二十七日上午十时。进入签字厅的记者可容许为每方各十人至二十人之数，南朝鲜及蒋帮记者不得参加。 同日上午，同陈云谈话。陈云提前结束在北戴河休假，二十三日返回

7月 1日晚上，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世界著名和平人士、黎巴嫩东正教大主教尼冯•萨巴，郭沫若、廖承志在座。 7月 2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同王稼祥谈工作，交待中央接待参加中共八大的兄弟党代表团的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刘少奇、 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参加。 7月 3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干部文化教育和对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加以 〔1〕高克林，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2〕郑绍文，当时任司法部副部长。 〔3〕后来毛泽东将“乎”字改为“夫”字。

7月 4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王首道、李雪峰、杨尚昆、张玺、杨英杰。〔1〕 7月 5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会后，又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杨尚昆讨论工作问题。 7月 6日新华社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如下：一、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四、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刘少奇、彭真、邓小平、陆定一、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开会，讨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问题。 7月 7日上午，同陆定一、陈伯达谈话。 7月 8日—10日每天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政治报告起草问题。 〔1〕杨英杰，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592 1 9 5 6年7月 7月 11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关于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的办法（草案）》时提出的意见。

7月 12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政治报告起草问题。 7月 13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今年首都国庆节阅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国庆由谁阅兵问题，军委会议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从今年起由各元帅轮流担任，一是仍由国防部长担任， 请中央确定。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陈、彭真、小平阅， 退彭〔2〕办。仍由国防部长阅兵，并照旧发布命令，不要改变。” 7月 14日下午五时，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尼泊尔文化代表团。 同日晚七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和夫人。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欢迎你们，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斗争，很同情你们。美国干涉你们的内政，胜利是暂时的，危地马拉终究是你们的，是危地马拉人民的。一切民族都要独立。美国到处用反共的招牌为名，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美国到处欠账， 全世界都不喜欢美国。一切会有变化。力量大的要让位给力量小 〔1〕屈武，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2〕彭，指彭德怀。

7月 15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 （初稿）》。毛泽东在目录页上写有：“集体与个人”，“节约与积累”，“中农问题”，“资产阶级的个人改造”，“农业缺两头”， “台湾”，“价格”，“商业”。 7月 19日晨，同周恩来谈话。当天周恩来第三次会见曹聚仁。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 7月 22日对中共中央转发王观澜〔1〕关于江苏、浙江农村情况报告的批语稿作修改，加写一段话：“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人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 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请你们调查所属如临海情形的有多少县，好于临海的有多少县，摸一下底，电告我们为盼！” 〔1〕王观澜，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 594 1 9 5 6年7月王观澜的报告说：在浙江临海县曾为农民农副业的收支算了一次账，农业方面平均每人每月可得二元六角五分，副业有下降趋势， 农家每人每月收入包括副业在内一般只有四元多，多数农民的生活仍然是贫困的。 同日上午，同陈伯达、陈正人谈话。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等开会，讨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平叛问题。李维汉作汇报，毛泽东作了许多插话。在李维汉汇报到关于平息叛乱，继续贯彻执行 “以政治争取为主，结合军事打击”的方针，宣布停下来谈判时， 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很好，应当坐下来谈判，我们有缺点就讲缺点，有错误就讲错误，这样也才能说服拉萨方面。李维汉汇报到对所有叛乱分子，宽大处理，不咎既往，在平叛中和平叛后都不杀人时，毛泽东说：可以一个不杀，民愤很大的，拖他一二年， 群众气平了，就可以不办了。李维汉汇报到发展党团员问题时， 毛泽东说：发展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好好地发展。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现在，民族之间还有些不信任， 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共产党， 就要做到民族之间的完全信任。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听取少数民族的意见。正确的就采纳，不正确的要说服，说不服就等待。李维汉汇报到划阶级问题时，毛泽东问现在划的地、富占多少？廖志高说，省委意见，地、富占人口的比例准备到百分之七，个别不超过百分之八。毛泽东说：我看多了，汉族地区一些地方也不过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划百分之三、四、五就可以了。对少数民族中的地主应该宽一些。我们对资本家都是赎买政策，对他们应该比对资本家更宽大一些。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战争的那一方面即叛乱的头

7月 23日晨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孝开会，五时半结束。随后去瀛台参观。上午八时十五分，同刘亚楼谈话。 同日上午十时，和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北戴河。毛泽东住一号楼。 7月 27日下午，在北戴河东浴场召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及胡绳开会，讨论政治报告初稿修改问题。 7月 30日下午，在北戴河东浴场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讨论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方案和研究中共八大的选举问题，陈云为第一召集人，邓小平为第二召集人。

7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 10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从 10月 17日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 4 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突然紧张起来。

8月 1日晚上，同邓小平谈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报告的问题。 8月 2日下午，同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谈中 596 1 9 5 6年8月缅边界问题。 8月 3日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设及生产领导问题的指示》稿，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邓子恢、廖鲁言出席。 8月 5日上午，在北戴河一号楼会见印度尼西亚国会议员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郭沫若、张闻天在座。当客人说到我们这个代表团当中有各种思潮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时，毛泽东说：我们也有很多党派和宗教，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们很重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虽然只占六亿人口的百分之三，但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有文化，二是他们有技术。一般地说，他们文化和技术都比较高。中国如果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就要犯很大的错误。在革命时期如此，在建设时期也是如此。 民族资产阶级有很高的文化， 又有管理经济的经验，因此我们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团结他们，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必须团结他们。他们对国家有很大贡献。 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看到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在和我们合作搞五年计划中间，我国日有进步，比以前好，物价稳定，生产年年增长，他们的工作也得到安排，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人代会和政协。了解了这些，就会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愿意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合作对他们来说，有暂时的好处，也有永久的好处。中国有几百万知识分子，其中共产党员只有一百万人， 其余都是非共产党人。 如果不团结他们，什么都办不好。 但是在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方面， 也有不好的地方，例如有的党外知识分子认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好。意见不同没有问题，只要大家爱国，问题就好办。我们中国有多种宗教，如像我是无神论者，你是有神论者，但我们有共同点——爱国主义，这是最主要的。宗教是会长

8月 2日阅齐燕铭七月二十日关于龙云〔1〕在土地改革中的退押赔偿问题的处理意见。齐燕铭的意见是：对龙云在其公馆 “震庄”内所存古玩珍藏汽车等浮财，云南省委统战部意见拟在其自愿原则之下，劝其献给政府。我们以为不动为好，他如愿自己出卖时听之。毛泽东批示：“不但不要劝他献出， 他自己愿献， 也不要接收，免处被动。” 同日下午，会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顾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柯托夫中将，黄克诚、萧向荣在座。 8月 3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建筑工程部工作和农业税问题，决定今后三年不再增加农业税，农业税大致稳定在三百二十三亿斤小米的基础上。 8月 5日再次审阅并批示同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转发中南军区党委关于召开高干会议检查工作的报告给各大军区等的党委和政治部的批语。此前，毛泽东对批语稿的修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兹将中南军区党委会七月九日关于在该军区高干会议上检查工作的报告摘要转发你们，其中所提出的问题，极为重要，是全军所共有的问题。请各军区、各兵种、 各部门同样研究这些问题，并予以解决。中南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各处均可参照执行。中南军区党委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提出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意见是：（一）造成连队工作忙乱，有领导机关作风的问题，即加重连队负担的所谓“五多”。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改善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着手。（二）老战士是连 〔1〕龙云，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1954年 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1 9 5 3年8月 145 队的骨干，但现在对待老战士的态度很不好。对老战士须有一个适宜而积极的政策，使其成为新兵中传统作风的传播者。（三)在干部中与领导机关里，不信任和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情况没有完全解决。对此已指示各部检查纠正。（四）许多领导机关，对待自杀事件只从自杀者方面而不从领导方面找原因，所以得不出真正的经验教训。通过这次会议的检讨，得出以下几点：对落后分子，要采取循循诱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不可操之过急；要爱护病人，给以关心体贴与勤勤恳恳的照料；对待机关人员中一些不合婚姻法规定的男女间的恋爱关系，不可强行拆散或开会斗争； 要使连队干部学会运用思想斗争这个武器去进行思想教育，注意方式和效果。（五）必须在部队经常进行依靠人民爱护人民的教育，经常征询和听取他们对军队的意见，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农忙季节要帮助农民劳作。 同日审阅修改张子意〔1〕六月二十五日关于西南文化教育委员会机关反分散主义斗争的基本总结的报告和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通报稿。在通报稿的末尾加写一段话：“报告中‘一切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改为‘一切从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出发’，‘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均改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改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改为‘资产阶级思想’。”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二十五份文件。 8月 6日晚上，就王任重来信谈到的资本家在企业利润分配中所得占百分之十至十五太低应通盘研究一事，约陈云、陈丕 〔1〕张子意，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西南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146 1 9 5 3年8月显、黄火青、王任重、陈伯达、赖若愚、许涤新商谈。毛泽东说： 资本家在企业利润中所得定为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试试看。商业有一百八十万店员，加上夫妻店、摊贩有五百万户、一千万人口，不能统统挤掉， 要想办法把其中一部分变为国家的零售店（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买私人工厂不妥，如果要买，则不应使其资金逃走或浪费。不要机械地规定百分之五的购买力增长速度， 应按市场供求需要。今后增长的购买力主要由国营、地方国营去发展的问题，应从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去着眼。国家资本主义有相当的社会主义成分，怕资本主义不如说是怕小生产。 8月 8日上午，会见程潜、邵力子。 8月 10日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会.议开幕。毛泽东为会议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同日审阅周恩来关于中德贸易问题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格罗提渥的复信稿，在复信稿的“我们认为帮助德国人民是我们的责任，并引以为荣”一句后，加写：“只是我们感觉帮助的数目太小，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情况还有许多困难，不能以更大的数目帮助你们的缘故。”并批示：“照办。加了一句，请考虑是否可以？”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报告稿。 8月 11日审阅修改周恩来的发言提要（草稿）。毛泽东将标题《发言提要（草稿）》改为《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做的总结》（定稿时“总结”改为“结论”—编者注）， 并在封面上批写：“财金贸系统的工作同志绝大多数是忠于党与人民的”。稿中引述了毛泽东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 1 9 5 3年8月 147 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 ‘左’倾的错误。”毛泽东在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 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毛泽东对稿子的主要修改还有（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 ： （一)“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 决不是偶然的。这次税制上、商业上、 财政上多犯的许多错误，向党闹独立性，是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是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而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路线的措施，不向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而修改税制一事却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事先取得了协议，这种离开了党的立场的错误，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所必然有的结果。”（二）“应该指出，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在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 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地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另外，稿中凡是说薄一波犯了带线性的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均将“带路线性”四字删去。

8月 7日审阅周恩来八月六日报送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支持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联合声明（初稿）。周恩来在附信中说：今晚政协常委座谈会上，大家已同意发表一联合声明，并推定起草小组，由罗隆基召集。他们要求我们先起草一个初稿，现将初稿送上请审阅。毛泽东批示：“似应有几句话劝告英法政府和英法人民不要做出违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不应过于激动和走极端， 致使事态扩大，不利于世界和平， 也不利于英法。” 598 1 9 5 6年8月 8月 8日下午，听取谭震林汇报工作。 同日晚上，在北戴河东浴场主持召开各党派会议，讨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支持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联合声明（初稿）。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彭真、董必武、邓小平、张闻天，各民主党派、青年团、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文联、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三十多人。 会前， 曾就如何开好各党派会议问题， 同刘、 周、 朱、 彭、董、邓、张进行商谈。 8月 8日—10日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初稿。（一）在封面写下“经济数字太少（成就）”、“苏共二十次”、'“国防”、 “华侨、工、青、妇”等文字。 （二）在报告初稿讲到只追求数量不管质量而造成一九五五年有些工程的质量事故处，批注： “不能完全归咎下面，中央也要负一部责任。”（三）在报告初稿“商业”一节，批注：“没有对外商业。”（四）在报告初稿 “节约和人民生活” 一节，批注：“改善生活问题讲得不够。” （五）报告初稿说：当劳动人民文化水平很低的时候，只要阶级觉悟逐步提高，并且有了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就能够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并且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那个时候，认为首先必须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然后进行这些斗争， 那是荒谬的。但是在已经完成了这些斗争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而要进行建设，就要有文化，建设愈向前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革命也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一些文化。”（六）在报告初稿讲到中国共产党居于核心领导地位而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监督处，批注： “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七） 在初稿讲集体领导处，批注：“反个人崇拜。”（八）报告初稿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还没有进人大城市以前，就号召共产

