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 年

1月 1日修改审定中共中央转发《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刘、周、朱、 陈、邓、彭真即阅，尚昆印发。”指示稿中说：“在一切社队， 都必须一边抓整风整社，一边抓生产救灾。这两件事，必须同时结合起来，同时做好。”毛泽东在“一边抓生产救灾”后，加上 “一边抓群众生活”；将“这两件事”改为“这三件事”。 1月 3日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哈瓦那市市长利亚努萨一行，彭真、冯基平〔1〕、章汉夫等在座。利亚努萨说： 看到中国有了粮大进步。毛泽东说：进步是有，不算多，还有缺点。古巴驻中国大使说：你们钢产量增加得很快，什么时候可以超过英国呢？毛泽东说：钢超过英国，用不了多长时间。英国最高产量是两千万吨，我们现在是一千八百至一千九百万吨。超过英国只是指数量，但就质量来说，那还差得很远。还有，按人口来说，我们平均到每个人就很少。英国是五千万人口，钢产量是二千万吨，我们有六亿五千万人口，这点钢不算什么。去年我们讲，卜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去年和前年两年天灾，水灾、旱灾，农业歉收。今年、明年、后年，在农业上要多用些力量， 工业的步子要缩短一些。 关于古巴， 毛泽东说: 你们可以逐步变成一个工业国，工业和农业都发展的国家。你们 〔1〕冯基平，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外事工作小组组长、北京市副市长。 516 1961年1月的人民很好，地方也很好。人口也可以发展，发展到三千万也可以有住的地方。古巴比我们浙江省还大。有困难，经过奋斗，可以克服。困难是可以锻炼人的，人就是从困难中锻炼出来的。每天都顺利，人不可能锻炼出来。困难包括战争。人和动物、植物一样，动物、植物在风雨中锻炼，不能在温室中锻炼。你们和人民好好团结起来，就有出路，人民是最靠得住的。外援只是一个条件，基本上要靠自己，我们的经验就是这一条。你们的地理条件有不利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有利的就是一个岛，如果是大陆的一部分和美国连在一起就更困难一些。你们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我们相信你们会取得胜利的。 同日晚十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局书记等开会、听取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 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薄一波、杨尚昆、胡乔木、柯庆施、曾希圣、李井泉、廖志高、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刘澜涛、张德生、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李富春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去年计划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没有以农业为基础，没有贯彻工农业并举；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挤了农业的人力物力， 工业战线过大， 面过宽。 首先要保住农业， 而后炼钢。 关于一九八一年的钢产量指标，会上提出二个方案，一千九百五十万吨、一千九百万吨、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毛泽东说：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能否搞那么多，二是看矿石，三是看运输。要很好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担心，就是搞一千八百七十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

1月 4日上午，同陈伯达、胡乔木、周扬、何其芳〔1〕谈 〔1〕何其芳，文学评论家、诗人。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518 1961年1月话，对何其芳为《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写的序言提出修改意见。 毛泽东说：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 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你可以再写几百字， 写战术上重视。序言改好之后，再送我看看。毛泽东还同他们谈国内形势、逻辑学和诗等。 1月 5日为转发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和中南局对信阳问题的批示给各地委、郑州市委的指示〔1〕，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发去河南省委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文件一件，供你们参考。希望你们注意分别第一、第二类县、社、队和第三类县、社、队的不同情况，随时总结经验，予以指导，而把注意的重点放在第三类县、社、队方面。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数日前已发给你们参考，谅已收到。”并批示：“刘、邓、彭阅，尚昆办，同时印发到会各同志。” 同日晚上，同前来看望的朱德谈话。 1月 6日和刘少奇出席古巴驻中国大使桑托斯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招待会。 在交谈中， 桑托斯说: 自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以来，美国同古巴关系就很紧张，因此我们要准备。毛泽东说：对付美国军队，不要同他们正面打，要用游击战。我们在朝鲜同美国人打过，美国军队实力还相当强，不好一下子啃掉，要一块块地啃。美国是块骨头不是肉。你们是会胜 〔1〕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说：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根据主席和中南局的指示， 学习信阳地区的经验，进一步分析本地区的阶级斗争形势，明确指导思想，不断进行分类站队，凡是属于被敌人篡夺领导权的县、社、队 ， 一律采取信阳地区的办法， 坚决地、迅速地夺回领导权，把民主革命补课搞彻底，绝不能有“夹生饭”。

1月 9日审阅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草稿，批示：“印发各组〔2〕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一） 是否目前颁发？目前是在全国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夺取政权的问题，是否缓一下再发为宜？（二）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以上两项，请予讨论。”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局书记等开会，讨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稿耜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的安排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杨尚昆、胡乔木、柯庆施、曾希圣、李井泉、陶鲁笳、刘子厚、刘澜涛、张德生、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 〔1〕胡乔木拟稿的三大纪律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 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八项注意是：（一）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二） 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三）保护人民财产，侵占损害人民财产要赔偿；（四）保护公共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要赔偿；（五）用人要经过组织，不许任用私人；（六）对人要讲公道，不许陷害好人包庇坏人；（七） 对上级要讲实话，不许假报成缋隐瞒缺点；（八）对下级要讲民主，不许压制批评压制上告。 〔2〕指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小组。 520 1961年1月钦。毛泽东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反面作用。想了一下，提出一个修改稿 〔1〕。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三大纪律第二条，提高政治水平。现在许多同志不懂得什么是等价交换、价值法则、按劳分配，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大集体与小自由的界限等也不清楚。 应当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包括理论水平，要使他们懂得这些原则。三大纪律第三条，草稿写的是：自己有错误要检讨改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这样写，可能起反面作用。正面提出问题好。现在改为：实行民主集中制。什么时候都不允许破坏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中第三条到第六条，即：说话和气、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是用的军队三\纪律、八项注意里面的几条。说话和气，是从正面说的。 当然不能打人。 原先写的是： 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这样写容易产生副作用，不要从反面说，还是从正面提出好。八项注意第四条是买卖公平。买卖公平包括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商业政策。现在，我们和农民的关系，买卖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 买卖公平，就要等价交换。第五条借东西要还，第六条损坏了东 〔1〕在修改稿中，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 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二）同食堂; (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五）借了东西要还；（六）东西坏了要赔；（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八）工作要同群众商量。 后经反复讨论修改，中共中央于 1961年 1月 27日发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 (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 （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月 10日阅黄火青、周扬一月九日关于锦州市四〇一厂解决职工闹粮问题的经验报告，批示：“值得推广，但要注意解决一些实际上存在的问题。下面各件〔1〕，印发各同志研究。”并为这个报告拟题目《锦州经验是否值得推广？》。报告说：锦州四 〇一厂的经验是，一方面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进行回忆对比；另一方面加强食堂工作，实行民主管 〔1〕指周扬 1961年 1月 9日给毛泽东的信和黄火青、周扬的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 1月 3日编印的《情况简报》刊载的《目前学校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情况》，中央宣传部 1月 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 2期刊载的《从关心群众生活和耐心教育着手进行治安工作的一些好办法》。 522 1961年1月理，保证职工按计划吃够自己的定量，而且吃得较好。现在的实际问题是：职工家属定量低，对职工仍有很大影响；一部分由工人中新提拔的干部，因为变换工种吃粮标准下降幅度过大；对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照顾不够；全厂还有二十多个浮肿病人。 同日阅彭德怀一月二日来信。来信简述了他从一九五九年十月起十五个月中读书学习的情况。信中说：“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半年时间内，体会到第三版不如第二版更不如第一版。此书在社会主义部分， 过分地强调了物质刺激和专家作用； 在资本主义部分也渗浸着和平过渡，轻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在‘有计划按比例’方面，过分强调重工业，忽视工农业同时并举，也就没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观点。讲技术多，讲政治少；讲生产力多，讲生产关系少;、讲经济基础多，讲上层建筑少，读完此书感到是一本技术经济学。”毛泽东阅后批示：“彭德怀同志的信，印发到会各同志。” 1月 12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即将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各组组长开会，讨论全会的安排，并听取周恩来汇报访问缅甸的情况和老挝的局势。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 李雪峰、刘澜涛、陶铸、宋任穷。会后，同周恩来谈话。 1月 13日晨，阅陈伯达一月十二日来信。信中说：遵照您的指示，我准备了一篇发言的稿子，请审查是否可用。此外， 从您的著作中摘录了一些论点，编成两份材料：一、毛泽东同志论实践和事物运动的曲折性；二、毛泽东同志论调查研究。同时， 还摘录了列宁论社会主义事业要依靠群众的实践经验的一段话。 这三份材料，请您考虑是否可以印发给到会同志。毛泽东批示： “退陈伯达同志，照此去讲。如无时间讲，送小平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

1月 14日一 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毛泽东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对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陈云就钢铁生产和粮食问题等作了发言。全会指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

1月 15日晨，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六一年第五期刊载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封建势力复辟的一些情况》 ，批示：“此件印发全会各同志研究。”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八届九中全会各组讨论情况的汇报。十七日晚继续开会听取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喊铸、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陈伯达、胡乔木出席会议。 1月 18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近几年来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对刮“共产风”情况就不明。 中间又夹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打乱了反“左”。去年这一年， 中央几个主要同志都把精力放在对付国际问题上，专顾那一头去了，就影响地方工作。今年不搞两本账，上下只搞一本账，决不要层层加码，总而言之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实行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坚决退赔“共产风” 刮来的东西，不许可不退不赔。应该退赔的要彻底退赔，农村里坚决整掉“五风”。今年有人主张还是搞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钢， 不要去动这个数目。我们谈了一下，觉得这个意见有理，这是叶 526 1961年1月剑英提的，最近李维汉也提了。我们的五年计划早已完成了，搞了一千八百七十万吨钢。所以，剩下这两年搞质量搞规格，在这方面跃一下，在数量上不要跃。我们来搞质量，搞品种规格，搞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搞配套成龙、 填平补齐。拿富春的话说叫“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搞经济我们是没有经验，虽然十一年了，还是经验不足。 对于经济建设就是不行，我没有研究，没有亲身看，看也看得不多。凡是规律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九年花了二十八年，革命才搞成功。我们能不能二十年取得搞经济的经验，缩短八年。还是要鼓干劲。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总路线要坚持。粮食、轻工业这一头，我们想多搞一点，想快一点。关于团结问题，他说： 庐山会议犯错误的少数同志， 我们希望跟他们也团结起来。此外， 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地方工作的同志，有些也犯了错误的，个别的同志性质也相当严重的，我们希望他们还是要到工作中去改正，欢迎他们在工作中改正，欢迎他们的进步。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都要团结。 在国际上， 要跟苏联团结，跟所有的党都要团结， 不管他们怎么骂过我们，我们等候他们觉悟。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 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是一样的。最后，他说：我今天讲了这么许多，拿调查研究作为一个题目。希望今年这一年， 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间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1月 20日审阅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稿，下午六时五十分批示：“即送乔木、冷西：已阅，很好。即刻发稿，明日（二

1月 21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张经武谈西藏人事安排问题，李维汉和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郭锡南等参加。 1月 22日在张闻天一月二十日的来信上批示：“电话告张闻天同志，信已收到，看过，同意他对问题所取的态度。”张闻天在信中说：这次我能参加中央全会，使我得到学习的机会， 很是高兴。在全会最后一天，当主席讲到要团结犯错误的同志， 并且劝告他们不要因为犯了错误而抬不起头来时，使我深受感动。 我决心遵循你的劝告，放下一切包袱，抬起头来，向着伟大的光明的未来，愉快地生活和工作下去。 528 1961年1月 1月 23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班禅额尔德尼谈话，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张经武参加。毛泽东说： 我对西藏的事情非常谨慎。现在你们那里要纠正“左”的偏向。 第一是现在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搞互助组，发展生产，使农民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你们那里同内地不同，是由封建农奴制度进到个体所有制， 经过个体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以后再看。 第二是把上层人士的工作搞好，对爱国上层三千多人要搞好团结， 长期合作，给他们安排一定的职位，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思想改造不要急，要作为长期的任务，要他们自觉地改造，急了改造不好。第三是宗教方面，听说你的意思是保存一部分脱产喇嘛，我同意你的意见，留那么几千人。我赞成有几千人学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你看是不是他们同时还 k 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信教， 我们不懂得宗教。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 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 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 只红不专，是不行的。第四是反右必出“左”，不仅日嘻则有， 西藏其他各地都有，正在纠正，必须纠正。第五是什么时候成立自治区，由筹委会变成正式的地方自治政府。今年是不行了，我看是明年或后年。〔1〕主要是个选举问题。现在先搞个选举法， 准备在明年，最迟后年，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会的任务是决定自治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选举自治区政府，通过一个自治区自治条例，也就是那里的基本法。第六是西藏工委同你的关系要搞得更密切一点。 你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就向他们讲。你所想的，他 〔1〕西藏自治区于 1965年9月成立 。

1月 24日下午五时二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喀麦隆妇女代表团团长玛丽•贾德、北罗得西亚联合民族独立党副主席乔纳、葡属几内亚非洲独立党访华团全体成员。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中国人民都欢迎你们。谈到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正在同英国进行谈判时，毛泽东说：你们准备了两套办法，一套是谈判， 一套是斗争，很好。谈判不成就斗，斗得英国人实在不舒服了， 他们就可能谈。谈判双方都凭实力，你没有力量谁也不怕。毛泽东说：我们希望整个非洲事务由非洲人自己来解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要请他们回去。你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中国大陆上， 帝国主义都回去了，它是被我们赶回去的。葡萄牙在我国现在还有一块小殖民地，我们只要用一个指头，他们就会跑掉。为什么不用一个指头把他们赶跑，让他们留着呢？这是因为首先台湾还

1月 25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毛泽东离京后的工作安排，并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汇报。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出席会议，彭真、杨尚昆列席会议。会后， 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1月 26日到达天津。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王路明〔1〕等谈话，了解河北农村整风整社、城市轻工业及市场供应等问题。毛泽东说：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就决定政策相当危险。退赔问题，这是个大问题，要分析一下，究竟哪一些要退赔。当河北负责人谈到他们的方法是先安排群众生活和第一季度的生产， (1)王路明，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1月 27日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曾希圣、谭启龙谈话，了解山东的整风整社和生活安排情况。在谈到山东有七个县的领导干部烂了时，毛泽东说：河北烂了八个县。 必须认识这是反革命分子的复辟，死官僚主义是他们的同盟军， 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对第三类人（死官僚主义分子）一定要从领导岗位拿下来，第四类人（糊涂人）如果不认真改正错误也不能当第一,记。对干部教育工作很重要， 要向干部大讲什么是共产主义，#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全民所有制，什么是集体所有制， 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问题。谈到“五风”问题时，毛泽东说：反“五风”问题，党内认识是不断提高的，也是不一致的， 经过三年现在是否基本一致了呢？在郑州会议时反对“一平二调”，没有坚持退赔，以后上海会议决定要退赔，但实际上大多数还是没有退赔，就是认识不一致。这就是不懂得农民。 不懂得农民，怎么能搞社会主义呢？这实际上是反马列主义的。 1月 29日到达南京。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陈光、许家屯〔2〕，南京市委第 〔1〕指传达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作的关于 I960 年 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2)许家屯，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副省长。 534 1961年1月一书记陈扬谈话，了解江苏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的情况及江苏整风整社、轻工业及市场等情况。 在谈到纠正“共产风”、“破产退赔”时，毛泽东说：这个产本来不是他的，是抢来的，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剥夺农民。将来农民富起来了，国家怎么个富法？不是这么抢起来富，而是要农民能够拿得出来的一定的分量。在谈到江苏有百分之十的三类大队时，毛泽东说：你们是二万四千个大队，百分之十就是二千四百个大队。这还要在整风整社的过程中来看， 来证实这种看法。 可能比较接近实际，还可能有一部分比较不接近实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 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革命、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法、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搞法，没有研究，没有经验， 宣传也不够。所以，浙江只有一个县委第一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 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我看这不是一个省的现象，是个普遍现象，证明我们过去的宣传工作不够，解释、训练不够，没有给他们开过训练班。今年这一年，我看是个大训练干部的一年。让他们把政策一定搞清楚，一定要在你们这次会议上搞清楚，叫他们明白过来，不然又是糊里糊涂下去。干劲还是要鼓，要是实事求是的干劲，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水是浑的， 有没有鱼不知道，就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有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 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 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正面、反面，成绩、缺点，光明面、黑暗面，