8月 10日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谈话。 8月 11日致信曹云芳〔1〕：“罗哲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2〕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他只告知你姐姐王夫人已故，你的情形他不知道。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 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 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 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3〕，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 同日晚上，同林彪谈话。 8月 12日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及胡绳开会，讨论政治报告初稿修改问题。 8月 14日晚九时，同陈毅谈话。 〔1〕曹云芳，原是罗哲烈士的妻子。大革命时期曾随罗哲一起在毛泽东领导下做革命工作。 〔2〕张维，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3〕指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次子毛岸青。 600 1 9 5 6年9月同日晚十时，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召开中共八大的有关事宜。 8月 15日晚上 ，在北戴河一号楼同程潜、 张治中共进晚餐， 并看电影。 8月中旬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三次草稿）》，批注：“要一个说明理由的文件，供内部用。”第三次草稿中说：在“二五” 计划期内，尽可能地缩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开支，而增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出，使其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一五”计划期间的百分之五十八，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 毛泽东在此处批注：“400 — 450 亿（军） ，130 —140 亿（政） = 530 — 590= 2350 亿的 22%，比现 32%，减 100;其他支出：(1) 还外债，（2)援外，（3)物资储备， （4)总预备费，（5)信贷资金， 共计 10%左右。”后来，建议草案修改稿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注， 加写以下的话：“而用于国防和行政费用的支出，应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32%左右，下降为 20%左右；其他部分用于国家的物资储备、信贷资金、归还内外债款和总预备费等。” 8月 16日晚七时十分，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八时五十分，同刘少奇、陆定一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九时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并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第三次草稿）》。 8月 18日致信达赖喇嘛：“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很高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家满意。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 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

8月 12日下午六时十分， 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话。 同日晚八时，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方面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三反”、 “五反”以后，我们以为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给了很大的打击， 但当时仅仅给了贪污浪费方面以基本打击，刚刚过去只有半年， 就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政工作中有，而且在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的同志中都有。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 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 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过渡时期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时期（十年到十五年）的斗争的。 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我同意少奇、小平两同志的意见及恩来同志的结论所说的，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在批判薄一波同志的错误中间，恩来、陈云同志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 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一）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 1 9 5 3年8月 149 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二）统得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三）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是虚假数字〔1〕，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得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人民币， 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 应该慢慢来。我也有急躁冒进。（四）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这个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 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五）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六) 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有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反映这个问题的，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 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一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这些错误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地纠正中。最后，毛泽东说：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 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 〔1〕指将上一年结余打入下一年的预算。 150 1 9 5 3年8月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的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日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日不送至少党内不要送。 三日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日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日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讲话前，毛泽东写了一个讲话提纲：其中关于对这次会议的估计写道：“检查中央的工作，获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了问题，七大以来的首次，是代表会议性质的会议。” 8月写一手稿〔1〕：“缩短主观主义时间的办法。 （一）批判分散主义，实行集体领导。（二）将各财经、文教、政法部门一个一个列入议程，加以讨论，作出决定，每次都要有简〔2〕 的文件，每年每一部讨论两次。（三）主要干部亲到现场检查工作。” 8月 13日下午二时，同谭震林谈话。三时半，同张闻天 〔1〕初步分析，毛泽东这篇手稿写于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 〔2〕原文如此。 1 9 5 3年8月 151 谈话。 8月 14日审阅中共中央本日给罗贵波、邓一凡〔1〕的电报稿，将电报稿第三条“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的结合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南针’”一句中的“恩格斯”、“斯大林”、“及毛泽东思想”等字删去，批示：“退王稼祥同志照发。 第三条中的一句，应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 同日下午，同中南区的李雪峰、李先念、陶铸谈话。 同日晚上，同华东区的饶漱石、谭震林、向明、陈丕显谈话。 8月 15日下午，同西南区的宋任穷、李井泉、曹荻秋、 廖志高、苏振华、于一川〔2〕谈话。 同日晚上，同西北区的习仲勋、马明方、王恩茂谈话。 8月 16日晨五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 指出：“从敌人在战俘问题上近来一系列的行动，如经常大规模施放毒气、限制并阻挠红会我方人员活动、打伤我红会人员，在扣俘问题上讹诈等等看来，显然对方借此挑衅试探我方态度。因 〔1〕邓一凡，当时任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顾问团副团长。 〔2〕廖志高，当时任中共西康省委书记、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1951月任省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康省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9月、12月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四川省委第三书记（1956年7月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苏振华，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于一川，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1954年12月任第二书记）。1954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军区（1955年4月改称昆明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1955年2月又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 〔3〕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2 1 9 5 3年8月此我们应尽力搜集整理上述各个问题上的材料，待对于我方红会人员被打伤事的共同调查报告提出后，考虑下一步应采取的一个强硬步骤。”“凡敌任何限制阻挠或迫害行动均要斗争，切不可沮丧气馁，对敌示弱。” 同日在刘景范七月二十日给周恩来并转毛泽东的来信上批示：“高岗同志阅，退刘景范同志。对此人〔1〕要慎重。这类一贯不满我们的人各地都有，如此人没有秘密活动，只是公开表示他的反动意见，还宜先从教育入手，批判他，孤立他。此外， 周总理的意见〔2〕是值得注意的。” 同日复信叶恭绰〔3〕 ：“承赠清代学者画像一册，业已收到，甚为感谢！不知尚有第一集否？如有，愿借一观。” 同日晚上，同高岗、张明远谈话。 8月 17日阅萧劲光〔4〕八月七日关于海军执行运粮任务问题的来电。来电说：华东海军五舰队全力担负运粮任务十万吨。 其中：重庆至宜昌段运粮任务为五万吨，因船只损坏严重，尚有一万余吨运粮任务未完成，华东海军要求减免。如情况许可，能 〔1〕指刘景范信中谈到的给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写信的吉林省工业厅某职员。刘景范的信中说，该职员在信内肆意诽谤和污蔑我党的政策，并提出许多无理要求， 显系反革命分子的恶意攻击和破坏活动。据了解，该职员过去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解放后一贯对共产党不满，拟与公安部协商查处。 〔2〕周恩来在刘景范来信上批示：“景范同志：同意你的意见。但此人敢于公开来信， 除你所谈的政治背景外，还须注意到他所说某些具体事情， 特别显著的是吉林省工业厅管理下的三个从上海迁过去的公私合营工厂问题。” 〔3〕叶恭绰，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4〕萧劲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954年11月又任国防部副部长。 1 9 5 3年8月 153 减免甚好。毛泽东复电：“八月七日电悉。健康情况好转并已开始工作， 甚慰。关于五舰队运粮任务减免问题，经海司、粮食部、 交通部等单位共同研究后，已本兼顾救灾和海军建设的原则予以解决，即海军在长江中下游运粮的舰艇，再运输一次即解除运粮任务；现在上游尚能担任运粮任务的舰艇，须继续运粮至八月底始可解除运粮任务。”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轻工业部工作。会议决定：（一）邓小平兼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二）免去薄一波财政部部长职务，仍留任中财委副主任。（三）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由邓小平、薄一波领导。 8月 18日晚九时四十分，同即将返莫斯科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和刘英〔1〕谈话。 同日晚十一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8月 19日晚上，同华北区的彭真、刘澜涛、王从吾〔2〕、 刘秀峰、乌兰夫谈话。 8月 21日审阅修改青年团中央关于“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说明草稿。在说明稿的“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一语后加“和他的战友们”六个字。将“沿着毛主席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改为“沿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及其战友们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将“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改为“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理 〔1〕刘英，张闻天的妻子。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 〔2〕王从吾，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华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8月 23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巴利里，张闻天在座。在交谈中，毛泽东向大使询问阿尔巴尼

8月 24日下午，和朱德、周恩来、陈云、林伯渠、康生、 陈毅，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代表，并合影。随后，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小，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艺术有个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 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 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 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要用外国有用的东西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应该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把它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608 1 9 5 6年9月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但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 同日审阅八大政治报告稿“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 部分的刘少奇修改稿，批示：“退少奇同志：此件已经看了一遍， 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 毛泽东对这部分修改稿作了几处比较集中的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虽然革命根据地包括了上亿人口，因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要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推翻帝国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并且在根据地内实行了由减租减息发展到最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样的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去破坏农民小生产的个体所有制，所以这时候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二）“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及其他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旧时代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专政，可以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可以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到了它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时候，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鲜明的显露出来了。”（三）“至于我国的社会性质，目前还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一方面，它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几年才能完全建成。它正处在迅速变化的过程中。”（四）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我们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在过

8月 25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周恩来总理和老挝首相富马亲王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随后，在怀仁堂设宴招待老挝政府代表团。参加签字仪式和宴会的，还有朱德、陈云、董必武、 彭德怀、陈毅、张闻天等。 8月 26日下午，同刘少奇、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等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8月 27日晨，同周恩来商谈对中共中央就老挝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情况致胡志明信稿的修改，和周恩来准备接见途经中国的缅甸驻苏联大使吴旺、驻中国大使吴拉茂就中缅边界问题交换意见的原则等。 610 1 9 5 6年9月同日审阅修改《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批示：“退邓小平同志。此件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你们酌定。第二十三页上批了一点建议修改的意见 〔1〕，请考虑。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我在第三十二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请考虑全文都增加一些标点。”毛泽东对报告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在报告修改稿的“这个草案， 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 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多的改变”之后，加写“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二）报告修改稿分析我们党胜利的原因时，说“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在这之前加写“首先和最主要地”七个字。 8月 29日审阅八大政治报告稿“关于民族问题”部分的刘少奇修改稿，批示：“退刘少奇同志：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2〕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同日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党的部分八月二十八日修改 〔1〕在报告修改稿第23 页上，讲述党内民主并没有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开得不经常而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从七大以来的这些年份里，无论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都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议，这些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接着，报告列举了一系列重要会议。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边写了两条意见:“1955年3月的全国代表会议应在此处提出”；“没有说 1953年的财经会议和粮食统购统销会议， 也没有说1949年的扩大的二中会议”。 〔2〕指政治报告稿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部分。刘少奇8月29日3 时送审“关于民族问题”修改稿时，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8月 30日阅刘少奇本日关于八大政治报告各部分编排问题的来信，批示：“退少奇同志：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同日阅彭德怀送审的八大发言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并作修改和批注。批示：“退彭德怀同志：看了一遍， 觉得可用。作了一点小的增减修改，请斟酌。”在发言稿讲 612 1 9 5 6年9月到我军现代化水平必将进一步获得提高处，毛泽东加写：“在这里，我要表示对于我们伟大盟邦苏联的感谢，因为苏联在供应军事装备和帮助我们建设军事工业方面，作了完全兄弟般的努力。” 在发言稿讲到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问题我们也应当研究处， 毛泽东加写：“他们的技术科学，只要是对于我们有用的，我们也应当学习。”彭德怀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发言稿有一万零数百字，长了一些。军委会议对于其中项目不同意再削减，文字上就难以压缩。毛泽东批注：“文字通畅，可以不再缩减。” 同日阅李立三送审的八大发言稿〔1〕 ，并作修改。批示:“退李立三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作了一些完全文字方面的修改，请加酌定。” 同日晚八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九百四十六人。会议讨论并通过八大日程、会议规则、七届七中全会对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各代表团正副团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等。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这次大会的目的和宗旨，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我们的经验很丰富，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好些。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进行了两个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两个革命证明，从七大到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是 〔1〕 李立三这个发言在1956年9月24日 《人民日报》 发表时， 题为 《对“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

8月 31日晨三时，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八月二十二日稿 “社会主义改造”部分的修改稿后，批示：“伯达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 同日晨五时，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八月二十二日稿中 “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的修改稿后，批示：“即退胡乔木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阅。此件修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第七页上有一个问题〔1〕，请乔木注意。”毛泽东对这部分作了一处修改：在修改稿讲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在对外方面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发展充分有效的国际协作的地方，加写:“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 同日晨六时，致信胡乔木：“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 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八千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 〔1〕指关于财政支出问题。这一页上讲到，在第一个五年国家财政支出中， 国防和行政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百分之三十二，经济文化建设支出占百分之五十八。毛泽东批注：“还有百分之十的开支要作交代。”

8月中旬审阅修改刘少奇八月十四日送阅的陆定一对八大政治报告初稿“党的领导”部分的修改稿 ，将修改稿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后还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改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后还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并紧接着加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 8月中旬、下旬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两部分的刘少奇修改稿，作了十几处比较集中的修改。其中有：（一）在报告修改稿讲到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地方，加写： “它不仅总结了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年的工作经验，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二）在报告修改稿讲到现在世界上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还在继续发展，它将继续取得重大胜利的地方，加写：“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势必受到亚非两洲的影响，而向前发展起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西方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 602 1 9 5 6年9月广大的后方，失掉了这个后方，帝国主义就将崩溃。现在这个后方的广大部分已经解放了，还有几个部分正在争取解放。”“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大最凶恶的殖民帝国主义，这个殖民帝国的崩溃，将是人类的最后解放。”（三）在报告修改稿讲到只要社会主义各国同各民族国家团结一致，进行坚决的斗争，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就确实出现了，任何一个好战的国家或集团都很不容易发动世界战争的地方，加写：“这一新形势，在抗美援朝时期已经出现，在最近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更加鲜明地摆在人们的眼前，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不敢将局部战争扩大为世界战争，使得尖锐的国际争端不敢轻易动用武力。”（四）报告修改稿说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性军事集团，口头上大嚷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们的实际目的不在这里。在这些话之后，改写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这个集团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因为以苏联为首的团结的很紧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碰倒的，要碰这个阵营的壁垒，势将引起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 因而他们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社会主义阵营按其本质和实际情况完全不需要向外侵略，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共产主义侵略’可以‘防御’的。”（五）加写一段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殖民主义阵地的缩小， 符合于西方国家要求社会解放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利益， 他们从这里找到了有力的同盟军。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持久和平可能性的出现，则符合一切不愿意战争的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所以，就西方国家来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可以作为我们和平事业的同盟军。我们必须重视西方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发展。”（六）在报告修改稿的“帝国主义者还会要在许多地方制造紧张局势”之后，加写：“还会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地方， 决不会轻易放手。爆发战争的原素，即垄断资本， 603 1 9 5 6年9月仍然存在，并且要起作用的。”（七）报告修改稿分析了中国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迅速胜利的三条原因。一是中国人民不愿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二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能够把中国人民引向胜利；三是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毛泽东对第三条加写：“亚非两洲和拉丁美洲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帝国主义国内和其他国家人民力量的支持，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从外部保卫了我们革命的胜利。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苏联的存在和声援”。（八）在报告修改稿分析中国革命胜利原因的地方，加写：“在准备用战争夺取政权和在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两个问题上，都是有过争论的。 一些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条件，他们在紧要关头反对我们准备战争和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遵循这条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这是一个关系到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内，当着时机成熟了的时候，是否应当夺取政权的大问题。”（九）在报告修改稿讲到中国革命将在世界上引起种种结果的地方，加写：“一百多年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件，没有不互相影响的。”（十）在报告修改稿的“我们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人员，同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之后，加写：“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十一）在报告修改稿讲到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不可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的地方，改写一段话：“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十二）报告修改稿在讲到我们党在今后应当完成的任务时，列举了七个“必须”。毛泽东又 604 1 9 5 6年9月加了两个“必须”：“必须继续巩固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力量，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研究；最后，必须巩固和各兄弟党的团结，争取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援助。” 8月 20日晚十一时半，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次日晨零时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谈八大政治报告稿等问题。随后，刘少奇在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两部分的修改稿上，批示： “此件即刻排印，打几份清样送少奇、稼祥、定一、尚昆、乔木、 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张闻天、小平、恩来。” 8月 21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首相富马亲王率领的老挝政府代表团，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张闻天、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是邻居，是朋友，非常欢迎你们来中国访问。我们对大国、 小国都一律平等看待。我们是不会侵略别人的，侵略别人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不会在你们那儿宣传共产主义。我们是讲友好的，你们采取什么制度、政策，信奉什么宗教，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将来我们两国建交后，你们来中国可以走昆明，你们在那里可以设领事。富马说：我们要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们的支持和友好。毛泽东说：我们一定支持你们，而且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对双方都有利。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讨论中共八大主席团名单、七届七中全会决议草案、七届七中全会关于八届中委选举工作的建议、八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八大日程和八大预备会议安排等。 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 陈云、 彭真出席会议，邓小平列席会议。 8月 22日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挪威共产党主

9月 2日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伯达、李维汉、 胡乔木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9月 4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张奚若、廖承志、乔冠华、赵安博〔2〕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欢迎日本朋友是真诚的。 希望改善我们的关系， 改善过去的关系， 使它变为友好。现在的国际形势和日本的情况同当年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有些是宜于当时讲的话，现在则不宜发表了。我们是刚开始进行建设的，我们需要时间、和平环境和友好。我们永远不要战争，要和平，要广大的朋友。因此希望和日本搞好关系。 从你们国家来的人，有些人和我们打过仗，但我们也欢迎，骂共产主义的也欢迎。 你们回去后还可以继续骂， 骂了以后若想再来， 我们照样欢迎。长期来往，才能更多地理解。中日若不友好，亚洲和平是不可能的。你们国家现在还有天皇。你们见到他，请转告我的问候。老挝、柬埔寨有国王，日本有天皇，我们尊重他们的制度。 同日下午和晚上，先同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三人，后又同刘少奇、胡乔木二人，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毛泽东交代陆定一将八大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改好后，送陈云加以修正，请陈云在五日晚十时前退给毛泽东。 〔1〕徐海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病长期休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56年9月任中共中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2〕赵安博，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顾问。 616 1 9 5 6年9月 9月 5日晨，审阅陈正人九月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稿， 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你看一下，并立即印发各中央委员，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并附上一个通知，请他们于九月八日以前于原件上批上修改意见，退还中央。 意见收到后均交邓老〔1 〕 负责修改，于九月十日前退还中央，准备于九月丨二日发表。此件我看了一遍，大体可用。拟在征集修改后，再看一遍。同时请总理提交国务院会议通过（十二日以前）。”十二日，审阅修改稿后，批示：“此件用，退周总理。即刻送新华社，立即广播， 明十三日必须见报。” 同日收到陈云本日来信。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来信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术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同日下午四时半，同胡乔木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六时，听李富春汇报去苏联谈判情况，陆定一、陈伯达参加。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讨论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及民主党派列席八大的问题。 9月 6日晨二时，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社会主义建设” 部分经陈云修改后的稿子后，批示：“即送乔木同志：建设部分， 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在报告稿的“农业”一节中，讲到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的地方，毛泽东加写：“国家的税收也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 同日晨七时，致信陈伯达：“周恩来及洛甫同志今日开始 〔1〕指邓子恢。

9月 7日晨六时，致信胡乔木：“国家问题这一部分，也许你可以在一天内修改好，困难问题不很多。但对肃反问题写得太简单，没有提党对反革命分子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处理政策， 请加注意。”上午十时，又致信胡乔木：“ ‘国家’部分内容贫弱，和‘改造’、‘建设’、‘党’各部分分量不相称，似需大改。请你将一、二次稿看一下，好好想一下，再行动手。如今日不能完稿，可于明日完毕。如你需要，可找彭真、瑞卿谈一下。” 同日晨六时，致信周恩来：“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 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 否则就来不及了。 修改时请与陈伯达联系。” 同日晨七时，致信陈伯达：“‘改造’、‘建设’两部分乔木改稿，我看可用，不须大改，但小改是必要的。务请你们在今日加班加点，请于今日晚上十二时以前全部改好，交我看过， 再送少奇看过打样，于明日上午交付翻译。我们请总理同时修改，请你与他联系，于晚上九时以前索取他的改样，由你酌量采取。头三部分〔1〕，今日也要争取改好，我已告总理注意，改好后交你。” 同日上午十时，致信周恩来：“政治报告的头三部分，请你主持，于今日改好。形势部分，可以大修或重写。但请于今晚十时前， 交伯达看一下，然后交我。 ‘改造’、‘建设’ 两部分请你与富春一道修改，请需于今日修好，于晚上九时交伯达汇总。 〔1〕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开头部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三部分。 618 1 9 5 6年9月以上各部分我和少奇看一下以后，必需于八日上午交付翻译。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1〕，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 同日晚八时，同陈伯达、胡乔木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同日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八大政治报告稿。 9月 8日上午八时，致信陈伯达：“今日你和其他同志可以休息一天。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2〕加以修改，并请饬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同日上午九时，审阅周恩来对八大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所作的修改后）批示：“少奇同志：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 同日下午，同陈伯达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三时， 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谈八大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改造” 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的修改问题。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个候选人名单共一百七十人，没有区分正式或候补的中央委员。其中七届中央委员六十七人，新提名的一百零三人。会后，同周恩来、 〔1〕指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2〕指毛泽东准备在中共八大作的开幕词。 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谈话。

9月 9日晨，审阅修改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修改稿）后，批示：“周总理：有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应该根据各民族人民的意愿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有步骤地进行”一句中的“各民族人民”后，加上“和领袖人物”五个字。 同日上午，审阅刘少奇对八大政治报告九月八日稿所作的修改后，批示杨尚昆：“少奇同志修改处请交翻译注意照改。改印，暂可等一下，待各同志修改意见交来，汇总修改，并经少奇和我看过后，再行付印。”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关于召开中共八大问题。 出席座谈的有宋庆龄、 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章伯钧、陈叔通、傅作义、 张治中、程潜、蔡廷锴、龙云、李德全、马叙伦、章乃器、张奚若、 何香凝、罗隆基、许德珩、黄琪翔、施复亮〔1〕、胡子昂、王绍鏊〔2〕、马寅初、沈雁冰、高崇民、陈其尤、谢雪红、梁希〔3〕 等二十九人，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参加。 9月 10日晨 ，致信陈伯达：“国家政治生活部分，读改时， 请邀彭真、罗瑞卿、董老〔4〕三同志参加，今日改毕，照前 〔1〕施复亮，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2〕王绍鏊，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 〔3〕谢雪红，当时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梁希， 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林业部部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 〔4〕指董必武。 抄三份，分送刘、周及我。” 620 1 9 5 6年9月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会前一小时，曾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名单。在预备会议上， 毛泽东就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的民主革命搞的时间很长。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经过十四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全党才觉悟起来，才搞出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跟非党人员的关系，如何搞统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现在是搞建设。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但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队伍，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和专家。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名单里工人少。这反映了我们的革命过程，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些工人将来发展起来，做了一些负责工作，当了工程师或者厂长，有能力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就会起变化。不能因为工人成分少，就说我们这个中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几位也都不是工人出身。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在这个名单

9月 11日晨，审阅刘少奇、周恩来对八大政治报告稿所作的修改后，致信刘少奇：“你和周总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改处抄在一个本子上， 并立即打清样， 付翻译。 总理改本，用后请送伯达，因为里面有批语处，需请伯达再 622 1 9 5 6年9月修改的。此外，请将已定稿的各部分（帽子及一至四〔1〕）立即印成一本，于今日发给所有代表，每人一份，并附通知，请他们收到即看即加修改，于九月十二日下午送回中央。” 同日晚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伯达、胡乔木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同日晚九时五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政府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交谈。 9月 12日晨 ，审阅刘少奇对八大政治报告稿所作的修改后， 致信刘少奇：“同意你的修改。我又修改了一些，另有两处是和乔木、伯达商量修改的，请酌定。周总理今晚没有时间看此件， 他在改他自己的报告。因此，请即将这一部分〔2〕的两个改本合在一处，立即付印，付翻译。同时印发全体代表，请他们提意见，于九月十三日下午交中央。”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会议有关事项。 9月 13日晨，阅九月十一日印的八大政治报告稿的开头部分和前四部分修正稿后，批示：“即送少奇同志：这些修改都很好，可以即刻付印，付翻译。只是‘国际关系’第六页，‘以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在经济上，有的是在政治上）’这一些新增的字，可以不要，以求与周总理报告一致。这原是我提议的，现觉应该取消。请酌定。” 同日上午九时，审阅《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稿后， 批示： “即送周总理： 看了一遍， 很好。 〔1〕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开头部分和前4 部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政治生活”。 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第5 部分“国际关系”。