1月 30日到达上海。晚上，在文化俱乐部同柯庆施、杨尚昆谈话。

2月 1日到达杭州，住汪庄。 2月 5日晚上 ，听取田家英关于浙江嘉兴县魏塘公社〔 2 〕 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生产大队——编者注）调查情况的汇报。 田家英主要反映三个问题：第一，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由常年的四百多斤下降到二百九十一斤，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的原因， 主要由于“五风”的严重破坏；第二，和合生产队的规模太大， 共辖十一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2月 6日晚上，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 林乎加、李丰平〔3〕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 谈到县、社规模时，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 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浙江有六百个公社，一分为二， 一千二百个就好办了。 现在先不忙分，你们先在会议上讨论一下， 等到秋后再分。目前先分一两个公社试试看，先试点一下，看有 〔1〕这是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 〔2〕 魏塘公社在浙江省原嘉善县境内， 1958年 11月嘉善县并入嘉兴县， 1961年 4月恢复嘉善县。 〔3〕林乎加，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副省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536 1961年2月什么问题，对生产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 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等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这里所说的核算单位，指基本算单位——编者注）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谈到食堂问题时，他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常年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的。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谈到党的工作问题时，他说： 自从公社化以后，我们是政社合一，并不是党政合一，党和社应有明确的分工。公社党委书记不能生产、行政什么都管，否则什么也管不好，因为还有社员代表大会，它是行政上最高权力机关。 党委主要还是应该抓政治思想教育，但是不等于不抓生产，因为与生产有密切的关系。政治思想教育不好，党的政策没有贯彻， 群众的生产就搞不起来。关于改造落后队问题，他说：改造落后， 要从具体情况出发，确定方针，不要走过场，改造好了要验收。 一定要搞通县、社领导干部的思想，落后队同县、社的领导分不开，他们思想不通， 工作队一走又要变坏，要和他们一起去改造。

2月 8日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胡愈之〔1〕等在座。密特朗说：法国虽然离中国很远，那并不要紧，但有一堵墙把两国隔开了。毛泽东说：墙并不高，我们可以越过的。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 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 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我们与法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也是暂时的。美国不承认中国， 不让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我们也不急。世界趋向是走向真理，走向各国人民的合作，但是要经过努力，要经过斗争。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毛泽东说：法国想征服阿尔及利亚人民是不可能的。你们首先要用诚恳的态度和阿尔及利亚谈判，这不仅对阿尔及利亚有利并且对法国也有利。但是，谈判必须在双方平等的地位上， 不能¥过去戴高乐要别人投降， 要人投降怎么能谈判呢？ 在阿尔及利亚的那一百万法国人中，大多数都可以同穆斯林合作的。但是有两个先决条件，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和撤退法国全部在阿的军队。在这个基础上，使得一百万的法国人同八百万的穆斯林和平相处。否则，一百万法国人掌握了政权、军权、经济命脉等，那八百万穆斯林对他们是害怕的。你们可以同阿巴斯谈一谈，我们是不能替他说话的，这是他们自己的内政。阿尔及利亚问题是你们双方的事，应由你们自己去解决。谈到中国情况时， 毛泽东说：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无论工业也好，农业 〔1〕胡愈之，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538 1961年2月也好，它总会好起来，但是要有时间，而且要有和平环境和外国朋友的支持帮助。 同日晚上，同江华、林乎加、薛驹〔1〕 、田家英谈话， 主要谈农村整风整社问题。毛泽东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江华曾汇报说浙江粮食产量一九六一年争取达到一百六十亿斤一一编者注）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亩产只有二百九十一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毛泽东问：退赔，有没有决心？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毛泽东说: 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 县四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 地、 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 生产队没有搞好， 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江华说：这种思想是反动的。毛泽东说：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林乎加说：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 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问题是要搞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林乎加说：自留地几年来几放几收，放有放的道理， 收有收的道理。毛泽东说：两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 (1)薛驹，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参加田家英领导的浙江调查组。

2月 9日乘专列离开杭州南下。 2月 10日上午，在停靠南昌向塘的专列上听取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江西省农村整风整社等情况。毛泽东说：整风整社，今年一年能搞完就好了， 但是一定要搞彻底。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愿意常年吃食堂的；愿意农忙吃食堂的；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在食堂里吃。我就给浙江的同志说过，让他们这样办，不要千篇一律。办食堂这一条是肯定的，但是要多样性， 一定要满足群众的要求，群众反对的事情就不要干。毛泽东问： 一个生产队，你们平均有多少户？刘俊秀答：大部分是一百多到二百户， 每小队有十几户。 毛泽东说： 这是不是太大了。 你们看， 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好还是小队好？公社是不是太大了，一个公社恐怕一万多人为好，人少的地方大的公社两三千人也可以，不然就管不起来。现在看来，只有四川一个省按中央的政策办事， 他们的公社都是以乡为单位。横直你们给它分开，以乡为单位， 一个乡一个公社，凡是以原来区为单位的给它一个不合法。现在

2月 11日下午，在停靠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1〕和胡乔木关于湖南农村整风整社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第一书记都要作调查研究，做一些思想工作，如果第一书记忙不过来，就抽出那么一个书记来做。 总而言之，要有心里闲一点的人，不要每天忙于事务。谈到社队规模时，毛泽东说：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江西有一千一百几十个社〔2〕，你湖南也是一千一百几十个社，你这里还比江西多一千七百万人口。江西我还嫌他们那个社大了。大体上现在的社划成三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比较恰当。 〔1〕周礼，又名周里，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 2 〕 据杨尚奎1 9 6 1年2月1 0日的汇报，江西有 1289 个公社。 542 1961年2月胡乔木说：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 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实际上，还是小队的劳动为基础，大队作经济核算，加以联合，公社恐怕只是一个联络组合的形式。毛泽东说：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三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 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三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三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案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 工分平均主义。 山区还要小， 只要几十户， 二三十户、 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胡乔木说：这几年的经验，就是越偏僻的地方大概是比较好的地方。毛泽东说：是官僚主义达不到的地方， 主观主义达不到的地方，瞎指挥达不到的地方。你们是一万六千个生产队，我看不要脱离群众，还是大体上恢复到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分成五万个就对了。他问：你们并了县没有？张平化说： 并了，现在又准备分。毛泽东说：通通拆散。现在需要离，我看现在变成“离则两利，合则两伤”。当张平化、胡乔木汇报食堂问题时，毛泽东说：吃食堂不能勉强，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 胡乔木说：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的，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 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张平化答：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饭，因为要烤火。毛泽东说：烤火问题要解决。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毛泽东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

2月 12日晚上，在停靠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再次听取张平化和胡乔木汇报，主要谈公社体制问题。张平化说：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五万多个大队； 现有的一千一百个公社可能变成三千个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M 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十五项工作，就叫生产队。 上面叫生产大队， 是基本核算单位， 再上面是公社。 公社、 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张平化说：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 毛泽东说： 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张平化问：一般的可不可以这样说：公社是部分所有制，小队也是部分所有制，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基本所有制。毛泽东说：可以，应该是这样说。小队它有家务，它也应该核算，它也应该是一个核算单位。 胡乔木说：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成公社。毛泽东说：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胡乔木说：叫小队 544 1961年2月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毛泽东立即纠正：不要叫小队，就叫生产队。张平化提出农民很希望实行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而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定购问题，他们就怕多生产要多购。毛泽东说：有人〔1〕提出不要每年每亩田去定产，要按几年的收成， 按一大片田的平均产量来定产，是一个中等的标准，以后这个定产就不变，就按这个定产定购。超产不超购，减产也不减购，除特大灾害例外。这是河北一个公社社长给谭震林同志的信中提出的，我看这是代表了农民的要求。农民对于我们过去多产多购很有意见。总而言之，中央要求你们上调不超过十亿斤，以后你们去努力， 省里自己调剂， 让你们有个奔头。 我看中央只管京、 津、 沪，人民解放军和出口的粮食，其他通通不管。谈话后，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广州。 2月 13日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 2月 14日下午，同林彪谈话。 2月 15日晨，阅二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何明的文章《框框乎？指导原则乎？》〔2〕，在文章标题下批注“好文章”， 并批示陈伯达：“何明是谁？ 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时期，他写过一篇短文〔3〕，很好，我跟你谈过，想找他谈谈，未果。现在请你找他坐飞机来广州一次。同时请艾思奇、胡绳、王若水、 〔1〕指河北深县五公公社社长耿长锁。 〔2〕何明，关锋的笔名。关锋当时任《红旗》杂志学术组组长（学术组后改为哲学史组）。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到实际中，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要虚心，不要事前定出个主观主义的框框。指导原则和框框是两回事，要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 〔 3 〕 可能指关锋1 9 5 7年8月1 0日 《 光明日报 》 发表的 《 批判费孝通的 〈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

2月 16日下午，同陶铸谈话。 2月 19日晚上，听取陈伯达汇报调查情况。陈伯达送上《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纪要说：“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 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 “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 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 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 ”纪要还说:“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广东调查组的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重视。 2月 21日晚上，听取陈伯达、胡乔木汇报调查情况，陶铸参加。 2月 23日晚上，听取田家英汇报调查情况。 2月 25日下午 ，在广州鸡颈坑广州军区招待所召集陶铸 、 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2〕、田家英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三月十日起草好。分两段，共十四天，前七天一段，把初稿搞出来，后七天一段，加一些同志来讨论。原 〔1〕王若水，垂时任《人民日报》编辑。任继愈，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 〔2〕赵紫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546 1961年2月来准备三月搞城市调查，我们现在可以商量一下，城市的问题还是让省、市去搞，他们说城市经过整风也准备搞个十二条。廖鲁言说：北京市委在讨论人民公社体制时，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 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比较好。毛泽东说： 大中小相结合这个原则不能动摇，问题是太大了。陶铸说:“大” 还是个方向，问题是现在的社、队也大了。毛泽东说：县太大了也不好办事。 县大了不行， 社大了不行， 队大了也不行， 都不行。 陶铸说：广东一九五七年是四万五千个高级社，一九五八年合成了三万七千多个，这是南宁会议以后的数字。毛泽东说：你们的基本核算单位恐怕四万五千个适合。如果社队划小后，大队与大队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我看这样好，把小队的名字去掉，公社就是三级，公社、大队、队。胡乔木说：昨天彭真同志来电话，准备搞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党内文件发到支部讨论，把粮食的情况讲一下，讲一讲灾情，讲一下暂时的困难，要求大家千方百计想办法，号召少劳动的或者不劳动的人节约粮食给参加劳动的人吃。毛泽东说：中央少发文件为好，不要去搞。中央一写文件就等于命令发下去了， 下面就要抓， 又要开电话会议等等这一套，结果大批问题又来了。 我看这个文件不搞为好。毛泽东最后说：条例的起草工作由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两人执笔。 2月2 7日阅林彪转报的罗瑞卿二月十日关于几个地区部队情况的考察报告，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建议每个军区派有能力的人去调查两个连队，一个好的， 一个坏的。 如何，请酌。这几天牙痛，谈话待过几天通知你。”罗瑞卿的报告说，他在昆明、成都、重庆、武汉等地看了几个连队，并同一

2月作《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3月 1日圈阅同意周恩来关于进口粮食问题致毛泽东信。 信中说：截至二月二十二日止的计算，粮食上半年尚差四十四亿多斤，估计第三季度还差三十亿斤，两项共差七十四亿多斤。因此，决定今年进口粮食一百亿斤。现已签好合同的有五十二点四亿斤，正在谈判中的还有五十亿斤。 3月 3日晚上，同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 3月 4日晚上，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初稿，以及务联提议以贷款方式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转口古巴五十万吨糖一事。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 陶铸、胡乔木出席会议。 3月 5日晚上，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 陶铸、胡乔木出席。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主要谈人民公社体制等问题。毛泽东回顾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的情况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 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 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 〔1〕两忆三查，指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思想、查工作、査斗志。 548 1961年3月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 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山东、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还有几千万人搞工业，是个大问题。根据调查，在农村主要的是个领导问题。他问：今年我们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周恩来说：三月份我们准备日产量搞到三万吨，以后三个季度准备平均日产量搞到六万吨，如果这个水平可以达到， 还是有希望的，如果不行，还可以改指标。 毛泽东说： 我看今年一、 二月比去年一、 二月要好， 虽然今年一、

3月 6日上午八时二十分，同张平化谈农村人民公社规模划小问题。 〔1〕1961年 1月 10日刘少奇对中共河南省委批转洛阳地委第一书记纪登奎 《关于灵宝县大王等公社层层召开“兑现会”的经验报告》作了批示。 批示中说：“看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政策，首先是认真退赔刮‘共产风’的财物，就是在一、 二类社队的许多干部还是有很大的抵抗的。 必须省、地、县、社四级下最大的决心，并且派工作队下去督促，真正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冲破抵抗，使中央政策兑现。”

3月 7日下午，同王任重谈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毛泽东说：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主要问题。参加食堂要大家愿意， 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农村和城市总不一样，不愿意吃食堂的就让他不吃食堂。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的就是了。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 好多人去拾柴供食堂用，结果就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甚至于有的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 毛泽东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王任重说：干部有个情绪，就是怕右倾，有意见也不敢提。张体学说“十二条”下来，把什么问题都揭开了，就是食堂问题没有揭开。毛泽东说：农村跟城市总有区别，农业跟工业总有不同，农业就不能像工业那样来指挥生产，农业鱼不能用通电话的办法来指挥生产，农村常开电话会议， 布置任务，实际就是死命令，这可害死人。我看，领导生产这方面就要搞消极一点，不要搞得那么积极，有时间你可以多看看文件，多读一点书，多学习一点，多做一点实际工作，总之不要瞎指挥。他说：想搞一个人民公社各级工作条例，目的就是把公社各级职权搞清， 把生产小队改作生产队， 就是三级： 公社、 大队、 队。把各级的职权搞清楚后，他们就知道该办什么不该办什么， 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公社没有一个章程，原来有的都废掉了。 “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没有规定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各级管些什么事。毛泽东问：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王任重说：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两级，来源是省、 地两级，有的属于错误，有的属于一般对、个别不对，不因地制宜。毛泽东说：今年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 552 1961年3月旱改水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王任重谈到城市请客之风很厉害，还有走后门的问题，说这种现象就是不和群众同甘共苦。毛泽东说：我看还是要反一下，从“三反”以来，八年多都没有反过。 3月 8日上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召集陈伯达、胡乔木、 陶铸、赵紫阳开会，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3月 10日晨，阅陆定一二月二十七日关于在新会参观情况和三月一日关于在花县参观情况先后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第一封信中说：新会县委第一书记党向民说，人民公'社以来有三点不同，第一点，没有经过试点，是一哄而起。第二\，人民公社办法不具体，不细致，有的问题反复多次。第三点，管理制度不严密。 人民公社要不要？看了新会， 肯定必须要， 不能不要。 总之， 群众不想解散公社，公社也有事可为。新会的公社是可以站住脚的。食堂要不要？要，可以办好。第二封信中说：昨天（二月二十八日）去花县参观，才知道那里不仅三年来年年增产，而且全县六个公社，有三个公社是社有制为基础。看来，在人民公社运动中，信阳一类的地区是一个极端，花县一类的地区又是一个极端。一个坏极，一个好极。花县虽然不大，但其成功将有极大意义，横扫那些对人民公社运动的悲观情绪。毛泽东批示: “陶铸同志：（一）请邀朱德、陆定一两同志参加我们的会；（二) 陆定一同志在新会、花县两处参观后给我的信，请印发到会各同志。” 同时批示：“鲁言、田家英、陈、胡阅，退毛。” 同日上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召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