9月 14日晨二时，对八大政治报告九月十三日印稿作修改后，批示：“即送少奇同志：（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再改。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同日晨四时半，对八大开幕词进行修改后，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作修改，于九月十四日下午三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此件是否讲，要看十五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作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上午八时半，对开幕词再作修改后，批示杨尚昆：“此件又有一些修改，请即将改处付翻译和付印也照改。”毛泽东修改时，增写了几段话：“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 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 “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上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同了。 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 626 1 9 5 6年9月量。”“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 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同日晨六时，审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对八大政治报告九月十三日印稿“党的领导”部分所作的修改后，写了两个批语。其一，写给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一）‘党的领导’ 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 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我们起床后再看改样好了。（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其二，写给杨尚昆：“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部分，请即交帮助翻译的外国同志去作翻译，不要等候修改。陈伯达同志等的修改稿，要今天下午才能交出。据我看，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总理报告的翻译工作，亦请抓紧。” 同日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酒会，招待应邀出席中共八大的各国兄弟党代表团。酒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彭德怀、张闻天等商谈工作。 9月 15日一 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出席代表一千零二十六人，代表全国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出席大会的还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 工人党、 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等的代表团。 9月 15日下午二时，中共八大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

9月 16日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休息时， 毛泽东会见了三个兄弟党代表团。在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时，伊巴露丽说：这次从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得到很多帮助， 尤其是在策略和与资产阶级联盟方面。毛泽东说：资产阶级人数 628 1 9 5 6年9月不多，但影响很大。中国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中文化最高的，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伊巴露丽说：这次参加八大， 可以学到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西班牙资产阶级说，我们同意共产党的政策，可是共产党将来如何对待我们呢？毛泽东说：可以同他们组成联合政府到底，到一万年。 同日晚上，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9月 17日下午 ，接受埃及首任驻中国大使拉加卜递交国书。 在致答词中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并且相信在这一斗争中埃及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同大使交谈时说：我们一看到埃及人就觉得很高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都支持埃及。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美国有它另外的目的，想借这个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他自己的势力。有苏联在，英、美、法就不敢轻易行动。 同日致信黄炎培： “画册 〔1〕、 叙诗和另诗三首均已收到， 十分感谢！张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难？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请便告知。”黄炎培九月十九日复信毛泽东，告知张叔通生活穷困， 如果政府给他照顾，他会接受的。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信给黄炎培，托他转送张叔通五百元。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 〔1〕画册，指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由黄炎培代送毛泽东。

9月 18日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章汉夫、黄镇〔1〕等在座。在谈到印尼的华侨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一向鼓励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不要从事政治活动，并且鼓励他们把他们的人力和财力为所在国的利益服务。当然，也可能有些华侨从事了一些不利于印尼利益的事，但这是和中国政府毫无关系的。对华侨和商人的正当利益应该加以保护。 同日下午六时，和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 王稼祥，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米高扬、波诺马廖夫〔2〕、尤金等。双方就两党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并准备共同帮助兄弟党解决党内矛盾、增强团结的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说：对党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说，犯了错误，还是要给他工作做，还是要给他饭吃，不能一棒子打倒，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米高扬说：您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一九四九年来中国时，就曾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声。 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 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 毛泽东说：当国内只有一个党的时候， 更应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 同日晚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崔庸健等，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王稼祥、李克农在座。毛泽东就党内团结问题，党内发扬民主问题， 谈了意见。他说：党内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争论，取得 〔1〕黄镇，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2〕波诺马廖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630 1 9 5 6年9月一致的看法，或者进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应该允许那些少数同志保留他们不同的意见。 9月 19日中午，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大会休息时，和周恩来会见希腊共产党代表团和巴西共产党代表团。 9月 20日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晚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9月 21日晨，阅周扬送审的准备在中共八大的发言稿，批示：“即退周扬同志：此件看过，可用。只是引证我的话觉得多了一点，减少一些为好。”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 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 陈叔通、彭真等在座。 同日晚七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 在北京饭店出席中共八大主席团招待五十五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团、代表和观察员的宴会，八大主席团全体人员，七届中委和候补中委，中央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陪。毛泽东在宴会上致词说：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有五十五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参加，这显出了各国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友谊和团结的力量。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的党和你们的人民所给予我们的鼓舞和支持。 同日晚十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9月 22日上午和晚上，两次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下午二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斯科奇马罗、拉约洛〔1〕，王稼祥在座。谈到斯大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斯大林的错误，有它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主要应从主观认识上找根源。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仍找

9月 23日下午二时四十分，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乌布利希〔2〕等，刘少奇、王稼祥在座。毛泽东向客人询问了东德国内建设情况。当谈到西德有无打仗的可能时，毛泽东说：东面有华沙条约，这面墙碰不得。 要么向西，打法国， 但也有一座高墙，就是美国。东西都不好碰。 这个时间至少可以争取十五年。又说：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隔了二十多年，以后间隔时间还要延长，也许不是一二十年， 而是三十、四十年；第二种可能，根本不能打。当谈到共产国际时，毛泽东说：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了一个新中国来。 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 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 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 同日下午五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波立特等，刘少奇、王稼祥、刘宁一在座。在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侵入长江人民解放军防区， 引起中英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一事时，毛泽东说：这艘军舰是我们放它溜走的。我们放走了它， 因为这是涉及中英两国关系的问题。 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同美国，不是同英国。我们有两手，我们 〔1〕阿登纳，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总理。 〔2〕乌市利希，当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

9月 24日晨，致信杨尚昆：“请于今日早晨用电话通知各代表团长和各省市区的小组长，立即阅读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今日下午二时以前各开小组会讨论一次，将修改意见注在草案上，送交秘书处。请秘书处于今日下午将各组修改意见加以汇总送交胡乔木同志，以便修改。” 同日下午三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王稼祥在座。毛泽东首先对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支持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和同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 〔1〕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634 1 9 5 6年9月 《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批评南共这两件事，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随后，毛泽东谈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一些错误。他说：在国际上， 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在讲到对斯大林的批评时，他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 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时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同日下午六时二十分，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达姆巴〔1〕等。谈话时，客人表示感谢中国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毛泽东说：这是我们的义务， 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小小的。中国有些工人去蒙古了，你们应该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以免他们称王称霸。应该教育他们，如果有人犯严重错误，就应当依法处分。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将这个谈话记录批给外交部：“这个谈话，应抄送我驻蒙使馆，内蒙自治区党委，及各省、市、区党委阅看，因为各省市区都有少数民族问题，另抄给统战部和民委党组。以上请会同尚昆同志办理。” 〔1〕达姆巴，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

9月 25日致电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 的签订，祝中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在这一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的协定的基础上，日益巩固和发展。 同日下午二时四十分，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朱德、邓小平、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 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中国过去也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和你们的情况很接近。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用武装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 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 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 要争取和依靠农民， 就要调查农村。 方法是调查一两个或几个农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弄清农村阶级力量、经济情况、生活条件等问题。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调查一两个农村，心中有数，就可以帮助同志们去了解农村，弄清农村的具体情况。这样，党制定的方针政策才符合农村的实际。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有两种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命的对象。 买办资产阶级又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对买办集团的斗 636 1 9 5 6年9月争，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地主阶级里头也是有派别的，最反动的是少数， 那些爱国的，赞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就不要放在一起打。还必须分别大地主和小地主，甚至对大地主也只打击少数最反动的。什么都打， 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为害很大。中国革命有一条经验， 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他们同工人阶级对立，同时又同帝国主义对立。在整个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时期内，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行；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的斗争。 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同日下午五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叙利亚一黎巴嫩共产党代表团、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王稼祥在座。毛泽东向客人了解这几个国家的地理、人口、民族、宗教、经济、政权等情况。在谈到党员干部可不可以做礼拜时，毛泽东说：要做，不然要孤立。公开宣传不相信宗教，但到庙里的时候，就要行礼，这样并不违反原则。摩洛哥共产党负责人说：我们主张全民族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及封建走狗。可是有人不同意，说应当工农联盟，反对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说：同意你们的意见。工农生活应有所改良，减租减税。 消灭地主，现在不是时候，大都办不到。对于工资、工作时间不要要求太高，要求太高是不适宜的。这是一种策略，不是一种改良主义。毛泽东最后说：我的意见并不见得合适，因为一个人看

9月 26日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中央委员，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 同日下午三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霍查、谢胡〔1〕等，王稼祥在座。当霍查说到这次大会使他们学到很多东西时，毛泽东说：如果说经验， 那么失败的经验最值得注意。错误有两方面的性质：有损害党、 损害人民的性质，又有教育党、教育人民的性质，我们要利用它的教育作用。只有正反两面都研究了，才全面。 同日下车四时十五分，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于哥夫〔2〕等，王稼祥在座。谈到季米特洛夫时，毛泽东说：季米特洛夫同志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这是一位好同志，对同志关系好， 没有教条主义， 没有命令主义， 不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意见。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很好。毛泽东问：你们觉得我们这个大会怎样？于哥夫说：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毛泽东说：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十一年时间是很长，斗争很丰富。又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 〔1〕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2〕于哥夫，当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 638 1 9 5 6年9月同日晚八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 彭真、陈叔通、彭德怀、贺龙、乌兰夫、赛福鼎、张闻天等在座。 毛泽东说：我们同贵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很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对这个事都很高兴。最近我们两国签订了一项协定，又是一件好事。印度是我们两国的共同朋友，同印度做朋友对我们两国都是有好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着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会侵略你们，你们也不会侵略我们。我们三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我们这三个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我们亚非国家都联合起来。谈到信教问题，毛泽东说：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不应受到干涉的，这是人们的情感问题。对精神生活的任何干涉都会造成很大的反感。 同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第四十七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 同日晚十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议，讨论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及政治局委员名单等。 次日晨二时，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上批示：“即送胡乔木同志：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 ‘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1〕 9月 27日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闭幕会议。会议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批准刘少奇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 〔1〕决议草案此处的原文是：“一方面需要广泛地吸收苏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毛泽东在“苏联”之后，加上“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

9月 28日下午二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会议，商谈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冋题。 同日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预选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在预选前，邓小平就选举问题作说明，他说：刚才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商量了一下，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想采取这样两个步骤，都在今天进行完毕。第 〔1〕奥哈布，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2〕波兹南事件，指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发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和骚乱事件。

9月 29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和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毛泽东致词，对阿查里雅和他的夫人以及一道来中国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他说： 尼泊尔同中国有长久的历史关系，两国人民间有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之间有一座山，这座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座山不仅连结着中国和尼泊尔，而且也连结着中国和印度。所以，印度、尼泊尔和中国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都是近邻。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胡斯曼〔1〕为团长的比 〔1〕胡斯曼，当时任比利时众议院议长。 642 1 9 5 6年9月利时国会代表团，朱德、周恩来、陈云、贺龙、陈毅、李先念等在座。胡斯曼说：到中国访问的目的在于实地了解情况。毛泽东说：你们有完全的自由到你们愿意去的地方，看你们愿意看的东西，愿意在中国呆多久就呆多久。中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要实现工业化，非几十年不可。因此，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 我们主张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交流。现在我们同比利时、法国等尚未建交，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关系。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建设，比利时的技术装备出口可以在中国找到广大的活动余地。随着中比外交关系的建立和经济关系的密切，我们之间的往来会更加频繁。 9月 30日上午十一时半，同周恩来、胡乔木谈话。下午一时，前往西郊机场迎接应邀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同往机场迎接的有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宋庆龄、 陈云。 五时半， 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苏加诺，双方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问题进行了交谈。会见时，朱德、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 沈钧儒、 张闻天等在座。毛泽东说：万隆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议， 万隆会议真了不得。一年多来，整个世界有很大的变化。读了你在美国的演说，我们都特别高兴。去那样的国家，讲那样的话， 非常好，代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当苏加诺提出中国应早点进人联合国时，毛泽东说：早参加或者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我们觉得慢一点好。对我们来说，最好再等五六年，再等十一年，那时候我们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现在，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我们公开说要参加，这是我们的权利。六亿人民的代表不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现在不是我们在联合国代表台湾，而是台湾代表我们，这是不妥当的。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 不能有“两个中国”， 而那个中国是我们。 美国是不赞成我们进入联合国的，它是要阻挠的。只