3月 10日一 13日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三南会议， 主要讨论人民公社体制和工作条例问题。同时，刘少奇、 周恩来、 陈云、邓小平于三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北京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讨论的问题与三南会议相同。后来，北京方面向毛泽东建议，两边合起来开会，得到毛泽东同意。十四日，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到达广州。 3月 11日上午，同胡乔木、田家英谈《调查工作》一文修改问题。 同日为印发《调查工作》一文给三南会议写如下批语:“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 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 "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 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并批注：“送林彪同志阅，一九三〇年的，从闽西找出来的。阅后退毛。”毛泽东在印发这篇文章时， 对正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一九六四年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定为一九三〇年五月。 3月 12日晚上，听取陶铸、胡乔木汇报三南会议开会情况，研究会议开法问题。 3月 12日或 13日批示将中共河北省委三月十日《关于调整社、队规模和分配体制的意见》印发三南会议，并在标题下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北省委的报告说: 为了研究调整社队规模和分配体制，先后召幵两次座谈会。 554 1961年3月大家的意见是：现在的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现在的生产队改为生产大队，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原来的一个公社准备划分为四五个，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乡。关于分配体制， 大家都同意由生产队统一分配改变为以生产小队为分配单位，可以更充分地调动生产小队和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样改变以后，生产队（原来的生产小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原来的生产队）和公社为部分所有制。 3月 13日上午八时，为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三北会议各同志。全文如下：“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 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 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 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 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为什么南

3月 14日下午，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改问题。 同日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陶铸、宋任穷出席。毛泽东讲话说：三北会议的同志们今天都来了，这个会准备开到二十号结束。现在搞的那个条例，还要修改，一个是太长，第二太杂，第三逻辑性不强。准备再写一个说明，把条例的主要条文加以说明，这样条例就不那么长了。

3月 15日上午，同曾希圣、谭启龙谈话。曾希圣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安徽试行责任田的由来、主要好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听说实行责任田能够较快地增加粮食产量，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 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件大事。谈话后，曾希圣立即打电话通报安徽省委，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不久，毛泽东又请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 同日将《生产小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陕西省委同志三月十二日在西安座谈的意见》 批示印发到#各同志研究。 这个材料认为，生产小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有七个好处、八个缺点和问题。 同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报告说：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在宣传领袖革命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的事实不真实，或者过多地描写生活琐事。报告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是一件十分重大、严肃的事情。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 3月 15日一 23日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对这次会议，毛泽东的

3月 16日晨，阅陈伯达三月十五日报送的《一个座谈会的记录》，批示：“一个重要文件，印发各同志讨论。”这个座谈会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调查组同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总支书记和公社宣教委员交换意见，内容包括社队规模问题、分配问题、食堂问题、定征定购问题。记录中说：蒙坑大队原来是两个高级社，一个收入高，一个收人低，公社化后合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拉平了，原来收入高的很有意见。最近他们按原来高级社的规模，分为两个大队，解决了穷村和富村的矛盾，两边对生产、积肥都积极了，对耕牛、农具也都爱惜了。基本核算单位太小了也不好，领导能力差、人少力量小、积累有限，不容易扩大再生产，不好搞多种经营，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在分配问题上实行三七开，事实上不劳动者也可以食。可以考虑 h*破过去三七开的框框，全部实行按劳分配，用公益金和公益粮补贴困难户。 主张粮食分到户，农忙办食堂，这样生产队菜地就有可能给市场提供更多的蔬菜，社员也能养猪、积肥。征购粮要定下来，使农民心里有底，至少三年不变，能五年不变就更好。 同日下午，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二稿，决定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同日阅陶铸三月十五日报送的关于广东省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上调任务的情况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调查材料反映：沥西大队社员对生产好的队超产不能多吃粮食有意见， 说“共产风”没有反彻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试行了一种办法，即在“三包”（包产、包工、包成本）、“四固定”（固定劳力、土地、耕牛、农具）的基础上，在全大队统一分配的原则下，将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定死，完成上调任务后，

3月 17日阅三月十三日编印的三南会议情况简报第三号，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此件提出许多重大问题，很值得研究。”简报反映了三月十二日下午华东、中南、西南三个小组分组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讨论中，谭启龙说：除了公社条例外，提议再搞一个党内文件，着重解决党内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领导方法上几个未解决好的问题。 目前领导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必须及早下决心把工业和各项事业过多的劳动力砍下去，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坚决把许多权力， 特别是生产权下放到小队和农民；领导要检查为什么不从实际出发，不能正确执行政策。现在党内生活不够健康，下情不能上达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有许多问题，如党政、党社关系，干部民主作风，监察工作以及如何教育提高干部等，都要予以解决。江渭清说：搞#个文件比较好，一个是条例或示范章程，一个是党内指示。条例可以参考高级社行之有效的一套政策（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自留地、家庭副业等）、制度和办法，使之条例化。党内指示要大讲形势，大鼓干劲。要讲清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主要讲农业各部门的关系。要讲加强党的领导，比如加强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健全组织生活，改进干部作风等；要亲自动手进行调查研究，痛改不切实际的作风。中南小组认为，如何充分发挥生产队的积极性，是一个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必须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凡是生产队能办的事，大队不要去争，更不要限制。 同日阅三南会议文件《华东几个同志〔1〕关于当前农村人 〔1〕指柯庆施、曾希圣、谭启龙、江渭清、江华、林乎加、杨尚奎、刘俊秀、叶飞、 魏文伯。 562 1961年3月民公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研究。讨论公社条例问题时，请认真考虑这些意见。” 这几个问题，是组织规模、管理体制、党政社关系、干部问题、 经营管理。文件指出：调整社、队规模，要根据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地理情况、原来的基础、群众自愿等条件，由群众充分讨论决定，做到有利生产、便利群众。公社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 主要是抓政策、方针，抓计划，抓生产资料的供应，以及其他生产队不能解决的问题；对于农活安排、技术措施等主要由生产大队和小队当家，公社不得瞎指挥。要发扬政治、经济、生产生活三大民主。要认真选好、管好、教育好干部。目前农村工作中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粮食征购任务要定下来；农村生产资料供应， 除国家计划供应外，还应组织各县、社、队之丨旬有计划地进行物资交流；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和农村非农业人口；社有经济的管理应当建立一定的群众监督制度，一部分应当收归县管。 同日中午，同陶铸、陈伯达谈话，了解中央工作会议情况。 3月 18日中午，听取柯庆施、李井泉、陶铸、李雪峰、 刘澜涛、宋任穷汇报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讨论情况，彭真参加。 同日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三月十一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八十号刊登的《杨放之〔1〕同志谈农村见闻》和《河北省和北京郊区农村的新气象》两个材料，批示：“印发各同志。这两个材料都可看。河北省的工作大有起色。但交河县太大了，九十多万人， 应分为两个县。 公社也太大， 只有二十三个， 四万多人一社， 太大了。交河整风还未贯彻，‘十二条’群众还不知道，应当加紧整社。” 〔1〕杨放之，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秘书厅主任、外国专家局局长。

3月 19日阅李井泉三月十七日报送的材料《群众拥护哪一种分配方案？》，批示：“印发各同志。这个问题有普遍性，请各地同志注意研究四川的经验。”材料说：南充地委农村工作部工作人员二月份在南充市火花公社第三管理区与群众一起讨论一九六〇年决算分配问题。对提出的三种分配方案，百分之八十一点二的人赞成第三种方案，g 卩：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劳动力实行小部分伙食供给。他们认为，这一方案既解决了困难户的问题，又使劳动力强的人可以多劳多得，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1〕魏文伯，坐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和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564 1961年3月同日阅宋任穷报送的材料《关于东北地区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 ，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研究采纳。”材料说：东北的同志一致认为，目前农村人民公社需要逐步解决的有组织规模、体制、分配、食堂等十八个问题。公社大体上一乡一社，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生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同意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适当扩大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一般应比高级社时期大一些。分配实行多劳多吃，多劳多得，适当缩小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食堂积极办好，自愿参加，适当划小。 同日中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二稿修改问题。 毛泽东说：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 k 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几天会， 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 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 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一九六〇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 “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〇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月 20日中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同陈伯达、胡乔木、 廖鲁言继续谈工作条例草案第二稿修改问题。 3月 21日下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三稿，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

3月 22日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 同日阅陈伯达本日报送的材料《一些社员和干部对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意见》，批示：“印发各同志。 这是一个全国性问题， 必须迅速解决。”材料反映：河北霸县的一位贫农说，不按劳分配，干活没有劲。霸县的一个贫农小组的代表说，实行按劳分配， 社员干活就出力了。实行按劳分配，大伙也会帮助困难户，因为那种帮助是明的帮助，他们要领这份情。广东高鹤县的一位贫农说，实行供给、工资三七开，不光劳动力多的拥护，就是我这劳动力少的也拥护。因为不实行三七开，工分不值钱，劳力多的就不好好生产。 3月 23日晨，同彭真谈话。 同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开会前，审改由胡乔木起草的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指示信，为这封信加标题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 区党委的一封信》，并加写“(请发至地方县级，军队团级，城市发至区级及大工厂党委，大学党委，大报党委）”，对信的内容作个别文字修改。毛泽东在会议上解释说：这是我加的括弧，因为各级党委太多了。中央只要抓省、地、县这三级，抓多了，等于不抓。至于公社以下各级，只要把县搞好了，就会大办起来， 所以这封信也不要发给他们。 同日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对《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名省、市、区党委的 566 1961年3月一封信》进行讨论。讨论后，毛泽东讲话，逐节介绍《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主要内容，强调调查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文章第二节讲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第三节讲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 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第四节讲离开 k 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现在呢？现在我们还是要做阶级分析，无论城市或农村，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有一位同志在小组发言讲，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争取农民，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话说得好。 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城市只一亿多一点，农村五亿多，一与五之比。没有农民拥护，不管你修多少铁路，搞多少钢铁，也会搞翻的。第五节讲调查工作的纵断法和横断法。 这两个名词我只用了一次，写出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再用过。纵断法的特点是什么呢？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停止于纵断法，而要用横断法，就是要做阶级分析，要做典型调查。第六节讲的内容，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第七节讲调查的技术，也就是调查的方法。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

3月 24日晨零时四十分，同田家英谈话，指示农村调查工作延续到五月，去江苏搞二十几天，选三个点。〔1〕 同日晨四时二十分，同周恩来谈给赫鲁晓夫复信问题。 同日晚上，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调查组继续调查农村问题。 3月2 5日阅参加中共广西桂林地委四级干部会议的恭城栗木公社全体代表给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桂林地区出现严重死亡事件，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现仍有大批病人急需抢救， 请速派人参加现正在召幵的四级干部会议，了解实情，以便严肃处理。毛泽东批示陶铸：“此件请交刘建勋同志一阅，并请他迅速予以处理。告诉恭城县栗木公社的同志们：他们三月二十日的电报，我已看到了，对他们及整个桂林专区的不幸情况，极为怀念。中央委托自治区党委派大员去他们那里直接处理这件大事。” 3月 26日下午，同陈伯达谈话。 3月 28日阅周恩来三月二十七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口头答复稿，批示：“恩来同志：来件 〔1〕田家英领导的农村调查组，后来没有去江苏，继续在浙江调查。

3月 29日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三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一三号刊载的山东省召开公社体制问题座谈会的材料， 批示：“陶铸、陈伯达同志：你们一到，请即看此件。下午一时左右，我们谈话时，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材料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四次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的座谈会，县、社的同志都一致要求目前的大县、大社划小。生产小队对生产队统一分配， 口粮、工资拉平，意见很大。小队干部要求，除了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农副产品采购任务和上交生产队一定的储备粮食以外， 所有产品收入统统由小队分配。目前生产队内部所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突出的矛盾是小队承担各项生产任务，但是没有分配权。经过座谈讨论，大家认为必须实行四权统一，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生产权和分配权的统一。核算单位应当就是直接的生产单位。核算单位的规模，不宜过大，一般应相当于原来的小高级社和大初级社，也就是相当于现有的小核算单位和大包产单位。生产队的户数一般以五六十户为宜，生产小队 (作业组） 一般以十户左右为宜。 同日下午，同陶铸、陈伯达谈话，了解广东番禺县大石公社的群众对“六十条”草案的意见。陶铸、陈伯达说：群众对这 570 1961年3月个条例草案基本上同意，但是还有某些意见。群众最大的一条意见是，过去一些重大问题，就是上边决定，根本不和他们商量。 这次这个条例草案跟他们商量，他们很高兴。谈话中，还就山东提出的四权统一、核算单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同日乘专列离开广州。在广州期间，毛泽东还同陈云一起商量用外汇进口一些设备，多搞快搞一些化肥以增产粮食的问题。 3月 31日下午，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 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部分占多少的问题，还有“三包一奖”〔1〕问题， 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 k 拿自己生产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这只是公社、大队两级干部对 “六十条”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这个条例草案只是征求意见，是试行，就是说还要修改还要补充。你们可要注意，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毛泽东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敢不敢说话？ 张平化回答：群众还是肯讲真话。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照各省征求的群众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这个条例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张平化说：我们调查的一个生产队二十四户，只有十一户愿意回家吃饭。毛泽东说：我看不止十一户，回去多了比较有利， 〔1〕三包一奖，指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

4月 1日晨，到达武昌南站，在专列上同王任重谈话。 王任重汇报他二十七日回到湖北后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包括社、 队规模，供给制，食堂，粮食，手工业、副业问题，还有商业问题。下车后住东湖客舍。 同日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胡耀邦、王任重在座。毛泽东说：你们这次来看中国，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十一年，大概要几十年才能看到显著的成绩。你们革命胜利，我们很高兴。你们政府的名字也取得很特别，叫作古巴革命政府，有“革命” 二字。中国革命经过对内对外的革命战争。我们曾经在反对.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 花了很大代价，找到了一条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所以，我们对阶级斗争、革命斗争比较熟悉，对于建设，如发展工业、农业，我们比较不熟悉，经验还不足。十一年的时间当然相当长，但要学会经济工作，还是困难的。最近几年，我们的工作比较深入，这方面的教训也比较深刻。如何增产粮食、发展畜牧业和多种经济作物，如何炼钢、炼铁、增产煤炭、制造机器，如何找到石油并且提炼制成各种可用的石油产品，所有这些都要有一个综合的平衡。 现在可以说有点经验了，也不能说有很多经验。苏联经验比我们多。我们现在有一条经济建设的路线，有些成绩，但不完全，有缺点。假如你们十年后再来，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经验。基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同群众合作，不要脱离他们，要得到群众的同意。 经济建设路线也好，理论也好，总是发动人民群众，同群众合作， 572 1961年4月从群众那里发源，如工厂一样，他们供给我们原料。意识形态是概括群众的反映。阶级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后，它的意识形态、思想方面是可以改造的，但时间要长。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都是可以改造的，有一部分没有希望，是要反对我们到底的。 4月 3日晚上，同王任重、张体学谈话，主要谈食堂和供给制问题。张体学从河南回来，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的情况。 4月 4日晚上，同王延春谈湖北农村人民公社情况。 4月 5日晚上，同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赵修谈话，了解人民公社情况。 4月 6日晚上，同周恩来谈一九六一年的基，建设计划问题和老挝问题，王任重参加。 4月 7日下午，同农垦部部长王震谈话。毛泽东询问国营农场怎么样，有搞头没有？究竟有多少荒地可开？这几年高等学校训练了一些农业化学、土壤肥力的技术人员没有？我从广州过来途中，在火车上看见插秧还是太密了。王震谈到瞎指挥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是由于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毛泽东说：在政治上也是这样，关于所有制的问题， 关于公社的组织规模问题等，这方面没有像教科书那样发个本子， 所以出了许多乱子。“十二条”只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和“调”的问题，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和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六十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六十条” 对技术问题没有解决。你和农业部用几个月时间找些全国农业科学技术专家来研究一些技术问题，国营农场也来研究些技术问题。 科学技术问题也要调查研究，可以编个教科书吗？你们就是要讲科学技术，我很赞成你搞科学技术。打仗要军事技术，生产怎么能不学技术呢？从来我们都主张学技术，政治挂帅，就是要掌握

4月 8日下午，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临行前同王任重谈话，强调要走群众路线，要坚持两项基本原则一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 4月 9日晚上，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同张平化谈话，了解湖南群众对“分十条”的反映及整风整社的情况。张平化说：讨论“六十条”时，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食堂、供给制、粮食定购。通过参加讨论，觉得自己原来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 原来认为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几个问题，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 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还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张平化说：供给部分可以少于百分之三十，究竟少到多少，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估计可能是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十之间，或者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毛泽东说：是不是不要那么多？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就可能不要那么多，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基本原则是两个，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看在 574 1961年4月两三年内新的公社不要去搞积累了，万万不要再平调了。那末公社干什么事呢？就去搞政治领导，搞“六十条”中规定的公社管的那些事。我看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那一套。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是这么几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另外还有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集中在前面四个问题。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是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从前我们总认为郑州会议解决了问题，搞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一套。而到现在不但没有解决问题，供给部分还占百分之三十，这太多了，这就违反了价值法则。 同张平化谈话之后，毛泽东听取胡乔木汇报在、湘潭韶山公社调查的情况。胡乔木说：韶山各大队讨论“六十条”时，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一是超产奖励，二是分配制度，三是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和群众一谈就是食堂问题。 好些大队反映，宣读“六十条”时，对食堂问题群众最欣赏的是条文中“可以不办”〔1〕几个字。他们讲了办食堂有很多不利的方面，如肥料减少等。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 个人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好，就是食堂的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毛泽东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说：我认为， 第一现在散了比较有利，第二可以现在散。现在就是一个房子 〔1〕“六十条”草案规定：“公共食堂必须真正实现自愿参加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和社员要求，可以办全部人参加的食堂 ，也可以办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以办农忙食堂。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公共食堂。”

4月 10日下午，到长沙蓉园同刘少奇、谭震林就农村情况交换意见。 4月 11日致信汪东兴：“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二同志，请他们二人于十四日下午二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 带全部湖北三级会议简报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 主要是走群众路线， 及时看出问题、 先下手、 争取主动权， 这样两个问题。湖南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不大懂。 576 1961年4月 (一）对“十二条”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 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 古人有言： ‘亡羊补牢， 未为晚也； 见兔顾犬， 未为迟也。’〔1〕在这次三级会议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可以做到的，无所用其忧虑，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此件同时送湖南省委书记处各同志及少奇同志，谭震林、胡乔木二同志。” 4月 13日晚上，在长沙蓉园会见委内瑞拉和平人士、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参议员洛萨诺等，廖承志、张平化在座。客人介绍了委内瑞拉的政治情况。毛泽东说：统治阶级千方百计隐瞒他们的统治，在他们面临危险时就会拿起武器杀人> 如果人民没有准备，对统治者有幻想，会受到很大损失。对敌人可以压服，但不能说服，说服在人民内部用。你们可以研究中国的经验，但你们要根据委内瑞拉的具体情况确定方针。我们中国共产党过去犯过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中主要是不顾本国情况机械搬用外国经验。 4月 14日晚上，同张平化和从武汉来到长沙的王任重、王延春谈话。 4月 15日上午，阅胡乔木四月十四日报送的关于解决公社食堂问题等的调查材料〔2〕，批示：“张平化同志：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 〔1〕见《战国策•楚策四》。原文是：“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2〕胡乔木报送的 4 份材料是：《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 《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

4月 21日到达杭州，住刘庄。 4月 23日同田家英谈话，研究下一步的调查工作，谈到全党范围的，也谈到浙江调查组的。 4月 24日晚上，同当天下午陪同老挝富马首相、苏发努冯 〔1〕亲王一行到达杭州的周恩来谈话。 同日晚上 ，在杭州饭店会见富马和苏发努冯一行，周恩来、 陈毅、伍修权等在座。双方就老挝目前局势进行交谈。富马说： 在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和英国外交大臣霍姆——编者注）发出停火呼吁以后，我将发表一项声明，希望能在停火的方法和步骤上同万象方面达成一致意见。禹泽东说： 我已经看了你的声明，很好，这样做很主动。你在声明中要求沙湾拿吉集团派代表团到川圹谈判，还保证他们的安全，并给予他们一切便利、这对你们有利。你在声明中要求老挝人民提高警惕性，加强团结和发扬斗争精神，很好。在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时候， 他们不要和平，而要战争。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 他们需要和平。 他们现在所以要和平，是你们近九个月来斗争的结果。如果你们不提高警惕，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又会要战争，而不要和平。 同日复信臧克家〔2〕 ： “来信及附文收到。此事不忙， 待我返京面谈再作决定为宜。我颇有一些事想同你谈一谈。” 〔1〕苏发努冯，当时任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 〔2〕臧克家，诗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580 1961年4月同日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写的六首词〔1〕交田家英，要他分别填上词牌，并查出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 4月 25日上午九时，致信在杭州的邓小平：“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五月九日到达北京。 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矢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同志合作起草。 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同日上午，在杭州饭店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伍修权、霍士廉在座。 同日晚上，在杭州刘庄召集周恩来、邓小平、田家英等开会，讨论五月中央工作会议通知稿，还决定浙江调查组在嵊县就 〔1〕这 6 首词，即《人民文学》1962年 5月号发表的《词六首》，包括《清平乐• 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4月 26日下午，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六十条”等问题的意见。邓小平说：主席说，看来“六十条”有些写法不当， 需要修改。主要问题是：（一）所有制不落实。耕畜归大队好，还是归小队好？（二）食堂问题很突出。这个问题一不摸底，二受骗。过去把食堂提得很高，说是社会主义的心脏。如果群众不满意，今年不垮明年垮。（三）分配问题。供给制多种多样，有个别维持的，多数是站不住。主席到湖南、浙江，发现“十二条”没彻底贯彻，退赔不彻底。他很着急，感到工作不深入，没有群众路线，政策上农民吃亏。主席意思，要把农业这一项抓稳，这方面搞不好，影响工业。 4月 27日晚上，在杭州饭店会见几内亚、约旦、南非、 塞内加尔、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乌干达、肯尼亚的外宾，廖承志等在座。¥泽东说：非洲是斗争的前线，亚洲有些地方也是斗争的前线。台湾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美国霸占了台湾，所以我们也是一个斗争中的国家。革命是有可能胜利的。中国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经过胜利，也经过失败，又胜利，又失败，经过这些曲折，最后取得胜利。失败的时候是政策上犯了错误。犯错误是一件坏事，但也有好处。我们犯过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错误， 所以我们的党和人民有可能找到正确的路线。革命必须依靠群众， 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有正确的路线，才能胜利。毛泽东最后说：我们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争，包括你们的斗争， 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政党。 4月2 8日离开杭州，到达上海。 4月对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散文作家杨 582 1961年5月朔写的旅日游记《樱花雨》一文批示：“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文章通过对日本社会的观察，把驻日美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把日本人民比作风雨中开放的櫻花。

4月1 6日晚上，在长沙蓉园召集刘少奇、陶铸、王任重、 578 1961年4月胡乔木等开会。在谈到食堂问题时，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 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 4月 17日晚上，同王任重谈话，交谈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如何开会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敞开思想，要作自我批评。 4月 18日晨，离开长沙，前往南昌。 4月 19日在南昌会见以教育部部长达瓦洛斯为团长的古巴文化代表团，楚图南、邵式平等在座。毛泽东说：美国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中最大的一个，它不但压迫我们，也压迫你们。它压迫全世界人民。我们不但要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是同行，我过去也当过教员。我只教过四五年书，后来帝国主义不让我教书了， 迫使我们这些教书的\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也在资产阶级学校读过书，那时不知道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没有准备革命，也没有准备组织共产党。后来社会的潮流压迫我们，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把我们推上了革命的舞台，因此就唱起了革命的戏，在革命过程中得到了自我改造。我想你们也是如此。对于知识分子这一阶层，我们不能采取铲除的办法， 而是要争取和欢迎他们。但是团结只是政策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面就是要改造。因为他们是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改造思想， 主要是改变旧的世界观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这一工作不能是很快的，只能用劝说的办法，而不能用强迫的方法，只能通过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自己的观察，使他们感到旧的不好，无用了，初步接受新的思想，这样才行。在我国，我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但光靠马列主义是不行的。光读马列主义的书不等于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必须要与本国具体情况结合。因此我们的口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如果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的具体情况和历史条件结合起来，

5月 1日下午，在柯庆施等陪同下，到上海电机厂同该厂和上海汽轮机厂等工厂的职工群众及全市各大工厂的二百九十多名先进生产者、老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 毛泽东说：工人要有革命骨气，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战胜困难，勇往直前。晚上，出席上海市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联欢晚会，和上海各界人民的代表一起观看戏曲演出。 晚会前，毛泽东同各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和教育、 文化、科学界的代表座谈，柯庆施、曹荻秋〔1〕 、魏文伯等参加。 座谈中，毛泽东对谈家桢说：你的研究在搞吧，现全还有没有人压迫你？应该发展学派，学派总要有代表人物的，你好好干吧！ 5月 3日下午，同周谷城谈话，就文学、说唱艺术等问题交换看法。 5月 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推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时间，因有几省负责同志提议推迟几天召开，以便多做几天调查研究工作， 向群众寻求真理。中央认为可以推迟几天。现决定：起草委员会各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其助手，于五月二十日到达北京。特此通知。”并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你与在京各同志商酌。如以为可，即用电报发出” 5月 5日阅张平化四月十四日关于湖南工作给毛泽东、刘 〔1〕曹荻秋，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副市长。

5月 6日关于调查研究工作致信李井泉、陈正人：“陈正人同志五月一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 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此信并告中央。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 勿误为要。” 5月 7日晨四时，阅周恩来本日晨三时左右自邯郸打来的 584 1961年5月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周恩来汇报说，他在邯郸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他正在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社员不赞成供给制，赞成只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社员群众坚决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并有所发展，具体做法是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 包活到组。 同日批示机要秘书徐业夫：“请用电话告林彪同志：他在四、五两月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五月去杨村七天，下连调查， 极为有用，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有益的。十天后，我返京找他长谈一次（两小时） 。请他好好保养身体，是为至要，是为至要。” 5月 9日晨二时，阅李井泉五月八日从内江打来的关于粮食问题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李井泉同志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李井泉汇报说：关于粮食问题， 我在南充、 内江两地同干部、 社员座谈， 他们反映比较强烈， 主要是感到口粮标准低，要求增加口粮；提出按高级社时的分配办法，实行粮食三定；要求口粮按人口分配后，多余的粮食按劳动工分分配；要求及早宣布、固定国家征购任务。 同日晨三时，阅胡乔木五月八日关于湖南调查组工作情况的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胡乔木同志此信，发给各中央局， 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下午四时半，批复胡乔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 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又批示邓小平：“起草委员会各委员到京时间不必提早，仍以五月十五日到京为宜， 使他们可以多作几天调查工作。胡乔木同志则宜于五月二十日到

5月 16日阅阎红彦五月九日的来信，批示：“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小平同志：此信请你阅后，用保密电话发去，另印发到会各同志。”阎红彦在来信 〔1〕指 1961年5月2 1日至6月1 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588 1961年5月中说，他在思茅地区作了些调查研究，参加了普洱、景谷两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同一些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进行了座谈， 并找了若干社员听取意见。信中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一、社队规模的大小，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在一个公社内，可以有的核算单位是大队，有的是生产队。二、群众对公共食堂反映普遍都很强烈，主要意见是：浪费大，平均主义，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三、 多数地区群众一致同意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一部分地区群众仍愿意除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外，对全体社员实行部分粮食供给制。我觉得上面两种办法都可以实行，全省不必强求一律。四、 耕牛、大农具多数意见是归生产队所有。五、山林问题，大家认为要迅速确定林权，明确所有制，并规会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益，山林恢复起来很快。六、社员要求实物按工分分配，多劳多吃。 5月 17日审阅邓小平五月十六日报送的关于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人员名单。名单中，中央参加会议的共二十七人;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六个大市委〔1〕的第一书记共三十八人（赵紫阳、廖志高在内）；另起草小组共五人，以上总共七十人。并提出：中央各工业部门同志都不参加。在京其他政治局同志不参加。还可考虑邓子恢、胡耀邦两同志参加。毛泽东批示：“同意。邓子恢、胡耀邦二同志应参加。” 5月 21日一 6月 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毛泽东主持会议。 会议讨论调查研究、 群众路线、 退赔、 平反、粮食、“六十条”、手工业、山林、商业和城市整风等问题。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要修改，制定 〔1〕指中共沈阳、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市委。

5月 21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安排等问题。毛泽东说： 会议打算开半个月，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讨论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粮食问题等。我们的干部在讲到按劳分配、 等价交换这些社会主义原则时，都是一致的，但一到具体事情就不一样了。需要用实际来教育干部，用彻底退赔来教育干部。郑州会议只讲了农村人民公社政策的原则，但没有讲具体政策，没有章程。上海会议提出了十八条，有了具体政策，但是不灵。我写的党内通信六条也不灵，那时没有提退赔，对干部也没有规章制度的教育。现在不少地方退赔不到一半，很需要用实际退赔来教育我们的干部， 使干部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 今年夏、 秋、 冬， 以至明春，看能否做到彻底退赔，退赔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教育干部懂得马克思主义不能剥夺劳动者和劳动者组成的集体经济。彻底退赔，才能使群众相信我们，相信共产党到底是共产党。 这几年有些不相信了，是你平调嘛！总之，凡是国家平调集体的或个人的，集体平调集体的或个人的，都要坚决退赔。 湖南平调 590 1961年5月物资款十二亿元，全同估计约二百亿元，要分期分批退赔。退赔还要道歉，才能取信于民。 一天没有退赔， 一天不是马克思主义， 一部分没有退赔，一部分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反对剥夺农民的。我们与农民的关系，一是所有制，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是分配。所有制主要是讲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的关系，还有同个人所有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有党和农民的关系、干群关系、领导者与生产者的关系，这其中也有所有制问题。 生产是集体的，你瞎指挥行吗？分配主要是反对平均主义。过去我们开会，都是说的人家的话，听地委、县委的，总之都是听来的。说人家的话，因为你没有到群众中去，听群众的话。如食堂问题，这次蹲了点，了解了真实情况，才能说我们自己的话。无论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军队，者采取这种办法。庐山会议前，我们还没有弄出个章程，后来又弄出了几个大办，谁晓得会发生平调？孟子说过“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1〕， 我们提出大办这个大办那个，他们就大平调。如果叫他们反对革命，他们就不会干，这是“难罔以非其道”。食堂，原来都说是群众要求办，说群众如何热烈欢迎，现在看，群众实际是不欢迎的，是反对的。庐山会议时，四川、湖南、河南都坚持要大办食堂，以后还有贵州、云南、上海附近的十个县都要办。那时分成两派， 要办就办。现在群众不欢迎它， 这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 可知了解群众心理不容易啊！城乡关系，解放初期被战争打断了， 我们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四句话的办法恢复了城乡关系。我在天津看了物资交流会，四十八里长，三天才看完。现在用退赔，用商业的老办法，用“复古”的办法解决。 要退赔的东西，农民每户都是很清楚的， 大概需要几年才能搞好。 〔1〕见《孟子•万章上》。

5月 22日同王任重谈话。毛泽东说决定调王延春到湖南省委工作。 5月 23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彻底退赔，一年不行就两年、三年。马克思主义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讲剥夺剥削者。我们党从来是对地主、官僚资本实行剥夺，对富农只征收其封建部分，对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实行赎买政策，对帝国主义只没收德、 意、 日交战国的财产。 地主、 国民党才剥夺农民。 我们平调了农民二百亿元，我们不退赔，就要被打倒，这是简单的真理。我在广州就说过，人民公社不彻底退赔，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宣传三面红旗，我赞成，但退赔必须彻底。人民公社不彻底退赔，未能说是一面红旗。彻底改了，两三年才能成为红旗。 究竟需要退赔多少，一百五十亿元、二百亿元？要分期分批、坚决彻底、全部退赔，在退赔中训练干部。现在农民与我们还有隔阂，不相信我们，只有坚决退赔，农民才相信“共产党到底是共产党”。剥夺农民还能搞什么社会主义？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准剥夺农民。农民占百分之八十， 得罪了农民，一事无成，你就休想搞好社会主义。中心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反“五风”、平反、处罚坏人。过去我们听你们的，你们没有亲自调查，你们也是听人家的。你们要亲自调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才能退赔好。群众路线很重要。 河南一级一级从上往下贯，根本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他脑子里想的。实际上事物很复杂，具体事物都是有差异的。理性应该从实际中来，比如山、河、狗等概念，都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 592 1961年5月的。把许多差异都舍掉，只抽出一个片面，就是概念，那怎么会不发生问题。规律也是事物的一部分，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规律，定出政策，这是唯物论。以上这些是简单的真理。我们党内有许多人是唯心主义的，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比如食堂问题，没有调查，只是听人家的，不是听的群众的。退赔是处理调的问题，不是解决平的问题。把工、农、商业、文教调的， 都要赔清。平反也要搞一些，不改不是马克思主义，部分不改就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先讲这几件事，调查研究，群众路线， 退赔，平反。 5月 28日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1〕五月十二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的附信。附倩中说： 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工厂劳动。 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2〕的问题。毛泽东为戚本禹的材料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 〔1〕戚本禹，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 〔2〕“十多十少”是：（一）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二） 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三）浮在上面的多 ，深入下层的少。 (四）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五）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六）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七）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八）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九）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十）“十月怀胎” 的多，“一朝分娩”的少。