9月和11月加入这个条约。1955年11月，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 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并是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的成员国。1959年3月伊拉克宣布退出该组织，同年8月巴格达条约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9年9月，该组织解散。 〔2〕报告反映湖南攸县农村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县、区、乡、社只注意粮食生产，放松了其他生产，因而不能保证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二、合作社对五保户实际上只实行了一保，即有饭吃没有替他们做好生产安排和生活安排，实现五保。三、农村生活起了巨大的变化，讨饭和主要吃稀饭的人没有了， 有的乡平均生活水准已达到中农程度， 但吃不到豆腐、 油、 猪肉等， 群众有意见。 四、产稻地区对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在12 年内储备两年粮食的要求有异议，因为两年陈谷即变质。五、除四害，一般行动不多，信心不强。 586 1 9 5 6年6月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 ，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作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账，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同日下午，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每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参加制订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并合影。

10月 1日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邓小平、宋庆龄〔1〕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苏加诺、阿查里雅〔2〕出席庆祝大会。晚八时，陪同苏加诺、阿查里雅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同日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杜克洛〔3〕等，邓小平、王稼祥〔4〕在座。毛泽东说：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他问杜克 〔1〕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 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主席。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 11月又任商业部部长。1958年 6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宋庆龄，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呻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2〕苏加诺，当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阿查里雅，当时任尼泊尔王国首相。 〔3〕杜克洛，当时任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法国国民议会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 〔4〕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外交部副部长。 2 1956年 10月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要很久还是不很久？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不是指一般地做生意， 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 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克洛说，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工作。最后，毛泽东就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是否能够和平过渡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关于未取得政权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共产党人总的说法有两条。第一条，我们愿意和平过渡，只要资产阶级也愿意这样，那很好。第二条，如果他们不干呢？不是要打吗？他们要打，没有办法只有被迫回击，用暴力斗争。看样子世界上资产阶级心甘情愿走上交出政权的路是不会有的，非得在群众逼迫之下才有可能。 我们提出两条，两方面都有充分理由。第一条表示我们要和平， 不要战争，我们要他们和平地把政权交出来。如果光有这一条就危险，当他们不肯移交政权时怎么办？如果他还利用国家机器来镇压人民时又怎么办？所以势必要有第二条，只要人家用战争来压迫我们的时候，那就得有武装斗争。现在划分哪些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哪些国家得进行武装斗争，是否为时过早。 我们也观察了好几个国家，在战后的确不是经过武装斗争而把帝国主义赶走的，例如印度、锡兰〔1〕、埃及、緬甸等。帝国主义国家看到了这些国家群众运动的力量很大，就实行了退让，而且将来有些地方也还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些国家的变革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变革，因为它并没有废除资本主义，只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对另一部分资产阶级让步，也就是宗主国家资产阶级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让步。我们刚才讲的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关系。对于这种革命，是否准备好两条为稳当。不管是什么国家，能够和平 〔1〕锡兰，今斯里兰卡。

10月 2日下午六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国宴，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参加。宴会后，陪同苏加诺出席京剧晚会。毛泽东在宴会上致欢迎词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苏加诺总统前来我国访问。我们感谢苏加诺总统给我们带来了八千二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和苏加诺总统怀有最大的敬意。曾经被殖民主义统治了三百五十年的印度尼西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后， 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印度尼西亚执行积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无论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世界和平，都有很大好处。万隆会议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曾经作了重大的贡献。印度尼西亚在国际事务上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爱好自由和独立的人民，都在反对殖民主义。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问题上， 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继续对埃及的正义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 殖民主义者希望我们不团结， 不合作，不友好。我们必须用加强团结、加强友好合作来回答他们，我们必须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历来就是很好的朋友。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友谊，更加加强了。我深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建立在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上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必将更加巩固和日益发展。 4 1956年 10月 10月 3日下午 ，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新闻记者曹聚仁〔1〕， 张治中、邵力子、徐冰、童小鹏〔2〕参加。曹聚仁说：台湾方面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没有可能，反攻大陆也不可能。他们曾表示，国共和谈，条件成熟时，可能在一个晚上成功。毛泽东说： 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但我们并不着急。台湾以前说，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现在四年已过了，又改说七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越来越远了，因为有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约十亿人口的亚、非两洲和拉丁美洲反殖民主义的国家反对战争，英、美、法也不是一致的，还有他们自己国家人民的反对。现在他们对苏伊士运河都没有办法。美国怕苏联三分，因为苏联有原子弹。美国也怕我们一分，因为我们有影响， 当然我们也有点怕美国。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台湾一切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 〔1〕曹聚仁，文史学家、记者。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授。 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任《前线日报》 编辑兼香港《星岛日报》特约记者。1950年移居香港，先后任香港《星岛日报》 编辑和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2〕张治中，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1957年 2月兼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力子，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7年 2月兼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童小鹏，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58年 4月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

10月 4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苏加诺交谈，周恩来、 宋庆龄、陈毅、张闻天、黄镇〔1〕参加。苏加诺问：苏伊士运河的局势是更紧张了， 还是有些和缓。 周恩来说： 整个说来是和缓了， 大战打不起来的，英、美、法从内部破坏。毛泽东说：现在双方都在拖时间。英、美、法拖时间，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动员有利于他们的舆论。但是，舆论越来越对他们不利，巴基斯坦、伊朗、 〔1〕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

10月 5日下午六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出席苏加诺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宴会后，同苏加诺到中南海勤政殿观看苏加诺赠送的礼品。晚九时半，一同去怀仁堂观看印度尼西亚巴厘歌舞团的演出。 10月 6日上午九时二十分，到西郊机场欢送苏加诺离京去外地参观。去机场欢送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 〔1〕纳赛尔，当时任埃及总统。 〔2〕久原房之助，当时任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

10月 7日下午，和刘少奇、朱德等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周恩来总理和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彭德怀、陈赓、萧克、萧华、萧向荣〔2〕在座。在谈到中美关系时， 毛泽东说：我们的政策是这样，我们主张与他们和平相处，建立外交关系，解决台湾问题，欢迎他们来中国。可是他们没有改 〔1〕南汉宸，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雷任民，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 〔2〕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工程学院院长。萧克，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 1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部长。1957年 2月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萧向荣，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8 1956年 10月变，在板门店谈了两年多，现在又在日内瓦谈〔1〕 ，还不知道谈到什么时候。许多国家都愿意与我们来往，只有美国不愿意，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美国有新闻记者要来中国访问，但是美国政府不允许。当客人谈到中国军队的纪律与民主、军官与士兵的关系给他们的印象很深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力量主要是靠这方面，就是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军官与士兵的关系。有了这个，就能同武装占优势的敌人打仗。我军同帝国主义军队的基本区别不在装备上，而在与人民的关系上。形式主义就是使官兵隔离、军民隔离。这种情况，我军过去有，现在更多一些，必须克服这些缺点。形式也是需要的，军队没有形式也不好，但变成了形式主义，改变了军官与士兵的关系，这是错误的，在军队中我们称它为军阀主义，在政府在地方上叫做官僚主义，要经常注意克服这些东西。毛泽东还谈到对犯错误的看法。他说：错误有两重性。 我们党也犯过许多错误，这教育了党，也教育了人民，能够从错误中学到很多东西，切不可把错误简单地丢掉。错误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损害了党，另一方面也教育了党； 它损害了人民， 也教育了人民。过去我们也是简单地去看错误，连一点好处也看不到，老是只反对错误、仇恨错误，这种看法不是马克思主义， 而是形而上学的。你们是将军， 打过仗的，打仗总要有几次失败， 没有打过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从败仗中获得了教育。中国有句谙语叫“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这句话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很久就有的，马克思主义是集中了人类思想的大成。 10月 8日晚上，在中南海顾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会议（扩大）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 〔1〕指 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10月 9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去中南海东八所投票选举北京市西单区人大代表。 10月 12日下午，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军事代表团，彭德怀、谭政、李达、李克农〔4〕 、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对你们是没有戒心的， 因为是友好国家，是朋友。 你们与美帝国主义不同，我们对美帝国主义是有戒心的。我们打了几十年仗，已经打得厌烦了，老百姓也都要和平。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来，连续不断打了四十多年。在长期战争中，社会 〔1〕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2〕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 财政部部长。 陆定一， 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宣传部部长。 陈伯达， 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6月又任 《红旗》杂志总编辑。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3〕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罗瑞卿， 当时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8年 10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 〔4〕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 12月任主任）。李达，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克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0 1956年 10月上有许多秘密团体，像一贯道就有一千万信徒。这些秘密团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不安定。以后这些团体为日本人所利用， 又为蒋介石利用。现在这类秘密团体已经没有了。讲到武器问题， 毛泽东说：实际上，所有兵器全是炮，坦克是路上行动的炮，飞机是空中飞的炮，军舰是海上行动的炮。开始，我们陆上、海上、 空中行动的炮全没有，后来才有一些牲口驮着行动的炮。前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了一本书，其中说：“共产党已经通过蒋介石得到了不少美国武器了。”客人说：世界上第一本战术书是中国孙武子写的。毛泽东说：那本书有一部分是有用的。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刘少奇、蔡畅、邓颖超〔1〕等在座。毛泽东问客人：南斯拉夫妇女的权利怎么样？客人答：在宪法里规定妇女与男子享受同等的权利。毛泽东说：宪法还只是纸上的东西，实际的执行与宪法的条文还有差别。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也在少数。妇女的权利在宪法中虽有规定，但是还需要努力执行才能全部实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百分之十二， 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百分之十七，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百分之五十，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这个目标只能在全世界不打仗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时候，才可以完全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在阶级社会前，有一个女权时代，据说那时候妇女是占统治的地位。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 〔1〕蔡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10月 13日机要秘书报告毛泽东： 关于“百家争鸣”问题， 陆定一同志有些意见，已同少奇同志谈过。少奇同志要陆定一同志提到常委会上谈一下，叫转告主席。 同日晚上，同林彪〔1〕谈话。 同日复信戴毓本〔2〕：“给我的信收到，甚为感谢。很久以前的一信，也早已收到，因忙未复，幸谅。希望你继续努力工作，争取光明的前途。” 10月 15日机要秘书报告毛泽东：罗瑞卿来电话说，警卫工作改革问题的文件，已经写出一个初稿，准备再讨论几次并征 〔1〕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

10月 17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百家争鸣”问题和彭德怀提出的缩减军队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出席。 讨论“百家争鸣”问题时，陆定一、胡乔木、张际春、周扬、田家英〔1〕参加。讨论缩减军队问题时，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陈赓、黄克诚〔2〕、谭政参加。会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邓小平谈其他问题。 10月 18日下午二时半，同罗瑞卿谈公安部队归国防部领导等问题。五时，同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谈话。 10月 19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3〕 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邻国，两国之间有共同的边界。 我们愿意看到你们的事情办好，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我们尤其希望看到你们同邻国发展相互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同印度发展友 〔1〕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 6月又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田家英，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 1957年夏）。

10月 21日苏共中央通知中共中央， 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 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当晚九时半，毛泽 〔1〕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2〕波兰问题，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1956年 6月发生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波兰统一工人党在

10月 22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二次会见苏拉瓦底， 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在座。对于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 〔1〕 和巴格达条约，毛泽东表示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将来是不是可以使这两个条约着重经济方面，而不着重军事方面，以和缓局势。我们都是亚非国家，万隆会议参加国，希望你们对亚非国家采取基本上团结的政策。我们很愿意看到印、巴两国友好。你们可不可以派这次这样规模的代表团到印度去，不一定要达成什么协议，而只是去作友好访问，印度也可以派代表团来访问巴基斯坦，这样就可以和缓气氛。你们最好能经常来往，以协商精神来解决问题。我们并不怕参加这两个条约的亚非国家，而是怕美国和英国。你知道我们身上背了多大的压力吗？单单在日本，美国就有八百多个军事基 〔 1 〕 1 9 5 4年9月 ，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 泰国和巴基斯坦 8 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简称《马尼拉条约》 。 1955年条约生效时， 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 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