5月1 1日到上海淮海路宋庆龄寓所看望宋庆龄。当天乘专列离开上海回北京。 5月1 3日阅邓小平、彭真五月十日关于调查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汇报谈到在北京近郊和顺义、怀柔 586 1961年5月等县一个多月的调查中，对几个问题的了解。一、社、队规模的调整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二、多数生产队赞成包产部分购九留一，超产部分购四留六。三、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供给制，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四、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执行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制度的。五、食堂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六、社员普遍主张农具归生产队所有，多数主张耕畜折价归生产队所有。七、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又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 5月 14日到达天津。阅张平化五月十三日关于农村调查的来信，批示：“此信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查委，供参考。 张平化同志：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张平化在来信中说，从五月二日起， 他同一个调查组在浏阳县一个大队作调查。 群众对“六十条”非常欢迎，对小自由表现特别积极，听到食堂可以不办，认为是“松了绑”，一些人主张分田到户。有人说： “共产党是走群众路线的，现在两条群众路线，已经走了一条， 食堂可以不办了，还有一条，就是分田到户，迟早也是要走群众路线的。” 同日在天津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等谈话。提出食堂散得越快越好，政策出自于调查研究。晚上，回到北京。 5月 15日阅李井泉五月十三日关于恢复供销合作社试点工作情况的来信，批示：“此件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

5月2 9日阅陈伯达五月二十八日报送的由胡耀邦带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辽宁省委组织的调查组五月五日写的调查材料之四《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和陈伯达的附信。附信中说：读了这个材料， 觉得非常好， 可以在商业工作问题上， 引人深思。 看来， 学会做生意，还是我们今天搞好工农关系和繁荣经济的一个极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许多人还没有学会。请主席考虑，此件可否发给中央工作会议参考。毛泽东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 我看了这个谈商业的文件，也觉得很好，可发到县、社两级讨论。” 调查材料说：我们在海城牛庄公社和其他一部分社队，对农村商业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大家议论最多的有两个问题。一、改变农村商业体制势在必行。不少社队十部和社员，对商业工作一条腿走路的现状表示不满。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农村商业 594 1961年5月工作就由两条腿（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变成为一条腿(国营商业），由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变成为一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农村的商品交易就由包括集市贸易在内的三条渠道变成为一条渠道。从最近两年多的情况可以看出，所有购销业务统统由国营商业独家包揽经营，是害多利少的。集体商业变为国营商业以后，出现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商品生产方面有几种所有制 （全民的、集体的和家庭的），而商品交换却只有一个渠道。 作为商品生产者的集体和个人之间，不能直接交换自己的任何产品，这既不方便于消费，也不利于生产。还有国营商业部门统统实行一个牌价，价格的不尽合理，影响社员个人和集体物资的出售，使市场上的商品量大大减少，造成人为的物资紧张，等等。 改变体制的比较彻底解决问题&方案是，恢复供销社的原有性质， 改变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这是农民一致同意的办法。国营商业与集体商业要有适当的分工，处理这个问题应当以剌激商品生产、 活跃农村市场和便利群众生活为原则， 对集体商业的活动，不宜限制太多太死。二、怎样把农村商业工作做活一点？要求适当调整农副产品的购留比例，以奖励生产。不可统得太多，管得太死。 统一计划，统一收购，统一分配，破坏了商品生产的规律，结果是一购什么什么就少，什么少了就统什么，最后却变成了奇缺物资。由于价格不合理，使一些商品的生产萎缩。合理调整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已成为活跃农村商品生产的一个重大环节。要设法减少商品的迂回运输。在某些商品的供应上，要求适当照顾农村的产妇、婴儿、病人和老人的特殊需要

6月 1日为印发关于湖南工作的一些文件，批示：“关于湖南工作的四封信，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研究。湖南的问题在各省、市、区大体相同，有普遍性，所以值得大家注意。”这四封

6月 3日上午，关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二、第三阶段日程安排问题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工作会议讨论调查等四个问题， 早已过去了。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讨论粮食、 “六十条”、手工业条例、山林条例、商业条例等五个问题之后， 还要讨论湖南工作的四封信，调查组下去要遵守长辛店支部戚本禹同志的十多十少问题所提出的意见。这是第二阶段，大约七天 (一号起）可以够了（要休息一天）。第三阶段以四天时间讨论城市问题。五月二十一日以来十几天时间的工作，讲一讲会取得了什么成绩，鼓足干劲，干下去。再就是七月下旬或八月上旬（似以八月上旬为较好）庐山会议的时间问题和题目问题（城市整风和工业两个问题），一天就够了。这样八号或九号就可以结束了。 以上你们如果同意的话，就请通知各中央局同志转三大组各同 596 1961年6月志。”当日，邓小平将根据毛泽东上述意见作出的具体安排，请杨尚昆转报毛泽东：“七号结束第二阶段，十一号结束城市工作 (要四天），十二号庐山会议等问题。故八、九号不能结束。如城市工作只讨论两天，到十号可以结束，此点请尚昆报告主席。” 四日上午，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安排，十二号结束会议。” 6月 4日阅刘少奇六月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根据刘少奇的意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举办“抗大”式政治学校训练一批革命的知识青年派到农村工作的指示（草稿）》。刘少奇在附信中说：“此件经小平同志提议，由我批印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尚未进行讨论。请主席审阅，如认为可用，请批示小平同志提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毛泽东批示：“小平同_:此件请提交工作会议讨论一下，如得同意，即可发出。”指条稿说：最近农村许多三类社队的出现，证明了没有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工作，同农民结合起来，在乡村中就很难建设社会主义，很难防止地主富农的复辟。为着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迫切需要训练一批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比较熟悉党的方针政策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充实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队伍，改进公社和生产大队的管理工作。必须在今后几年内，继续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 6月 6日晨零时，同周恩来谈话。周恩来谈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问题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毛泽东要周恩来写成文件。本日上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组织起草的《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作了说明，提请会议讨论。 6月 8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幵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毛泽东说：第一、二次郑州会议，北戴河会议， 我还是小学程度。到了广州会议和这次会议，才到了初中程度。

6月 12日上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想着早点散会， 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天两天是不行的。 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1〕 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 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 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 “反革命分子”。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 〔1〕在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批判，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6月 13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刘少奇、 周恩来等在座。 毛泽东说： 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 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苏加诺说：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毛泽东说：只能一步走。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苏加诺问：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毛泽东说：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 同日写信给刘松林：“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6月 15日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到钓鱼台迎宾馆回访苏加诺，并共进早餐。毛泽东说：昨晚想来看你，但怕影响你休息，所以今早才来。我就在这里向你送别。你要更加注意，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放过你的，这是我的临别赠言。以后我们再见。 同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总理范文同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周恩来、罗贵波等在座。范文同说：昨天我见到了中国到越南工作过的专家，向他们表示感谢。毛泽东说：不要感

6月 16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王稼祥等在座。 毛泽东说：什么和平过渡，我们就不相信。全世界也许有那么几个，在一百个当中也许有几个可能和平过渡，但九十多个是要经过武装斗争的。我们的意见，有些人不赞成。他们说他们是可以和平过渡，又可以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不赞成的。艾地问：可能性小，但毕竟是有可能？毛泽东说：列宁就是那么样讲过，将来有一个时候，全世界只剩下几个小国，资产阶级没有办法，不敢反抗，也许有可能和平过渡，但也有可能资产阶级不干。 马克思也讲谈到台湾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愿意同蒋介石讲和。我们提出要跟他讲和，他不干。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同国民党讲和的口号，现在也未放弃。他是很怕的，我们就不怕。美国也很怕，怕我们同国民党讲和。谈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 他说：你们知道，我们对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有一套的。我们取得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新事， 我们没有经验，需要重新学习，重新教育党的干部，重新制定党的总路线。在这十一年中间，很多的同志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民问题上，他们表现为侵犯农民的利益，就是叫做平均主义。他们虽然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即按劳分配、 等价交换的价值法则，但是具体做起来就不赞成了。这跟我们缺乏一套具体的政策也有关系。革命只有总口号、总路线，而没有具体的政策，那是不行的，无论哪一个国家的革命也是这样。 606 1961年6月没有具体的政策，他们就搞他们的，搞平均主义。所以我们现在搞出一套具体政策来，这就可以教育干部。干部是要重新教育的， 因为这一场革命是新的革命，不重新教育是不行的。要完成一套适合群众的具体政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时期还有一个建设工作，这也是一个革命，可以说是技术革命，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方面的技术革命。过去这些都没有经验。同样的，这方面单有总路线也是不行的，还要有具体政策。你们知道，我们是学习苏联，但是照抄苏联也是不行，必须要有自己的经验，把马列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方面的原理原则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规定政策，这样才好。毛泽东强调：以上我讲的国内情况， 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是新的时@一定要制定新的总路线和新的具体政策。具体政策要完全正确秦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就是要在取得经验之后。现在我们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有了十一年的经验。第二点是新时期需要重新教育干部，即制定新的总路线，制定新的具体政策，来重新教育他们。 6月 21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彭真、廖承志在座。毛泽东说：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进行了英勇的伟大的斗争，你们的斗争很出色，很正确。这样的党在全世界是不多的。 我们认为党在历史上的错误，是党今天的财产。绝对主义就是不许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被整垮，而且把不是错误也被当作错误对待。我们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中，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就是说，对犯错误的同志，首先要有团结的愿望，促使他们改正错误，好一起工作，如果没有这种愿望，就会发生“左”的错误。 从这种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来达到新的团结。这是有原则的团结。这个办法富有成效，它留有

6月 30日晚上，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刘少奇发表讲话。会后，观看文艺演出。 6月阅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六月十五日关于瑞士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沃克谈他对《毛泽东选集》的看法给中联部的电报，批示： “田家英同志阅后，送江青阅。”电报说：昨天李清泉大使同沃克同志谈话，对他亲自校对《毛选》 第四卷法译稿再次表示感谢。 沃克说：这是一件有兴趣和喜欢做的事情。目前各国党的领导人， 包括他自己在内，谈问题都是一般化，不能摆脱已形成的公式， 唯有毛泽东同志具有独特的风格，问题写得生动、细致。 《毛选》 第四卷的出版，对各国党的领导人都是有益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073-3992-5 I．①毛… Ⅱ.①中… Ⅲ①毛泽东（1893〜1976) —年谱-1949〜1976 Ⅳ.①A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8944 号 ୍௶či
第四卷编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逄先知冯蕙副主编：陈晋李捷熊华源吴正裕张素华责任编辑：杨茂荣孙翊特约编辑：边彦军责任印制：寇炫郑刚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地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网址：www.zywxpress.com 邮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680 X 960mm 16 开 242. 75 印张 2970 千字 ISBN 978-7-5073-3992-5 定价：390. 00 元（1-6 卷) www.mzdbl.cn 定价：390．00元(1-6卷) ISBN 978—7—5073—3992-5

6月2 2日阅习仲勋六月十九日关于中央国家机关精简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说：自从去年九月中央批转了《关于中央各部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以后，中央各部门进行了比较认真的精简。在人员方面，中央各部门在京单位原有二十四万余人，至今已经精简了八万余人，在机构方面，中央各部门的司局机构，撤销、合并了八十九个，精简了百分之十五， 事业机构合并卞一百一十一个，精简了百分之二十六。到目前为止，精简工作虽然还没有全部结束，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改善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充实了基层，加强了生产第一线。三、纯洁了组织。目前中央各部门的机构编制虽经过一次精简，但一般的还是偏多偏大。 对中央各部门的机构和人员再作适当的精简，这是完全必要的， 也是可能的。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很好，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照此报告，坚决执行。如果中央二十四万人中，已减三分之一，即八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四万人， 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十二万人，占总数二十四万人的一半， 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 各省、 市、 区一级， 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三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简，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城镇人口要 608 1961年6月减少二千万以上，人民公社三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以上请酌办。” 6月 23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事项。 同日听取胡绳汇报《红旗》杂志情况。 6月下旬对刘少奇准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六月二十三日稿），作以下修改：讲话稿说在中国 “为了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将“相当长的时间”改为“一个很长的时间”；将“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改为 “则需要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讲话稿说“社会主>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了，贫穷落后的中国已经开始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了”。毛泽东删去了 “根深蒂固地” 五个字，将“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了”改为“走上翻身的道路了”。讲话稿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将“伟大的胜利”改为“第一步的胜利”。讲话稿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不能不产生伟大的影响”。毛泽东将“很大程度上”改为“一定程度上”，将“伟大的影响”改为“一定的影响”。讲话稿说“中国共产党的四十年……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这就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毛泽东删去了 “充分地”三个字。 6月 25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6月 26日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6月 27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7月 9日复信张维〔1〕 ： “惠书读悉，甚以为慰。送上照片三张及薄物一份，尚祈哂收为幸。顺祝贵体早日康复，并问夫人安好！” 7月 10日到达上海。十一日，到达杭州，住汪庄。 7月 12日收到陈云〔2〕的来信。信中说，他昨天晚上由青浦乡间到达杭州，来杭州的目的是想找嘉兴、嘉善等三个与青浦情况相仿的地多人少的县，研究一下种双季稻和种春小麦的问题。 在杭州耽搁几天，再想到苏州专区找几个县谈一下。希望到毛泽东处报告一些乡间情况。不久，毛泽东约陈云谈话。毛泽东认为他谈的意见很好，要他先向柯庆施、江渭清、江华〔3〕谈一下，等回到北京后，再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这些地方的情况有一些共同点。当毛泽东听陈云说青浦的自留地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零点五时指出：过去规定自留地是占耕地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 〔1〕张维，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2〕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 〔3〕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江渭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兼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江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浙江省政协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2年 9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五政治委员。 4 1961年 7月 7月 13日上午，在杭州汪庄会见金日成〔1〕，周恩来、陈毅〔2〕、江华等在座。金日成问：国际上能不能打起来？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很害怕。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3〕来的时候，我们讲了六七条，究竟是谁怕谁？是帝国主义怕我们多，还是我们怕帝国主义多？我说两方面都怕，我们怕他们，他们也怕我们。说我们一点不怕是不对的，问题是谁怕谁更多一点。我说我们怕， 但不那么怕得厉害。帝国主义怕我们更厉害一些。这是主题。根据这个主题，我们讲了几条：紧张局势，实力政策，边缘政策， 大规模报复政策等等。美国越是紧张，越压迫，革命就越多，反美运动就越发展。只有在一种形势下，帝国主义会进攻，那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天下大乱。这种时候，他们就会进攻；不是这种时候，他们就防御。我这个观点，赫鲁晓夫没有反驳。赫鲁晓夫同志大有好转，我们很高兴。核武器停止试验也停不了，这是看到真理了，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怎么会把武器抛到海里去呢？ 我说常规军不能裁，禁止核武器还有可能，因为它太厉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禁止过化学武器——毒气〔4〕，大家搞个协议，共同遵守。化学武器比核武器差远了，当时大家能同意不用。 我想到，用核武器打起来，人类不是一半也得三分之一 〔1〕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2〕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66年 1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3〕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7月 14日下午，回访金日成，周恩来、陈毅陪同。十五 〔1〕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 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2年 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 1月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6 1961年 7月日，金日成由杭州回国。 7月 15日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7月 16日下午，在杭州汪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7月 17日晚上，离开杭州。 7月 20日左右到达庐山。 7月 25日应古巴《革命报》请求，通过该报向古巴人民祝贺“七二六”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八周年。祝词说：“在‘七二六’ 古巴人民武装起义的光荣节日，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向古巴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且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把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看作是对自己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事业中， 将永远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7月 30日写信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信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 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 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 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 然后进大学，一九六〇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 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 是去年（一九六〇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

7月初同由湖南来北京的文涧泉和赵迎〔1〕谈话，详细询问家乡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毛泽东说：现在农民生活很苦，国家暂时有困难，过几年会好一点。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在赵迎谈了农村教育工作的情况后，毛泽东说：我对农村教育工作考虑得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个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 现在办学有困难， 可以发动群众办， 分散办， 办农校、夜校。我在韶山办过夜校。把夜校办好，群众晚上上学， 等条件好了，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才行。 7月 3日约陈叔通、黄炎培、张治中、章士钊、傅作义、 〔 1〕文涧泉，毛泽东的表兄。赵迎，毛泽覃原配赵先桂的继子。 2 1961年 7月程潜、李烛尘〔1〕到中南海谈话，并一起进餐，徐冰〔2〕参加。 7月 4日下午，同周恩来〔3〕谈话。 7月 5日晚上，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7月 6日在天津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4〕等谈话。 刘子厚提出在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说：可以去试。 7月 7日下午，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毛泽东提出河北主张以生产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山东省委负责人说他们都这么办了。 7月 8日到达蚌埠。在专列上同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谈话。 曾希圣〔5〕汇报安徽试行“责任田”的情况，说：过去包产的办法，只有队长一个人关心产量，社员只关心自己的工分；现 〔1〕陈叔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张治中，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5年 1月任副委员长） 、 全国政协常委、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傅作义，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程潜， 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李烛尘，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轻工业部部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2〕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64年 12月任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 〔3〕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 〔4〕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4年 3月任第二书记）、 河北省省长。1961年 9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5〕曾希圣，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7月，被撤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监察部部长职务。 〔4〕卡冈诺维奇，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年 6月，苏联共产党中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他被取消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同年 7月，被撤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 〔5〕伏罗希洛夫，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1年 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被指责为参加了 “反党的派别活动集团”，未当选中央委员。 50 1961年 11月阿尔巴尼亚是小国，好比是茶杯，这么大的房子怎么容不下一个这么小的茶杯。到底是房子不容茶杯，还是茶杯不容房子，是房子怕茶杯，还是茶杯怕房子？霍查〔1〕敢登赫鲁晓夫的东西，然后回驳，为什么霍查的东西苏联不敢登出来？我们是两边的东西都登。胡志明说：总的说来，现在是天下正多事。毛泽东说：天下正多事，人人自危之。 同日审阅田家英十一月十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稿〔2〕和附信，批示：“已阅，退田家英同志，交尚昆同志办。”田家英的附信说：这个指示稿，已经发给各大区的同志看了。大家都同意，没有提多少修改意见。今天下午的书记处会议已经通过，准备日内即发出。

8月 18日晚上，在杭州汪庄会见巴西副总统古拉特等， 陈毅等在座。 毛泽东说：看到巴西领导人和你的同事们，非常高兴。 在谈到美国时，他说：我说的美国人，指的是美国政府、垄断资本，不是讲美国人民。美国垄断资本不仅对中国人民不友好，对世界各国人民也是不友好的。它不仅压迫社会主义国家， 也压迫民族主义国家或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在谈到发展工业时， 他说： 我们想搞点工业，需要时间。现在还搞得很少，因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还只有十一年。帝国主义决不帮殖民地半殖民地发展工业。要发展，也是为他们自己发展。古拉特说：最近巴西政策有很大变化，正在和人民中国建立关系。巴西总统任命我担任代表团团长来商讨初步建立贸易关系问题。我知道我是拉丁美洲第一个来华访问的政府领导人。毛泽东说：见到你我很高兴。世界事情发展快一点，我也可以去巴西看你们。现在障碍只有美帝国主义。由贸易关系将来可以进一步发展到政治关系。古拉特说：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出现人民的运动，形成人民的觉悟， 英国过去雄冠全球，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毛泽东说：变化很大，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化很大。许多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 比如印度等亚洲许多国家。非洲已有许多独立国家。 现在拉丁美洲也在变化。这是帝国主义的三个后方，亚、非、拉。 十九日晚上，毛泽东到杭州饭店回访古拉特，陈毅等陪同。在得知古拉特参观了杭州的工厂、疗养院、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 可以到上海去看看工业区。中国现在还没有工业化，就是说基本上还是农业国。要工业化， 就要时间，时间短了不行。也要各国朋友帮忙。 我们不怕朋友多，就怕朋友少。你们是大国，你们应该发展起来。 为什么北美能有一个美国，南美就不能有一个“美国”，我讲的不是帝国主义，是讲经济、文化上强大的巴西。 8月 19日下午，在杭州汪庄会见巴西共产党干部参观团 10 1961年8月和干部学习团，李启新〔1〕等在座。毛泽东在询问巴西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地租形式和剥削制度之后，说：建议你们做一些农村方面的典型调查，进行阶级分析，要由中央的同志、州委第一书记亲自做，不能假手于人。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不能机械搬用。你们到外国考察不要光是考察外国党的胜利的原因，而且也要考察犯过的错误，我觉得这样对你们会很有用。你们不要满足看到中国党只有正确没有错误，中国党四十年中经过了曲折的道路，经过了胜利和挫折的道路。接着，毛泽东回答客人提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目前国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会不会发动战争？还是能够和平共处？毛泽东说：我们的看法同去年十一月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的看法一样。声明说世界大战可能不打，但也可能打，就这么两条。 你们会说你没有回答问题呀，你没有肯定到底打不打呀。问题在于： 按照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见，按照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各国劳动人民的意见，是不要打的，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力量很大，资本主义也怕灭亡，因此有可能不打；但如果按照帝国主义以及它在各国的走狗的意见，那就要打。所以要警惕，每天说不会打，使大家睡觉，一个早上忽然打起来怎么办？还不如说帝国主义要打，准备好对付帝国主义要打好一些。 就是说，做坏的方面的准备，做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如果我们都睡觉，那是很危险的。第二个问题是， 中国和巴西建立外交关系是快还是会拖一个时期？毛泽东说：有可能快，所谓快也是一年、两年、三年；有可能拖一个时期，就是超过三年。要做两种打算。如果按照我们党、我们 〔1〕李启新，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

8月 21日离开杭州，前往庐山，到后住芦林一号。 8月 23日一 9月 1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议程有六项：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一九六一、 一九六二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高等学校工作条例，干部轮训问题。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通称“工业七十条”）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通称“高教六十条”），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这次会议，强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以最大的决心，重新安排各项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计划规定全国共生产煤炭五亿吨以上，钢一千五百万吨以上。一九六一年钢的产量由原来计划的一千一百万吨降为八百五十万吨。会议通过的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 在必须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必须退够。” “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 8月 23日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安排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毛泽东询问各地 12 1961年8月的年成，各省、市、自治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贯彻 “农业六十条”后农村的情况。大家说现在农村情况好一些了。毛泽东说：是不是好一些了？当然，现在不搞“几高” 了，高指标、 高估产、高征购。中南的同志谈到现在土地、耕畜、劳力等归生产队所有，分配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所有制与分配有矛盾。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应当加以研究。接着，他说：我们有把握的、 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了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 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 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 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 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说没有经验，已经搞了十二年，也有一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 8月 24日下午，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

8月 25日复信胡乔木〔2〕 ： “八月十七日信〔3〕收到， 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4〕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 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5〕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6〕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1〕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1964年夏又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3〕胡乔木在信中说：“从今年 6月休息，到现在快 3个月了。” “近半月来情况又有些变坏，还是走不动路，睡不着觉，认真谈话就觉得脑子发胀。推测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些时多看了一些文件，多谈了一些话之故。因此，原来想到庐山会议来听听报告，现在为求真正复原，免得反而拖久，只好请假了。” 〔4〕见曹操《步出夏门行》。中华书局 1962年 6月出版的《曹操集》中为：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5〕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6年 8月又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至1964年 12月）。1962年 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 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 5月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6〕谷羽，胡乔木的妻子。 14 1961年8月 8月 27日阅田家英〔1〕八月二十四日报送的关于天津市第一钢厂和天津市机床厂的调查材料及他的附信，批示： “印发各同志研究。”田家英在附信中说：我感到，目前工业工作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指标高，任务重。第二，管理体制有许多不当的地方，权力过于分散，瞎指挥作风严重，许多传统的协作关系被破坏了。第三，工厂内部的管理工作非常混乱，主要是各方面的责任废弛，不讲经济核算。 同日致信胡乔木：“关于苏联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大量缩减国家机关费用的经验， 请着人摘录给我。又， 斯大林答复丘吉尔说军队不缩减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话，亦请摘录给我为盼！” 同日晚上，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和国际问题。 8月 28日下午，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李先念〔2〕报告市场和物价问题。 8月 29日阅林彪本日的报告。报告说：军队广大士兵热爱和迫切需要读毛主席著作，但由于书籍缺乏，且不善于选择必需读的文章。为着解决这一问题，总政从《毛选》中抽选了一部分文章拟印发到连队，以适应现实需要。但所选文章和章节，不知是否恰当，盼主席交有关人员予以审查。毛泽东批示：“田家英同志：请你看一下。如大体可用，即退回林彪同志办理。” 8月 31日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 〔 1〕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 2〕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贸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8月同卫士张仙朋聊天谈到自己的愿望时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 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9月 1日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汇报会。周恩来说，今后两年补充计划初步确定，煤为五亿吨，钢为一千五百万吨。毛泽东说：我看现在这样的指标不是悲观的指标，因为只是这两年嘛，是补充计划嘛，就像我们红军在万里长征之后要补充一样。那时候，只留下两万多军队，一方面军只有八千多人。我在一个会上作报告说，留下两万多人，我们更强了，因为我们有了经验。后来果然如此，政策一变，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不要以为现在的情况很坏，达于极点了就好了。 （陈云：由中央有关的综合单位，按产业系统召开重点企业各方面人员参加的小型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地从各方面把问题 〔1〕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年 8月又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16 1961年9月兜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地研究。）我赞成陈云同志提的办法，主要开小型会议，要取得一致认识，然后去做，接近客观实际就好办。 （陈云：建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把综合平衡问题单写一条。 ）讲得好，请陈云同志为工业指示写一条综合平衡。 毛泽东还说：生意我们总是要做的，美国人不跟我们做，他要政治条件，并不是我们不跟美国人做。 9月 4日下午， 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谈到邓小平将率代表团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提出请邓小平下山之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当前的情况谈一谈自己的意见。五日上午，邓小平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讲了五个问题： （一）对最近三年主要是最近二年工作的估计； （二）三年调整的目标，包括粮食、棉花、煤、钢、 日用品、副食品、外贸、市场、物价、税收等；（三）方法问题；（四） 集中统一，分级管理； （五）统一认识问题。邓小平说：毛主席说统一认识就好办了。我们这次会议把认识统一了，就可以在一个目标下面积极地去干。 9月 5日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9月 6日阅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农村简报》 登载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这个材料说： 各地反映，“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已明显好转， 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 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退赔已经部分兑现； 进一步确立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 给社员分配和补充了自留地，发展了家庭副业；普遍地恢复了 “三包一奖” 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等制度；过去用行政命令方式组织起来的 “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普遍实行了粮食分到户的办法，农民的生活问题一般的比去年缓和；多数地方对于今年夏收比较重视；高级社时期一系列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大部分得

9月 8日应宁夏同志的要求，为他们书写一幅一九三五年 18 1961年9月十月作的《清平乐•六盘山》。致信董必武〔1〕 ： “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 9月 9日作《 七绝•为李进 〔2〕 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9月 10日阅中共辽宁清原县委组织部部长徐振叶八月二十八日的来信。来信说，清原县在八月召开的县委三级干部会议， 开得很好，人人心情舒畅，个个畅所欲言，但当市委提出要给清原县增加五千一百八十五吨“周转粮”的征购任务时，与会同志的情绪大变，气凉了，劲懈了。因为这个县原定的征购任务一万八千八百吨，已在春耕前落实到生产队。正当这个时候，又增加征购任务，将会严重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将严重挫伤农民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批示：“宋任穷〔3〕同志：此件请你和黄火青〔4〕同志一阅。此事，省委如何处理，请告。原件阅后还我。” 9月 12日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9月 13日阅彭真〔5〕九月十二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当 〔 1〕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宁夏同志的要求是由董必武转报的。 〔 2〕李进，即江青。 〔 3〕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5年 1月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6年 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 4〕黄火青，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 5〕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1965年 1月不再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

9月 15日阅彭真九月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的指示、轮训干部的决定三个文件和他的附信。信中说：这三个文件，已于今日下午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这个会议，除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外，总理也参加了。 请核定。毛泽东批示：“即送彭真同志照办。” 同日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四局冋题（高指标、高估产、局征购、局安排）、所有制和分配问题，不能失信于民。现在，我们已经退到极点了，退到谷底了，今后要稳步上山。关键在于做好我们的工作， 工作不能越做越粗，要越做越细。要注意不好的地方，也要注意好的地方。农村、工厂都有好的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不是一律减产了。要用好坏典型对比来教育干部。 9月 15日或 16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修正稿）》（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修正稿中说：“轮训的目的， 是帮助干部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右的或 ‘左’的错误”。毛泽东删去了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九个字， 〔 1〕刘，指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 1〕 朱，指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 指林彪。 20 1961年9月批注“这个插句可以不要”。 9月 16日阅周恩来九月十五日报送的国家经委关于今后四个月煤的分配意见和中央批示草案及他的附信。附信说：今年煤的产量可达到二亿七千万吨，钢八百五十万吨。如果重点调整工作做得好，明年煤的产量可达到二亿六千万吨， 钢八百三十万吨； 后年煤可达到二亿九千万到三亿吨，钢一千万吨。粮、棉的问题较大，使后年秋后不再进口粮食，各地现在还计算不出。从现在起就需要在支援农业的任务上，重点支援商品粮食和棉花产量多的地区。回北京后，要将重点调整煤的生产和重点支援农业两项工作抓紧进行。毛泽东批示：“退总理。已阅，很好，可照发。”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为轮训干部编印的学习材料《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批示：“林克〔1〕同志：此本已看，下本〔2〕 待阅。请先将此本送交田家英同志。田家英同志：折页处有修改与恢复，共有六处，请你们酌定。”这个材料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文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论述，分三个部分：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二、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几个问题；三、加强学习，克服主观主义。 毛泽东审阅时，对摘录的他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 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这段话，删掉了最后一句“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对摘录的他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谈话： “头脑要热又要冷，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 〔 1〕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 2〕 指《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

9月 17日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指示稿和工作条例（草案）的总则，批示: “退彭真同志：指示及总则已阅，很好，只在指示有一些小的修改。”毛泽东删去条例标题中的“管理” 二字。指示稿说：“这个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三年多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和能够更好地为总路线、大跃进服务的，管理企业的规章制度”。毛泽东删去其中的“用毛泽东思想”六个字。 指示稿强调“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要把讨论中的意见，在十一月上旬以前报告中央”，毛泽东将“上旬”改为“中旬”。 同日下午，乘汽车离开庐山，前往南昌。 〔 1〕指庐山管理局党委。 22 1961年9月 9月 18日晚上，乘专列到达长沙。 9月 21日晨，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 同日下午，同王任重〔1〕谈话。除向王任重了解湖北的旱灾情况外，着重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二十二日下午， 再次同王任重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9月 22日为即将在武昌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同熊向晖、 浦寿昌〔2〕谈话。 熊向晖说：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钦佩， 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从一些迹象揣测，他可能认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不能保持稳定。毛泽东说：“继承人” 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继承我什么呀？ “红领巾” 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浦寿昌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 “接班人”翻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 毛泽东说：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 “继承人”吧。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3〕。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4〕。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 〔 1〕王任重， 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 （ 1966年 8月任第一书记） 、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湖北省政协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 〔 2〕熊向晖，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浦寿昌，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兼英语翻译。 〔 3〕 隆美尔，纳粹德国的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国第 8集团军在北非击败了隆美尔指挥的德国、意大利非洲集团军。 〔 3〕 指蒙哥马利提出的和平三原则：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9月 23日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蒙哥马利并共进晚餐， 王任重参加。蒙哥马利说：我想问的是，主席对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哪些问题。毛泽东说：就是这两个问题？我首先谈对中国的看法问题。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在内，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蒙哥马利问： 在一九四九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四九年，全国很困难， 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 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完成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 没有经验。蒙哥马利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毛泽东说：一开始就看到了。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 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蒙哥马利说：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说：没有那么黑暗，大局