10月 24日晨四时，同陆定一谈话。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会前，同在莫斯科的胡乔木通电话。 会后，同周恩来、陈云、彭真、陈毅、彭德怀、张闻天进行商谈。 10月 25日晚十一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发表波兰统一工人党新任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讲话及其他问题。 10月 26日晨二时十五分至三十五分，同在莫斯科的胡乔木通电话。晚十一时三十五分至十二时八分，同在莫斯科的刘少奇通电话。次日晨零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晨一时五十分结束。 晨二时，和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邀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至晨五时结束。随后，又同周、陈商谈。晨五时三十五 〔1〕1956年 10月 23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 20 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 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一些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杀害不少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 致使这场游行变成反政府暴乱。 当晚，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 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 10月 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选举卡达尔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 18 1956年 10月分至六时十分，同在莫斯科的刘少奇通电话。 10月 27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 10月 28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警卫战士谈学习问题。在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后说：你们文化学习的课程太少了。 你们要学自然、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等中学全部课程。我准备给你们成立一个学校，我当名誉校长，再请个副校长，教员不够去调。以后你们站岗每次站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了，其余时间都拿来学习。 10月 29日晚九时至次日晨零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 开会中间，十时半至十一时五十五分，同在莫斯科正与赫鲁晓夫、 莫洛托夫、布尔加宁〔1〕会商的刘少奇通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 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 10月 30日苏联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 并对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1〕莫洛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6年 11月又任国家监察部部长。布尔加宁，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月 31日晚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关于发表苏联政府宣言和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八时十五分，会见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周恩来、朱德、 陈云在座。毛泽东说：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苏联已经发表了宣言，大体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就是我们跟印度提出的那个五项原则。这一来，不仅你们波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自由、独立了。关于苏联驻军问题，苏联政府的宣言是这么说的， “任何一个华沙条约参加国的军队驻扎在另一个华沙条约参加国的领土，应该根据所有条约参加国之间的协议，并且必须取得这些军队根据请求已经驻留或者准备驻留的国家的同意”。（陈云： 意思就是：各国协议和本国同意。 ）就是这样。就是完全有自由。 比如你们波兰，你们认为有必要，他们就驻，认为不必要，他们就不驻，你们可以自己决定。宣言上还检讨了一些错误，承认对兄弟国家关系有错误。我们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个宣言，同这些意见一致。我们庆贺你们的胜利，庆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这种协调的胜利。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应该估计到，我们这方面缓和了，没有紧张局势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就要尖锐化了，就紧张起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基里洛克说：我们非常感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他当场宣读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内称：“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对英明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冋志本人，对波兰目前政治局势的变动所表示的关怀，以及你们提出的意见，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同志的这些意见，对于维护波苏友谊，对于波兰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是极有教益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讲到党与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问题。他说： 这些问题，主要是要解决社会沙文主义，尤其是大国主义。 20 1956年 10月大国容易产生这种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问题都不能解决， 还会发生一系列的错误，甚至非常荒谬的错误。反对个人崇拜， 并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崇拜。不讲本质不行。我们不是也崇拜马克思吗？波兰人民现在不也是崇拜哥穆尔卡吗？比如， 在中国， 人们也崇拜我，崇拜朱德同志、崇拜刘少奇同志、崇拜周恩来同志。每个工厂有个领袖，每个合作社有个领袖，但是，要搞独裁就不行。斯大林就是搞社会沙文主义。斯大林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他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在苏联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民族沙文主义的错误，在国与国之间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我们中国也在注意这个问题。今年我们党的八大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对外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在国内，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就是国内的沙文主义。在汉族内部，我们反对专制主义，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不然也是沙文主义。苏联现在在对外关系问题上还没有提出反对沙文主义。 请你告诉哥穆尔卡同志，我们大家都要做工作，来帮助苏联同志。 这一次，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基里洛克讲到波兰目前经济困难， 必须削减基建投资，用这些财力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说：应该多搞些轻工业和农业。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正在注意轻工业和农业，重工业不能搞得太多。苏联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搞重工业的这条路，恐怕不那么合适。过去，批评资本主义国家，说他们是先搞轻工业后搞重工业。结果，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搞起来了，轻工业很差，人民不满意， 农民不满意。斯大林错误中，恐怕也要算进这一条。九时半，会见结束。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中间 (十时至十时二十分），同刘少奇通电话。会议于次日晨零时二十分结束。随后又同周恩来、

11月 1日下午四时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的声明（草稿）》。晚八时，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九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宣言的声明》 。这个声明于当晚发表，支持苏联政府宣言。声明指出：苏联政府的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声明说：中国一向认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声明还指出：中国政府注意到波兰和匈牙利人民在最近的事件中提出加强民主、独立、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同日晚十一时十五分，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由莫斯科回到北京。次日晨零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陈云、彭真听取刘少奇等汇报同苏共中央磋商的情况和匈牙利问题，晨五时结束。 11月 2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汇报同苏共中央磋商的情况和匈牙利问题， 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二十六人出席。 11月 4日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缅甸联邦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及随同人员和正在中国访问的缅甸妇女代表团。下午三时，和周恩来同吴努谈话，朱德、 〔1〕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吴冷西，省时任新华社社长。 1957年 6月又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22 1956年 11月陈云、彭真、贺龙〔1〕、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 程潜、龙云〔2〕等参加。谈到中缅边界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周总理读了几本书， 我们把过去的文件和书都研究了研究， 也把地方干部调到北京研究了一下， 又派了一个将军去查了一下， 又和法律专家研究了一下，于是才订出一个包括南线和北线统一解决的方案。我们和缅甸的关系是长治久安。过去我们不承认一九四一年线，这条线是英国人乘人之危强迫中国承认的，现在我们下决心把军队从这条线以西的地区撤出来，你们的军队也从北部三点〔3〕撤出来。我们要和一切邻国采取友好态度，要真正友好，不是讲讲。吴努表示：关于边界问题，我们愿意接受周恩来提出的建议〔4〕。 同日下午五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匈牙利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出席。会议中间，约见尤金。本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 〔1〕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程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 2月任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龙云，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3〕指中缅边界北段的片马、岗房、古浪。 〔4〕周恩来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在中缅边界的南段，即使我们承认 1941年线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考虑把中国军队撤离 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我们同时要求在北段，缅甸军队也从片马、岗房、古浪这 3 个同样由英国文件承认是中国的地方撤走。我们还要求缅甸军队撤出今年在北段所占领的 5 个地方。

11月 5日晚上，在北京体育馆观看苏联马戏团的表演，并接见马戏团全体演员。 11月 6日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苏联领导人，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贺电说：我们高兴地看到，最近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毫无疑问，苏联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步骤将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和友好关系，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的经济高涨。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 〔1〕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1958年 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24 1956年 11月团，周恩来、邓小平、刘宁一、廖鲁言、陈正人 〔1〕 在座。毛泽东说：中国农业是很落后的，工业也是很落后的，这些方面有待改进。中国的群众是热情的，这是好的条件，但领导群众的工作方法还须改善，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中国的农业同欧洲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像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也同我们的农业不同，西欧国家的农业就更不同了。波兰解放已有十一年了，但是只有百分之六的农村人口加入了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不增产，还在赔钱， 政府要津贴，这样社会主义就没有优越性了。我们这里农业生产合作社比较容易组织，通过许多过渡步骤，在七年内都组织起来了。合作社能增产，政府不津贴。农民组织起来，但生产工具没有什么改善，可是比个体生产好，能增产，能增加收入。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过去没有什么东西贡献于世界，在现代化方面很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 解放后， 把帝国主义赶走，把封建势力推翻，人民获得解放，这才有可能逐步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不过现在刚开始。 11月 7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召开八届二中全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陈云、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 11月 8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准备出席或列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部分省市委书记柯庆施、曾希圣、陶铸、李井 〔1〕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58年 8月任主席）、书记处书记。1957年 5月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58年 3月又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兼农业部部长。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57年 8月兼秘书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

11月 9日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尤金， 刘少奇、邓小平、 彭真在座。会见结束后，同刘、邓、彭谈话。 同日阅《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1〕， 写批语: “此文印发八届二中全会各同志阅看。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 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 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猪二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十日，又批示：“少奇、陈云、 小平阅，此件似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小平酌处。” 同日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部分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 周小舟、舒同、江华、陈丕显、黄火青、陶鲁笳、吴德、黄 〔1〕这篇文章刊载于 1956年6月《农村工作通讯》，第 2 期，作者是山东省阳谷县石门宋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宋保恩。 28 1956年 11月欧东、张仲良、王恩茂、谢富治、吴芝圃、张德生 〔1〕 出席，邓小平、彭真参加。十一时二十分座谈结束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有关召开八届二中全会问题。 11月 10日—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11月 10日下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 刘少奇作《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 〔1〕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江华，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 陈丕显， 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第二政治委员（1958年 11月任第一政治委员）。黄火青，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市长、天津市政协主席。1958年 6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政治委员。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吴德，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黄欧东，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政治委员。张仲良，当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政协主席。王恩茂，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1958年 8月任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1959年 2月又任河南省政协主席。1958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8年 6月又任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

11月 11日为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题写：“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1〕下午二时，和刘少奇、周恩来同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副主席何香凝〔2〕等，在政协礼堂出席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 同日下午三时半至七时五十分，在政协礼堂先后会见苏联参加孙中山纪念会的代表团、叙利亚议员访华团、西德作家魏森堡、意大利作家马拉巴德、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 会见时，刘少奇等在座。 同日晚上，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主持会议，陈云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的报告。 11月 12日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文章写道：“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 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 （1）毛泽东还为孙中山诞辰 90 周年展览会题写：“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览会”。 （2）何香凝，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30 1956年 11月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 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 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同日中午十二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张德生、欧阳钦、林铁汇报讨论一九五七年财政问题的情况，刘少奇、 周恩来、 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乌兰夫〔1〕、薄一波等出席。晚七时会议结束后，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 王稼祥开会，至次日晨一时半。其间曾会见尤金。 11月 13日为转发第五十五军政治委员王振乾关于团结该军军长陈明仁一起工作问题给广州军区党委的报告，写批语: “各同志阅。退彭德怀同志。转发各军区、各军事学校以及有同样统战问题的军或师的党委阅读，加以讨论，仿照办理，认真解决团结党外军人问题。”王振乾的报告，讲了第五十五军党委常委在同陈明仁相处中存在的缺点，以及为团结他一起工作所采取的具体改进措施。通过相见以诚，多次找他个别恳谈和集体交换意见， 并改进领导制度，从而增强了团结。陈明仁表示对他帮助很大， 希望今后大家常谈心。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八届二中全会 〔1〕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1月 14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汇报讨论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 11月 15日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谈八届二中全会大会发言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彭德怀、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张德生出席。 同日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邓小平主持会议。 在朱德、彭德怀、柯庆施、张德生发言后，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 讲了四个问题。一、经济问题。他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 成绩能够鼓励人， 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 要抓财政，抓计划。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从去冬今春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