9月 24日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再次会见蒙哥马利，王任重在座。蒙哥马利说：我很高兴主席改变了主意。毛泽东说：我回去想了一下，你说还要见我，我想不见不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蒙哥马利问： 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 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 我不管。当蒙哥马利谈到英国没有同俄国打过仗，希望以后也不跟它打仗时，毛泽东说：我们也不想跟美国打。我们的志愿军跟美国在朝鲜打了三年，美国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它的武器好。但是， 只要不打原子弹、氢弹，打常规武器，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 蒙哥马利问：在许多年打仗的时期，主席有没有亲自在战场上指挥作战？还是说主席主要是在上面指挥？毛泽东说：二十二年中有十年亲自在战场指挥， 有四年当全军的统帅。他们要给我军衔， 我不要。蒙哥马利问：主席对核武器是怎么看法？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 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蒙哥马利说：刘 28 1961年9月主席告诉我说，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核武器，你们也要搞一点。毛泽东说：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是不是能够像禁止化学武器那样达成一个协议，核武器也不用？蒙哥马利说：现在还做不到。又说：我认为，领导的艺术就在于为每一项工作选择适当的人。毛泽东说：对。我现在在北京一年最多四个月到五个月， 别的时间我到处跑，中央的工作交给他们，我并不每天指挥。蒙哥马利问：中央的控制是不是很紧？现在是不是有些分权？毛泽东说：开头很紧，后来太松，现在不紧不松。紧了，底下哇哇叫， 后来就下放，下放了又太松，原料不集中了，应该一致的也不一致了。蒙哥马利说：你们找到了一个折中吗？毛泽东说：找到了。 现在是第三个时期，有了两种经验， 所以不紧不松。一九五八、 五九、六〇年，搞得太松，包括今年上半年。我学问不多，如搞社会主义还要积累经验。苏联、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经验， 我们都愿意接受。蒙哥马利问：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说：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问苏联。至于办工业，我们也很愿意问你们。我看过一份报告，是我们的一个贸易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以后回来写的，很有趣味。他们说，看到你们的一些工厂，并不富丽堂皇，房子也不整齐，但是做出来的东西， 质量好。谈话结束后， 毛泽东和蒙哥马利来到长江码头。 毛泽东邀蒙哥马利一起游长江，蒙哥马利说他不奉陪了，坐在船上观看。毛泽东游泳后上岸，亲自送蒙哥马利回到下榻的胜

9月 25日晨，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晚上，离开郑州。 9月 26日晨，到达邯郸。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 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汇报。〔3〕当刘子厚说他们想谈谈上次谈过的大包干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 以 “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毛泽东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当周兴介绍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后，毛泽东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叫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 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 “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 〔 1〕李达，当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 〔 2〕宋之光，当时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 〔 2〕 参加汇报的有：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书记处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康修民，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庞均， 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 邢台地委第一书记刘琦， 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 山东省委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 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程怀仁。 30 1961年9月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刘子厚说： “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张家口比较简单的办法，也还有八百多笔账。毛泽东说：这是烦琐哲学嘛。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讲所有制名义在大队实际在小队。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 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二十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二十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二十户有八九十人，三十个、四十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四十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 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户，有八十个到九十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 这个工厂难办， 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 是生产活的东西，钢、铁是死的东西。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 ，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又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 他再次肯定唐县那个公社搞分配大包干的做法，说：粮食年年增产，牲口也很壮，照它的办法就行了，还有什么讲的？生产队富了就好办了， 过去是搞“均”。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 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刘子厚又汇报到粮食如何按劳分配时，毛泽东说：按劳分配就是搞嘛。还有什么问题？还讨论了什么？唐二里那个地方，口粮按劳分配部分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湖北孝感规定每人基本口粮三百六十斤，这不行。 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 吃不饱就得努力。看来基本口粮高了不行。刘子厚说，对困难户

9月 27日晨，回到北京。 9月 28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 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兄弟国家，是好朋友。对于美国来说，古巴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愉快的意外。 你们的朋友很多，不孤立。我们过去打了二十二年仗， 打到一九四九年，在国内国际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这是武装的阶级斗争。所以，除了打原子战争，如果打常规战争， 我们是有一套办法对付敌人的。打完仗之后， 遇到经济建设我们就不行了。 所谓不行了，就是不能用过去的方法来搞建设了，是新事情，完全是新的问题。我们没有工程师、教授，搞经济建设、办大学我们没有人，全靠旧社会的人。我们这些人不会唱戏，不会办工厂， 开矿山。 慢慢学，可以学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经历一些挫折， 但是遭受挫折可能有好处，没有挫折就没有经验。 干劲是第一的， 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有干劲，不会的可以学会。为什么革命可以学会，经济建设就不能学会呢？我就不相信。但是十二年我们还没有学会。 32 1961年9月 9月 29日关于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全文如下：“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1〕，山东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2〕一份，九月二十六日邯郸座谈纪录〔3〕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4〕 ， 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 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 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SU、 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 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不作这种规定，队的八权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 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 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 〔 1〕指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耿长锁 1960年 12月 30日给谭震林的信。信中分析了五公公社 I960年比 1959年减产的原因。 〔 2〕 指中共湖北省委 1961年 9月 25日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请示报告。 〔 3〕指毛泽东在这次座谈会上作的记录。 〔 4〕这批材料主要介绍保定、张家口一些公社试行分配大包干的情况。

9月 30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朱德，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1〕 ， 贺龙，陈毅和夫人张茜等在座。毛泽东说：非常欢迎国王和王后陛下的来访。佛教发源于尼泊尔。很久前中国同尼泊尔宗教文化往来很多，中国的高僧玄奘和法显都曾经去过尼泊尔。尼泊尔是我们的很好的邻国，两国有很久的友好关系。我们希望你们好起来。 毛泽东问：中尼边界问题这一次是否能定下来？国王说：这次肯定能定下来。毛泽东说：这是一件大事，对两国关系有深远的影响。 秋作《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10月 1日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2〕、董必武、周 〔 1〕邓颖超，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 2〕宋庆龄，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34 1961年 10月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群众联欢，并会见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波兰、匈牙利等国代表团。 同日会见一些国家的首任或新任驻中闰大使。这些国家是古巴、加纳、几内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里、尼泊尔、阿尔巴尼亚、瑞典、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会见时陈毅、姬鹏飞 〔1〕 在座。 10月 2日下午，到钓鱼台迎宾馆回访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 周恩来和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陪同。毛泽东说：你明天就要走了， 我来看看你。你这次访问促进了两国进一步的团结，很有意义。 多尔蒂科斯谈到他们参观了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我们在试验，在把一些缺点改正之后，有可能成功。公社组织必须适合农民的要求。在适合农民要求的情况下，农民的积极性就很高。人民公社还要经过一些年才能作结论。谈到国际问题时， 毛泽东说：国际情况现在需要一种妥协。 三种力量代表三个方面。 反动势力代表美国，革命力量反映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利益，中间力量反映中立国家利益。世界在变化，现在非洲在变化，看来拉丁美洲也可能在起变化。 10月 3日向邓小平提出，电话通知陶铸 〔2〕 、王任重、刘 〔 1〕姬鹏飞，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 2〕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至 1966年 8月）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至 1965年 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5年 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 5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 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10月 3日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商定的参加八月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批注的两点意见，批示同意。周恩来的两点意见是：一、谭震林〔1〕需来开会，北京恐仍以留陈毅同志为妥，并便于指导日内瓦会议我代表团的经常工作。二、 在上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席曾提到将来会议各省要来两人。这次可否规定各省、市、区党委除第一书记外，还可再来一位书记， 人选由他们自己决定。 10月 9日阅刘宁一〔2〕八月三日关于拟请会见古巴炮兵学校校长桑切斯少校的请示报告，批示：“可以见，如对方能推迟回国时间二三天，可于十五日或十六日见面，地点临时通知。” 报告说：桑切斯是一九五六年跟菲德尔•卡斯特罗〔3〕乘“格拉马号”在古巴登陆的八十一人之一，是冲破巴蒂斯塔〔4〕军队包围的十二个英雄之一。他此次是第一次访问中国，多次表示敬仰毛主席之意，希望能见到毛主席。我们意见，如毛主席能抽出时 〔1〕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10月 4日将中共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请示报告批给陈伯达〔4〕、田家英阅，并让将这个报告加印十份给他。报告说：在今年六月间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就有人提出是不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 〔 1〕刘建勋，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 2〕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 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66年 5月、8月又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 3〕柯老，指柯庆施。井泉，即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至 1965年 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65年 1月、3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澜涛，即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至 1962年 9月）、西北局第一书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 （ 1964年 6月任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 1月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6年 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任穷，即宋任穷。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66年 8月任政治局常委）、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 1962年 10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964年夏又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 1966年 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36 1961年 10月题。会后，孝感地委和荆门县委作了试点。这次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在有地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省委认为，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的同志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由于试点时间不长，可能还有一些问题一下子看不出来；绝大多数的同志还没有亲身取得试点的经验， 许多问题的讨论，目前还难以充分展开。为了慎重对待这个问题， 省委请求批准我们进一步搞试点。几个月以后，再看试行的经验如何。如果还没有很大把握， 就再继续试行；如果证明利多弊少， 普遍可行，就在明年春季普遍推广。 同日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10月 5日晚上，到钓鱼台迎宾馆回访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周恩来等陪同。毛泽东问：边界问题都解决了吗？马亨德拉说：都已经谈好了。毛泽东问：公平合理吗？马亨德拉说： 是的，我们同意。毛泽东说：双方都同意就好。我们有良好的愿望。我们希望你们好起来，你们也希望我们好起来。我们不准备损害你们，你们也不准备损害我们。不能说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高或低，我们是平等的，不平等待人是不应该的。我们教育我们的党员和人民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在中国还可以看到许多落后的痕迹，例如农业就是落后的生产部门，拖拉机很少， 要机械化还得很多年，我们主要依靠手工。近代工业开始有一些， 但不多。十二年前，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帝国主义统治我们实际上有一百多年，他们就是从中国拿东西走， 不在中国建设什么。现在，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解决吃的穿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搞重工业。没有重工业就没有钢铁，也不会有机器，这就不行了。我们的国家还是个穷国，要搞得好一些至少要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欧洲、美洲花了几个世纪才到今天的程度，我们用一个世纪超过就算好了。

10月 6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和王任重、刘建勋、刘子厚等省委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 讨论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同日阅胡耀邦〔1〕十月二日报送的农村考察报告《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原件退毛。”考察报告说：我带了三名工作人员， 从九月四号到二十九号，在黄河、淮河平原农村跑了一趟，一路上， 我们注意观察了生长的庄稼以及群众的劳动、体质和气色，有时候停下车来找群众作了一些访问。形势确实比去年好，群众生产情绪相当高。他们说，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都有了奔头。报告认为过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五风”伤了元气，现在好转的原因，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了 “农业六十条”，强调调动生产队小集体积极性的关键是实行分配大包干。报告认为在安徽实行的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报告还就农村集市贸易怎样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以及水利建设和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力等问题提出建议。 10月 7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批示：“照印发各同志。 请彭真同志办。”为指示稿拟题目 《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说：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 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很需要研究。从一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 〔 1〕 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38 1961年 10月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请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各县还可以选择一两个生产大队进行试点， 以便取得经验，但是目前还不要普遍推广。中央准备在今年十二月的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在指示所列的参考材料中，毛泽东加上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及其所附的两件材料，山东省的两件材料，广东省的一件材料。 同日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客人，廖承志〔1〕、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说：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 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结起来了。我们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十个人当中， 我们要团结九个人以上。在谈到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毛泽东说： 我原来是个小学教员，过去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共产党，也没有想过要进共产党。后来被压迫的环境迫使我们成立了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只有几十个党员，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个代 〔 1〕 廖承志， 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 1963年 10月又任新成立的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会长。

10月 9日下午，同林克一起重读《矛盾论》英译本。毛泽东谈到有一些附属国后来成了大国。 历史上西班牙统治拉丁美洲， 现在拉丁美洲国家已纷纷独立；葡萄牙统治过巴西，英国统治过美国，巴西和美国后来都成为独立的大国。毛泽东又讲到中国， 讲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十二名代表。 同日阅《光明日报》十月六日发表的《论假说一一谈谈假说的一般特征和它的形成》一文，批示陈伯达：“此文可以一阅， 阅后还我。请调查一下，作者是一个什么样人〔1〕，在何处。” 文章从假说是科学发展的形式、假说与世界观、假说形成的步骤、 假说的内容结构、假说产生的根源等七个方面作了论述。 10月 1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0月 12日下午六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 邓小平、彭真会见并宴请途经中国前往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胡志明、黎笋〔2〕。在谈到老挝、南越的一些情况时，毛泽 〔 1〕作者是张巨青，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 〔 2〕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黎笋， 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 40 1961年 10月东说：南越形势很好，越南党的工作做得好。胡志明说：那里有些斗争形式，以前越南没有，中国也没有。 10月 14日签署中共中央主席致苏共二十二大的贺词。贺词说：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的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苏联的工业和农业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高。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两次遨游太空，并且胜利地返回地面， 为人类征服宇宙的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无可置辩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中苏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一向存在着亲密的团结和友谊。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和友谊，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同日阅田家英十月十三日的来信。信中说：送上《人民日报》工商部记者写的《乐亭见闻纪要》一份，供主席参考。这篇报道里反映的目前城乡交流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很可注意。农民手里的东西逐渐多了，可是国家拿不到。那些农产品，一部分 “自给”掉了，一部分同国营企业“对流”掉了，还有一部分进入了自由市场。看来，怎样逐步地使城乡交流纳入正轨，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力恢复和发展轻工业、手工业，使我们有更多的工业品同农民进行交换，大力改进商业工作，使有限的物资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恐怕是当前搞活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有关各同志。” 10月 15日阅国家经委生产办公室十月九日整理的材料

10月 16日审阅中共中央为轮训干部编印的学习材料《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批示：“此件已阅，除关于六十条者〔1〕 、 已圈掉不用者〔2〕外，其他都可用。送田家英同志。”这个材料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党的生活的若干论述。 10月 18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 邓小平、 杨尚昆 〔3〕讨论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团发回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的致词中拟增加的一段话。这一段话是批评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报告中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毛泽东表示同意增加这段话。 10月 19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的方针和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支持，并决定对赫鲁晓夫在 〔 1〕指这份学习材料摘录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 26条和 28 条。 〔 2〕指这份学习材料在报送毛泽东前巳圈掉的毛泽东 1959年 3月 17日《党内通信》中的一段话： “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 〔 3〕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42 1961年 10月二十二大的报告只刊登摘要。 10月 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在京的中央委员出席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他说：这次苏共二十二大是有斗争的。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实际上也就是要整我们，锋芒是向着我们的。这个问题在中央常委讨论过几次。这个问题是个重要问题，毛主席也认为是一个重要问题。接着由邓小平报告。他说：苏共二十二大，他们准备很久了，在我们中央同志的脑筋中也装得很久了，估计要出一点点子。出什么问题呢? 不知道。没有估计到大会上这样公开骂阿尔巴尼亚，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这个问题出来以后，我们代表团的致词要给以回击，加了那么一段话，指出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 是无助于团结、 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 仇者快。总之，常委讨论，主席也讲过，反正我们的态度就是: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这样一个态度， 就是这样一个原则。理论的斗争，看来可能这又是一个开始，我们也应该有准备。 同日接见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杨步浩。毛泽东详细询问延安人民的生产生活、经济收入和分配情况，问延安的飞机场还有没有，问杨步浩去年分了多少钱和粮食， 今年分了多少钱和粮食。 杨步浩一一答复后说：延安人民很想念毛主席，希望主席回延安看看。毛泽东说：可以。最后同杨合影。杨离开北京前，毛泽东派人送去路费。 10月 21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是否公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