11月 16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等，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陈云、邓小平、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罗瑞卿出席。 11月 18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本冈山县文化学术访华代表团，郭沫若、谢鑫鹤、王拓 〔1〕 在座。 11月 19日晚上，听取邓华 〔2〕 访问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情况的汇报。 11月 20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陆定一、王稼祥、 李维汉、胡乔木出席。 11月 21日审阅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作两处修改：（一）在决定草案的“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斤到十五斤” 一句后，加写: “（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二）修改一句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 “除大城市城区以外，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城镇各机关、部队、学校的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 11月 22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人民志愿军海军和空军从朝鲜撤回等 〔1〕谢鑫鹤，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王拓，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对外联络局局长。 〔2〕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 36 1956年 11月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 彭德怀、 陆定一、 王稼祥、胡乔木、 罗瑞卿出席。 11月 24日阅新华社十一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内部参考》 第二〇五七期，批示：“送陈云、李维汉同志阅，退毛。请陈云同志看建屏〔1〕一条消息，我看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相当多的， 应当统一加以处理。请维汉看武汉的一条消息。”建屏一条消息反映：河北省建屏县贸易系统有些单位，在收购农民土特产品时压秤压价，非法赢利，引起农民不满。武汉的一条消息披露：武汉市有的民主人士说：“中共重视民主党派只是上面的号召，下面没有很好的遵照执行，看不起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宗派主义还很严重。”他们要求采取措施改变“五统五不统〔2〕”的现象。 毛泽东批注：“请李维汉同志电话询问武汉什么叫五统五不统。 并要你改善工作。”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苏联《真理报》批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的普拉演说〔3〕 ，和达赖、班禅〔4〕去印度等问题，刘少 〔1〕建屏县于 1958年并入河北平山县。 〔2〕这是当时武汉民主人士中对中共统战工作的意见，指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 统工商不统党派，统进步不统落后，统政治不统思想。 〔3〕 铁托1956年 11月 11日在南斯拉夫普拉发表演说指出：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 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 ”，“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4〕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 •确吉坚赞，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9年 3月 28日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11月 25日审阅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和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草稿），批示：“刘、朱、陈、邓即阅，退彭照办。”决定草稿指出：党的八大提出要动员一切积极因素， 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集中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建设事业，而集中建设资金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一步削减军政费用。因此，军委决定，在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原则下， 把我军现有的员额裁减三分之一。决定草稿最后说“全军裁减方案和新的编制，报军委审核定案”，毛泽东将“报军委审核定案” 改为：“报军委审核后，请中央批准执行”。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苏波关系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 陆定一、康生〔1〕 、王稼祥、胡乔木、邓拓〔2〕、吴冷西出席。 11月 26日上午，同陈叔通〔3〕谈公私合营后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问题，陈云、邓小平参加。 11月 27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开会，商谈就目前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再写一篇文章的问题。 〔1〕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 6月又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2〕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3〕陈叔通，坐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38 1956年 11月 11月 29日晨，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 彭德怀谈裁减军队与军队编制问题。 同日晚九时，同陈正人谈话。 同日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开会，谈再写一篇文章问题。 11月 30日审阅修改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的电报稿。电报稿说：昨日尤金大使见少奇同志时， 口头转达赫鲁晓夫的意见，即希望邀请周恩来同志于访问阿富汗后到莫斯科一谈，并问是否需要由苏方发出正式的邀请书。政治局常委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我国总理由苏联正式邀请访问苏联， 是有必要的。你的意见如何，请考虑电复，以便中央再行考虑决定后答复苏共中央。毛泽东在电报稿的末尾加写：“苏方邀请书似以在十二月中旬或下旬发出较为适宜。此外请你看形势，对于西方在匈牙利组织颠覆活动一点，在适当时机加以揭露，你以为如何？”十二月三日，周恩来复电中央：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见，此行中访苏是必要的。 同日阅国家计委商业局一位副处长关于江苏昆山县同心农业生产合作社养猪办法的报告，批示：“少奇、陈云、小平阅， 此件似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小平酌处。”报告介绍了这个社养猪的具体办法。说该社平均每户养猪（包括公养的和私养的） 三头，计划到一九六二年，除公养外，平均每户养猪十头。这种办法在有条件的地方是值得提倡的。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这一报告，并望转发各县委参考。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 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开会。会议中间，和刘、陈、邓、张、 王一起会见尤金。毛泽东就朝鲜问题、铁托普拉演说问题和周恩

12月1日至25日率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这些诗是他访日期间写的，

12月 2日晚九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四位巴西访华议员，刘少奇、郭沫若、陈叔通等在座。 同日晚十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 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1〕、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胡乔木等起草的《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一文初稿。毛泽东提出： 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示我们在苏共二十大后写的文章的连续性， 而且用这个题目理论性更强一点。这篇文章形式上面向国内，实际上面向世界。接着，他提出了这篇文章的要点：一、 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的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 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讲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 〔1〕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1957年 12月改称第一书记）。

12月 3日阅邓子恢〔1〕关于福建龙岩县农业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批示：“少奇、陈云、尚昆阅，请尚昆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报告反映以下几个问题：（一）社员收入，各社多少不一。收入多的主要是搞好了副业，收入少的主要是靠种粮食。 （二）社员分散搞副业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除饲养家畜家禽、种菜等外，一般副业由社统一经营。（三）大家要求公益金应多留，不能少于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四）龙岩是山区，县委拟将现有的七百多个社合并为三百个左右，平均每社一百二十户。 （五）区、乡政府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征求各社意见，机械地分配生产任务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同日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等在座。基里洛克向毛泽东递交了波兰政府的一封邀请信，邀请他于明年访问波兰。毛泽东说：我是打算去的，而且还要到别的国家去看看。 我决定接受你们的邀请， 但时间是否可以商量。我们读了哥穆尔卡的演说，那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谈得很好。还有一条我们读了也很高兴，那就是对那些为人民服务而跟党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的办法，而不是把他们都整下去。这是很好的政策，执行得好，党的生活就会很健全。基里洛克说：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经验，也采用了这种经验。中国在解放前，在许多问题上和共产国际也不是一样的。毛泽东说：不仅不一样，而且还完全相反。第三国际 〔1〕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 42 1956年 12月 “左”得要死。第二国际是右了，第三国际则是“左”了。第三国际只有在两个时期是正确的，那就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和季米特洛夫主持的时候。基里洛克说：我们都认为是由于中国的帮助， 才使我们免除了发生像匈牙利那样事件的危险。 同日晚十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和其他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等共十七人出席。 12月 4日阅新华社十二月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〇 六八期刊登的《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章乃器 〔1〕 的一些情况》一文，批示：“少奇、陈云同志阅，退毛。此件第一篇关于章乃器的，值得一阅。”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章乃器的主要论点。章乃器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全行业合营后，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了章乃器的上述观点，指出公私合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存在的。 同日致信黄炎培。信中说：“你们的会议〔2〕开得很好， 谨致祝贺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 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 (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 〔1〕章乃器，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粮食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2〕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 1956年 10月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 11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12月 5日复信周世钊〔2〕：“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3〕仍未写， 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4〕，无以为答。 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同日复信贺果〔5〕：“惠书敬悉。告我以中小学情形，极为有益。我暂时不会出国，请放心。情意勤恳，极为感念。” 〔1〕指 1954年写的《浪淘沙•北戴河》和1956年写的《水调歌头•长江》 (1957年 《诗刊》1月号发表时，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2〕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57年 5月又任湖南省政协常委。1958年 6月任湖南省副省长。 〔3〕指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题写校名。 〔4〕这是周世钊 1950年 9月下旬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路过许昌时作的《过许昌》诗中的一句。全诗如下：“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5〕 贺果，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贵州贵阳市副市长。 44 1956年 11月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陈叔通谈话，许涤新 〔1〕 参加。 陈叔通要求毛泽东与工商界见一次面，并提出三个问题: (一）资本家对定息很担心能拿多久，怕取消太快。（二）资本家担心现在安排工作，再有两年会不会一脚踢开。 （三）合营以后如何自我改造。毛泽东说：对资本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物质问题，二是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问题，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能过生活。思想问题要资本家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的经验。比如荣毅仁〔2〕 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还可以学新的经验。现在看起来， 苏联消灭阶级太早了，不能够使用资本家的能力。 定息拿多久呢？ 可以问资本家，要拿多久就拿多久。主要是要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时还要叫他拿下去。取消定息不要来个高潮。资本家拿定息如两个五年计划不能解决问题，拖到三个五年计划，带个尾巴进工会，你看怎么样？现在资本家积极学习。 （陈叔通：学习是为了自己。）资本家学习是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国家。中国过去是不行，经济落后，现在虽然是好了一点，但还要大家努力，学本事好嘛！定息问题重要，思想改造也很重要。思想不通事情不好办。让资本家多拿几年定息，安心工作， 安心学习，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资本家学习改造要自己努力，大家帮助。这一次民建会开得很好，想不到民建会能这样严肃地自我批评。资产阶级政党如果都能严肃地自我批评，那是个大事情。民建会这样严肃 〔1〕许涤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2〕荣毅仁，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总管理处总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兼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1957年 1月又任上海市副市长。

12月 6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定息和廖鲁言在农业工作会议的报告等问题，刘少奇、陈云、陆定一、 薄一波、王稼祥、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许涤新、赖若愚、 胡耀邦〔1〕、吴冷西出席。 12月 7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京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座谈，陈叔通、黄炎培、李烛尘、胡厥文〔2〕 、荣毅仁、盛丕华、黄长水、巩天民、施复亮、 〔1〕赖若愚，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2〕李烛尘，坐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46 1956年 12月孙起孟、南汉宸〔1〕、许涤新、陈经畲〔2〕出席，刘少奇、陈云、 陆定一、薄一波、徐冰等参加。座谈开始时，毛泽东问：有什么问题、疑问？盛丕华说：定息问题，摘帽子问题。陈叔通说：是否要来个高潮？毛泽东说：唱戏要有高潮，这个东西恐怕不好来个高潮，一搞高潮就是整拿定息较多的人，而他们大都是先进核心分子。我们团结的主要对象、定息的主要对象是大的资本家， 我们不要使对国家经济起重要作用的人利益受到损害。荣毅仁问： 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还是半革命的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阶级。他们有选举权， 历来反对帝国主义，同政府合作，遵守宪法。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妥协了，还有什么对抗。民族资产阶级遵守《共同纲领》 ，拥护宪法，接受公私合营， 没有对抗了。资产阶级在“三反”、 “五反”中只是部分的对抗， 只有完全违法户才是对抗的。最近几年，更融洽了。资产阶级 〔1〕盛丕华，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长水，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副主席、 广州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广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 巩天民，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副省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辽宁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施复亮• 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孙起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南汉宸，当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2〕陈经畲，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副市长（1957年 1月任湖北省副省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武汉市工商联主任委员。

12月 8日晚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西雕塑家马丁斯夫人等，郭沫若、张奚若〔1〕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见到三个地方的朋友最亲热，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感到平等。 同西方其他国家的人见面，总感到有些不平等。中国人很苦，在过去的政府统治下没有出路。现在正在建设好一点的生活。客人说：我们所看到的和所读到的报道，感到主席很仁慈。毛泽东说： 这是因你们总是以同情的眼光来看我们，因为我们两个国家所处的地位相同。 同日晚七时五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邀集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各省市代表团负责人座谈， 刘少奇、陈云、 薄一波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说：我看公私合营以来， 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感觉比过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拢了。我对资本家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你们自己也可能没料到变化会这样快，学习中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 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在资本家中要宣传把个人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联系起来，提倡爱国主义，总要想到国家的事情。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 社会主义比私有制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 〔1〕张奚若，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部长（至 1958年 2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1958年2月又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

12月 10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稿修改问题和其他问题，刘少奇、朱德、 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王稼祥、杨尚昆、 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 12日晚上，和刘少奇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尤金，谈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及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问题。会见时，陈云、 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等在座。会见后，同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继续商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稿修改问题。 同日复信刘松林〔1〕：“两信均收，甚慰。留一年，很有

12月 13日复信杨开智〔3〕： “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4〕及阖家安吉！” 同日复信毛春秀〔5〕： “给我的信早已收到，多年不见， 甚为高兴。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乞谅为荷！” 同日晚上，同廖鲁言、刘建勋〔6〕谈话。 12月 14日阅彭德怀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退彭德怀同志：可以准备在春季或春夏之间了解几个军事部门的工作情况。” 12月 15日下午，同周扬谈话。 12月 16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可能发生暴乱的对策问题给西藏工委等的电报稿，重写一段文字：“中央和毛主席历来认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 〔1〕刘松林，原名刘思齐，当时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1949年10月同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2〕岸青，即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 〔3〕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 〔4〕指杨开智、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 〔5〕毛春秀，毛泽东的族姑母。 〔6〕刘建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至1957年12月）、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6月任第一书记）。1957年6月、9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广西省政协主席。 52 1956年 12月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工委可以在最近约自治区筹委会和噶厦的主要官员座谈， 向他们说清上述中央的方针。” 并批示：“少奇阅，即刻发，再送朱、陈、彭、谭〔1〕、徐冰、 洛甫、汉夫〔2〕阅。” 同日为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密切军队和地方关系的报告， 写批语：“请总政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将此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及志愿军党委，一律仿照办理，并以结果上报。” 报告说：为了进一步密切军队与地方党政的关系，解决现存的一些问题，建议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月期间，请地方各级党委主持召开有驻军党委同志参加的会议，检查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商讨今后密切联系、加强团结的措施，研究如何共同努力加强治安工作，搞好新兵征集、复员转业等项工作。 同日复信黄炎培：“惠书敬悉。前信〔3〕无甚深意，以不发表为妥。水调歌头：逝者如斯乎的‘乎’错了，请改为‘夫’ 字。赠吴湖帆〔4〕先生、张叔通〔5〕先生各五百元，敬请转致为荷。” 〔1〕朱、陈、彭、谭，指朱德、陈云、彭德怀、谭政。 〔2〕洛甫，即张闻天。汉夫，即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3〕指毛泽东 1956年 12月 4日写给黄炎培的信。 〔4〕吴湖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5〕张叔通，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12月 17日晚九时，和陈云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中输出入协会理事长南乡三郎。 同日晚十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慕生忠谈话。 12月 18日中午，同胡乔木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 同日将新华社关于扩大《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的订阅范围报中央的计划，批送刘少奇、朱德、谭震林阅，交杨尚昆 〔1〕杨开英，杨开慧的堂妹。当时任大连市第三中学副教导主任。 〔2〕毛世美，毛泽东的远房侄孙。 〔3〕杨子珍，即杨开智，字子珍。 〔4〕后来，周恩来因出访时间过长身体疲劳，改变出访行程，推迟对尼泊尔的访问， 在访问巴基斯坦之后即再到印度。 54 1956年 12月办。这个计划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的。 12月 19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三稿，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 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王稼祥、谭震林、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 20日晚上，召集刘少奇、陈云、李先念、薄一波、 谭震林、杨尚昆、刘瑞龙〔1〕开会，听取廖鲁言汇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情况及会议中提出的几个问题。 12月 21日阅邓子恢关于福建龙岩县白土区撤区并乡试验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震林、尚昆同志：此件请书记处加以讨论，如大家赞成的话，则转发各地仿办。”二十八日，中央批转邓子恢的报告，中央批语指出：中央认为龙岩县白土区撤区并乡的经验是好的，可供各地参考。但目前对全国撤区并乡问题还不能作出统一的规定，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和自己的经验，自行决定撤区或不撤区、并乡或不并乡，以及何时撤区并乡。 同日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内部刊物刊载的《上海市卢湾区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情况》一文，批示：“此条可以一阅。阅后退毛。” “陆定一同志：天主教事现在是否仍归你管理？上海的天主教工作值得加以研究，将那里的有关管理和接触天主教的干部和天主教中的进步分子加以教育，使他们善于做工作。” 12月 22日下午，同即将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出访緬甸的叶剑英〔2〕谈话。 12月 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 〔1〕刘瑞龙，当时任农业部副部长。 〔2〕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 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1958年1月兼政治委员）

12月 24日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一段话：“各地合作社对于富裕中农急急忙忙叫他们入社，或者让他们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按照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报告所规定的策略，是首先让一部分觉悟了的贫农下中农入社，然后让后觉悟的大部分贫农下中农人社，分批分期），不要忙于动员富裕中农入社。后来在合作化潮流高潮中富裕中农勉强入社，就有些人来说，当时也很难劝阻。今年分配所得，他们的收入一般都有些减少，因此怨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中央认为让一部分（不是大部分，更不是全部）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请你们考虑这个政策是否可行。如果认为可行，就下决心让一部分人退社。” 同日阅陈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嘱高智送阅的一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1〕，批示：“此件送陈叔通先生一阅，退还陈云副总理。我在这里讲的是 ‘大约三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并没有讲三年全部完成。所谓基本完成，在工商业就是公私合营， 但不是三年而是半年即完成了，我多估计了两年半。所谓全部完成，就是国有化，即取消定息，那是至少需要七年的。” 同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政协 〔1〕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 1月 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其中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56 1956年 12月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大约在一九五七年夏季，中央将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全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会议， 请你们早作准备，将所属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少数民族工作）加以认真的检查和安排。对于有些在党外人士面前爱摆老爷架子，宗派主义作风极为严重的同志，应当认真地给以批评和教育，端正他们的态度和作风。”并批示：“在中央指示的末尾加了一段，请少奇、徐冰同志再阅，交尚昆办。” 同日下午，同胡乔木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第四稿修改问题。 12月 25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五稿，刘少奇、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 26日阅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筹划的两项〔1〕，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刘、朱、陈、闻天阅，退彭。”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六稿，刘少奇、陈云、张闻天、陆定一、 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 27日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八稿，刘少奇、陈云、邓小平、 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会议于次日零时二十分结束。由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1〕指彭德怀报告中提出的已告总参谋部筹划的两件事情：一、具体研究一下我国生产的轻武器有哪些可以出口，以便为政府以后商谈援助埃及问题作好准备。二、 我国生产并可出口的步兵轻武器样品，准备给埃及大使参观一下。

12月 29日 《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题下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全文共两万字，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中间四个部分分别论述由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问题：关于苏联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基本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引言中，有一大段是根据毛泽东多次修改意见形成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 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 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 58 1956年 12月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在审阅胡乔木修改的第三、四、五、六稿时，作了许多修改，其中加写的，主要有：在文章讲到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的地方， 加写：“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在文章讲到斯大林的功过问题的地方，加写：“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在文章讲到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由于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而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失败的地方，加写：“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还删去文中的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 一句，并批注：“中国建设事业的方针是否正确，还待将来证明， 这里不说为宜。” 12月 31日下午，同朱德谈话。 59

1956年11月又任商业部部长。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 10月又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李章达，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广州市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何香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1956年4月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3〕饶西•彭措扎喜，达赖喇嘛的姐夫，当时在西藏地方政府外事局任职。 〔4〕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1953年6月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作结论的批语稿，批示杨尚昆：“（一）此件用代电发出；(二）文内凡用‘毛主席’的地方，改为‘毛泽东同志、我 148 1 9 5 3年8月已改了一些，请查一下，有未改者，照此改正。” 同日晚上，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作结论报告。

1956年2月29日在《北京日报》发表。 〔2〕梁思成，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和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七月十三、十六、十九日，周恩来在邵力子、张治中、屈武〔1〕、 陈毅等陪同下，三次会见曹聚仁。

1956年9月 623 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十一时，又致信周恩来：“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邓小平对八大主席团名单、大会发言等问题作说明。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向八大提出的七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他说：大会的准备工作，到今天可以说大体上搞好了。政治报告的最后一部分〔1〕今天晚上大体上可以修改好。这次文件的起草，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 这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 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关于“二五” 计划的建议，搞了两个稿子，从前那个比较长，今天这个是十六条，简明扼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这样长远的计划，许多事情要做到，支票不可开得太多，采取谨慎的态度比较好，年度计划再去按照情况发展。关于选举，毛泽东说：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赞成中央提出的名单，个别同志还有意见，要减的只有个别同志，要增的也只有几个同志。这样，问题就好办了。七大那次选举，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也是有增有减的。关于大会发言，毛泽东说：发言要精，要生动，要多种多样，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颂扬，登到报上净是好事，那就不好看。关于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立问题，毛泽东说：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 〔1〕 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第 6 部分“党的领导”。 624 1 9 5 6年9月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 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这样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 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有人顶着，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 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 陈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 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1〕。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毛泽东还特别谈到邓小平和陈云。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 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 〔1〕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1956年9月 643 要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不是我们不进入联合国，而是他们不让我们进去。问题的解决，不决定于我们这一方面，要对方改了才成。 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一方面， 我们要把自己建设强大，另一方面，要尽快收回台湾。有两个收回的时间。 早一点， 当然最好； 迟一点， 也可以。 这不是一两天， 也不是一两年，而是十年八年，甚至还要多。我们要同蒋介石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三回呢？但是蒋介石反对。 同日下午六时，和刘少奇、朱德、陈云、宋庆龄等出席周恩来总理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招待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两千多位外宾。正在中国访问的苏加诺、阿查里雅也应邀出席。毛泽东致词：朋友们、同志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国家，欢迎你们参加我们国家的国庆节。祝贺所有朋友们、同志们的身体健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073-3992-5 I．①毛… Ⅱ.①中… Ⅲ①毛泽东（1893〜1976) —年谱-1949〜1976 Ⅳ.①A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8944 号 ୍௶či
第二卷编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逄先知冯蕙副主编：陈晋李捷熊华源吴正裕张素华责任编辑：杨茂荣孙翊特约编辑：边彦军责任印制：寇炫郑刚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地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网址：www.zywxpress.com 邮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680 X 960mm 16 开 242. 75 印张 2970 千字 ISBN 978-7-5073-3992-5 定价：390. 00 元（1-6 卷) www.mzdbl.cn 定价：390．00元(1-6卷) ISBN 978—7—5073—3992-5

1956年 11月 25 泉、林铁、欧阳钦、王任重〔1〕座谈，邓小平、彭真、谭震林〔2〕 参加。毛泽东讲话。他说：现在天下基本上太平了，阶级斗争基本上过去了，还有一部分没有过去，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百家争鸣，小资产阶级都跑到街上来了，无产阶级要辩论，要反驳，你们要写文章， 三百字五百字都要写。享乐思想在滋长，把远大目标忘记了。我看高级干部十一级以上的不增加工资是可以的，要艰苦奋斗，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再享福。波兰一股风，匈牙利一股七级风， 把一些人吹动摇了，思想混乱。一个制度要经过考验，光说社会主义如何好，可是好处人们还没有充分看到。思想领导不能 〔1〕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1958年 5月、6月、9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陶铸，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8年 6月又任华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5月 、 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河北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3月 、 6月又先后任河北省政协主席、华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欧阳钦，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省长、黑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 6月又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 6月又任华中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 〔2〕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8年 5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26 1956年 11月放松，要用马克思去和孔子对抗，争取群众，你有孔夫子，我有马克思。要辨别风向，才好写文章。我也想写，想辞去国家主席， 当主席写篇短文好像不像样子。一个人经不起风不行。我叫孩子们去算命，让他们取得经验。动摇分子有风就动摇。有些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提意见，要“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有人说我们应该搞大民主。我说什么是大民主呢？难道打倒蒋介石，推翻封建制度， 打了二十二年革命战争，不是大民主吗？ “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不是大民主吗？所谓共产党内有阴暗面，这是必然的，太阳一出来总有向阳的一面和背阴的一面，天天都有，年年都有。苏共二十大是大民主，一鸣惊人，把斯大林打倒。我们是搞小民主，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也是小民主。我们准备明年或者后年（大家要求明年）再整一次风，整三个东西—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搞几个文件，要反对骄傲自满、贪污浪费。我们从来不搞一鸣惊人的事情，我们什么事都慢慢来，实际上很快。关于整社问题，毛泽东说：一反强迫命令， 二反贪污腐化，想个办法解决，用半年时间使那些干部有个回旋余地，只要肯承认错误，偿还或者分期偿还贪污款，就可以不算贪污。这一次不要来个急风暴雨，留个余地，使其善自处理。还要注意贫农和中农的关系，一定要中农参加合作社的领导，支部要团结几个中农在自己周围。 关于少数民族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 毛泽东说：汉人压迫剥削少数民族年代很久了，现在要还债，要尊重少数民族，不要包办代替。以为少数民族落后，我来帮助你们，有这种情绪，所以工作搞不好。我们身边要有几个右派，没有右派，统一战线就不完备。要和中派、右派多谈一点。民主人士要见我，我一定见，跟他们接触可以增加知识，跟资产阶级人士接触很有教育意义。听说你们不大和民主人士接近，人家说架子大。一个调查组从浙江回来，说乡代表中有三分之一党员就足

1956年 11月 33 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偏到副业和经济作物。 谷贱伤农，农民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要勤俭建国， 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中央， 各级党委，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 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 而对勤俭建国， 反对铺张浪费， 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宣传很少，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二、国际形势问题。他说：总的看来是好的。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 匈牙利出了乱子，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坏事有两种性质：一种性质就叫坏，我们说还要加一个意义， 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没有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 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三、中苏关系问题。他说： 我们跟苏联同志说，十个指头， 九个指头是拥护你们的，是跟你们一致的，只有一个指头我们有矛盾，我们不同意你们一些事情。 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但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 至于所做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们的农业合作化经过三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有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 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说到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 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 “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 34 1956年 11月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四、大民主小民主问题。他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癮。他们要搞的 “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那一套。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它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 还有贪污、浪费，等等。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 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真正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历来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