10月 22日阅中共河北邢台地委十月六日关于南宫县贯彻大包干政策促进粮食征购和种麦运动的通报，批示：“ 杨尚昆同志：河北省委所送《南宫县经验》一件，请你为中央起草一个转发指示，送我一阅为盼！” 二十三日，对杨尚昆起草的转发指示稿批示：“少奇、小平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出。” 同日同邓子恢〔2〕谈人民公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邓子恢说：我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几十年不变。毛泽东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现在根本不考虑，这是三十年、五十年以后的事情。毛泽东问邓子恢，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下放后，会不会出现单干？邓子恢说不会。毛泽东将《河北省委关于分配大包干暂行办法》及其附件给邓子恢，说：你看看，他 〔 1〕 1961年 10月 20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声明说：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赫鲁晓夫把苏共领导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久已存在的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 粗暴地违反了 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声明着重指出，兄弟党之间产生的分歧应该耐心地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根据平等和协商的原则求得解决。赫鲁晓夫应对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 声明还说： 阿党不能保持沉默， 将以事实和文件， 说明阿党和苏共领导之间的关系的真相，揭露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阿尔巴尼亚的行为。 〔 2〕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62年 11月撤销）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1962年 10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965年 1月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44 1961年 10月们的办法可不可以推广？邓子恢回去阅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 说文件很好，应该在全国推行。 10月 24日中午，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从莫斯科回国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1〕。从机场直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开会，听取周恩来汇报苏共二十二大情况和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等谈话的情况。会议决定公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10月 25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 28日向杨尚昆交办一批文件， 并听取杨尚昆汇报彭德怀的情况〔2〕 。 10月 30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请示 〔3〕 。会议决定，对苏共二十二大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 1〕周恩来 1961年 10月 23日离开莫斯科回国，由彭真代理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参加苏共二十二大。 〔 2〕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 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地定为 “反党集团” 首要成员，撤销所担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不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关于彭德怀的情况，杨尚昆 1961年 10月 23日的日记说：“ 上午去彭德怀同志处，谈话到 12时始回，他要求下乡到湖南去视察，主席和常委都同意，要我去同他谈。 ” 25日的日记说： ‘‘晚间彭德怀同志来看我，由 8时谈到 10 时才走。 ” 〔 3〕请示的内容，可能指在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后苏共中央举行的酒会上发言的问题。周恩来 1961年 11月 9日、 10日在给中央国家机关 17级以上干部所作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说：我们再在酒会上发言，继续争论，也不会得出结果。所以，我们的方针就是不讲话。正好他的酒会不是闭幕后的当天晚上， 是第二天开， 我们的代表团得了这个机会， 31日晚上就回来了。

11月 2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彭真汇报周恩来回国后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 会议决定就苏共二十二大问题向干部作一次报告。 同日阅林彪十月三十一日转报的萧劲光〔2〕视察北海舰队的报告，批示：“退还林彪同志。此件已阅。”报告从军训、 政治思想工作、部队生活、领导问题四个方面汇报了北海舰队的情况。 11月 5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从六日起召开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四个问题：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粮食问题，苏共二十二大问题，第二届全国人大 〔 1〕指中共中央东北局 1961年 10月 26日关于东北三省实行大包干办法的电话汇报； 中共中央西北局 10月 23日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中共江苏省委 10月 24日关于贯彻执行大包干政策给中央、华东局的请示报告；中共广东省委 10月 18日关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南局的报告。 〔 2〕萧劲光，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46 1961年 11月三次会议是否按期召开问题。毛泽东说： 这次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自己暴露了自己，对敌人和，对自己人狠，反阿尔巴尼亚、 反斯大林、反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反我们。 11月 6日先后三次写信给田家英。晨六时信中说：“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上午八时半信中说：“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后又写信说：“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1〕。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 谁向江南到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 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11月 8日阅谭震林十一月三日转报的陈正人的电话汇报。 陈正人汇报说，他在湖北十多天，看过孝感与荆州两个专区，并找黄冈地委第一书记谈了一晚上。湖北农村一片新气象，有如一九五八年春，即使是重灾区，也看不出是灾区，人、畜都和非灾区一样，每户都有十几只或几十只鸡子，养猪的很多，人的脸色很好，群众很高兴。孝感早在七月已实行委托以生产队为分配单位， 荆州也有相当一部分县以生产队为分配单位，凡是这样做了的， 都比未做的更好。毛泽东批示：“请尚昆将此件印发到会各同志。 同时用电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11月 11日阅《内部参考》国际版第一九五期刊载的《我歌舞剧院演出轰动了列宁格勒》和第二〇〇期刊载的《保人民敬 〔 1〕应是明代诗人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全诗为： “琼姿只合在瑶台， 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

11月 12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等关于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提议，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他说： 中央工作会议十二月二十日开，过年之后，一月八日县委书记报到。一个县一人少了，要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不能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 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1〕说一九六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就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中央、大区同志都讲讲话， 〔1〕指 1961年 8月 23日至 9月 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48 1961年 11月搞思想一致，解决小天地太多的问题、集中统一问题。 11月 14日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后途径北京回国的胡志明，并共进晚餐，彭真、杨尚昆等参加。胡志明首先邀请毛泽东、刘少奇访问越南， 并说：我已邀请过许多次。我来的次数越多，你们欠的债也越多。 毛泽东说：债欠得太多了，还不起，要还只能还你一点。谈到苏共二十二大反对阿尔巴尼亚问题时，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反对阿尔巴尼亚，其实就是反对中国，反对越南，反对朝鲜，反对日本党、印尼党，有连带关系。关于斯大林，毛泽东说：他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打败希特勒，有功劳，但是他有错误， 有缺点。我们曾说过，斯大林一生功过三七开，即是过三分，功七分。 斯大林在战争问题上的确有过一些错误。他对希特勒进攻苏联估计不足，不在边境设防，不在波苏边界、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设防，以致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吃了较多的亏。波罗的海三国不设防，致使列宁格勒遭受的损失大。乌克兰不设防，致使德军在南线轻易深入。虽然这样，最后打了胜仗，苏联把法西斯德国打败了。斯大林最少做了两件大事：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打败了法西斯德国。斯大林在党内把肃反扩大化，把苏共十七大的代表搞掉百分之七十，犯了大错。但他整社会上反革命分子，搞错的是少数，搞对的是多数。我们这里也有搞错的。你们国内肃反，一个人也没有搞错，你能相信吗？我不信。阶级斗争进行得这么激烈，规模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这么艰巨， 以前没有经验，在工作中犯错误是不可免的。在谈到赫鲁晓夫时，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早就有野心，在斯大林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有。

11月 17日晚上，和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后途经北京回国的艾地〔3〕，并共进晚餐，杨尚昆、刘宁一参加。毛泽东说：苏共二十二大出了不少问题，同时也促使许多人觉悟。苏共二十二大主要不是讨论建设共产主义问题，主要是反对斯大林、反对反党集团、反对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赫鲁晓夫连资产阶级民主都不讲，他采取封建统治的方法，凡是不同意他的，统统加上反党集团的帽子，把他们赶走。 斯大林建成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解放了东欧国家，他的功劳是主要的。他晚年有错误，把肃反扩大化，多杀 〔1〕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 〔2〕这个指示共有 7项：（一）努力发展生产，克服当前困难。（二）提高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三）家庭副业必不可少，同时不要妨害集体生产。（四）发扬爱国热情，积极完成征购任务。 (五）积极支援城市，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六）厉行节约。（七）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指示所署时间是 1961年 11月 13日。 〔3〕艾地，当时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主席。

11月 19日写批语给江青：“一批材料〔2〕，送给江青，从中选一些看，不必全看。我好，勿念。最近信已收到，待另复。” 这批材料中，有一篇是《美国认为赫鲁晓夫是马列主义 “理论的革新者”》。其中说，赫鲁晓夫令美国人难以置信的有三点：一、 目前国际形势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空前有利，为什么赫鲁晓夫却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放弃世界革命”。二、西方仍有着“广泛的 (军事）联盟体系”，“核打击力量，和遍布全球的基地网以对付共产主义集团”，赫鲁晓夫有什么理由断言“猎获物已放进口袋” 或 “资本主义包围已不再存在”？三、“非暴力的革命策略从来没有能够使任何一个国家落入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赫鲁晓夫怎么会相信“在美国有可能在得不到苏联武装力量帮助的情况下实现一次共产主义革命 ”？毛泽东批注： “这三条都可以解释。” 11月 21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陈伯达等谈苏共二十二大后的近况和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提出要准备文章。陈伯达提议写一篇《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 〔1〕郭沫若 1961年 10月 25日写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他将这首诗送给了毛泽东。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 〔2〕这批材料中，有关于解决公社食堂、试行“六十条”的 3份文件，还有 《美国军事家说西方国家无法对付毛主席的持久战战略》、 《美国认为赫鲁晓夫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革新者”》等。

11月 23日晚上，会见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赤旗报》总编辑土岐强、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安斋库治等，廖承志、刘宁一、 吴冷西〔2〕在座。毛泽东说：看到日本同志非常高兴。日共是伟大的党，工作做得很好，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特别是你们能自己判断重大问题，不请教外国，这点非常好。一个党开始时大概都会有这种情况，即遇事非同外国商量不可，我们也经过这个阶段， 以后才做到了能独立自主。这当然不是不参考外国经验， 外国经验是应该参考的。外国经验包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要特别注意别国为什么走弯路，失败和受挫折的经验往往被人忽视。 毛泽东在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后说： 过去的错误，属于认识问题者居多，当时名之为教条主义，即不按中国特点办事，硬搬外国经验。一个党要把政治路线搞正确不容易。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差不多经过二十四年， 全党才统一了认识。单有总路线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完满起来。如无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比较完善的政策，总路线即不可能完全实现。你们对中国经验可以研究，但主要是靠你们在实践中找出自己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也是可以充分 〔1〕张有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数学教师。 〔2〕吴冷西，坐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64年 9月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54 1961年 11月列宁的经验，即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世时的经验，主要的是相信群众、组织群众，党的政策要反映群众的意见。在列宁的著作中， 看到他对群众路线的重视。毛泽东最后说：慢慢来，革命急不得， 越急越不成功。“左”倾路线就是太急，急了反而受损失。 同日为转发邓子恢十一月九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 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 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 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 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 下乡去， 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批示：“总理、小平、 彭真、 震林阅后，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中央各部委党组若干份。” 邓子恢的调查报告说，根据他在福建龙岩、连城派工作组在几个大队进行试点的情况，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报告还反映了生产队规模的调整，生产队改划以后土地和牲畜的调整、大队主要应该负担的工作、粮食分配和山林问题等方面的情况。 11月 24日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西、厄瓜多尔、 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四国共产党和巴拿马人民党派来中国学习的学员，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人对你们有没有大国主义？你们可能没有遇到，没有看到，所以说没有。我们党有一千七百万党员，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二三百万人，是不太纯的，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三百万不纯，留下一千四百万是纯的，但我还不太相信，这数字还有些过高，还有左、中、右。任何党都有左、中、右。我们说

11月 27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1月 30日复信臧克家〔1〕 ： “惠书收到（两次） ，因忙未能如愿面谈，还是等一会儿吧。我近日要外出走一遭，不久回来。 明年一月内看能否找得出一个时间，和你及郭沫若同志一同谈一会儿。那时再通知你。”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1〕臧克家，诗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诗刊》主编。 56 1961年 11月会议，会议谈了最近几天的情况和各党派座谈会〔1〕情况。毛泽东提出在七年计划的基础上搞十年计划。 11月阅张闻天〔2〕本月十一日来信，批示：“周、朱、陈、 林、邓、彭阅，尚昆存。”张闻天在信中说：听了周恩来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后， 完全同意中央的看法和中央所采取的方针； 拥护中央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以及有关教育方面的和科学方面等的指示，经过工作经验的不断总结使总路线不断具体化， 不断完善，就能保证社会主义取得不断的胜利。

12月 1日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二日，到达上海。三日晚上，到达杭州。 12月 5日下午，在杭州会见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江华、冯基平〔3〕在座。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 中国人口六亿五千万，城市一亿三千万，还有五亿二千万在农村。 我们现在有重工业、轻工业，工人已经达几千万人。美国是一个工业国，大概有四五千万工业工人，它的生产效率高，技术高。 我们的生产技术不如他们，差得很远，机械操作程度差得很远。 我们也有高级的机械，也有精密的机械，但是太少。当得知委内瑞拉的面积有九十一万二千平方公里时，毛泽东说：你们有相当于我国九个浙江省的面积。浙江是二千六百万人口住在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你们是七百万人口住在九十一万二千平方公里土地上，所以你们国家的前途是大有可为的。你们事业的环境是 〔 1〕1961年 11月 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各党派座谈会，周恩来作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30日下午各党派座谈会进行讨论。 〔 2〕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 3〕冯基平，• 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1962年 6月又任书记处书记）兼外事工作小组组长、北京市副市长。

12月 8日从杭州到达上海。 12月 13日到达无锡，住小箕山招待所。 12月 14日上午，在无锡召开座谈会，听取江渭清关于江苏情况的汇报，许世友〔1〕及中共无锡市委、苏州地委、镇江地 〔1〕许世友，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58 1961年 12月委的第一书记等参加。江渭清说：我们注意了对情况的具体分析， 不可搞混而统之。 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 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的一般， 百分之十五的有困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生产不平衡，底子薄， 安排不落实。毛泽东表示赞成对情况作具体分析。 江渭清谈到工作中出现缺点、错误不是有意的。毛泽东说： 不要怕鬼， 没有经验， 讲清楚可以了。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分析形势要有比较，从积极方面考虑， 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战胜困难。 潜力是很大的， 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到了谷底，就要上山了。在谈到群众生活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把群众生活安排落实好。克服困难要向土地要粮食，不可向上要粮食。 在谈到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时，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 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毛泽东特别指出，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谈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毛泽东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府、党委要全面走上轨道。 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 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当毛泽东听到江苏征购巳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时，很高兴。他说：棉花超额部分留给江苏，调动积极性。 关于对市场管理、货币回笼问题，他说：要紧农村，保城

12月 15日致信李先念、姚依林〔1〕 ： “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请你们返北京以前，到南京停一天。 你们于十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到达北京， 就可以了。” 12月 16日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无锡部队负责人钟国楚〔2〕 汇报部队的建设等情况。傍晚离开无锡。 12月 17日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听取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3〕等汇报。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时，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 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他说：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三包一奖”是大平均主义，是粮食下降的主要原因， 使牲口、农具损失这么大。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 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1〕姚依林，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 〔2〕钟国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7军军长。 〔3〕谭启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省长（至

12月 19日晨，回到北京。 12月 20日—1962年 1月 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各中央局、省市区负责人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讨论国内国际形势，一九六二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及长远计划，商业问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并为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毛泽东提出一九六二年在工、农、商、学、 兵、政、党七个方面要大抓一下。 12月 20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和安排。当邓小平谈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内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 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当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时，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 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 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当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的估计是“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时，毛泽东说: 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 “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 62 1961年 12月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过去走了弯路，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 这不符合事实嘛。 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 这几年的高指标、 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 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沥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1〕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 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这是一。 民主革命时还有一条经验，即有了总路线， 还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具体政策，不然不能把事情办好。这是两条很重要的经验。 12月 22日对书报简讯社编印的材料《仇者快资本主 〔1〕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62年 11月撤销）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农业部部长。

12月 24日写信问候患感冒的卫士张仙朋：“你好了些吗？ 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班不迟。我想你。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 12月 26日复信臧克家：“几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耐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 同日复信周世钊〔1〕 ：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 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2〕 。‘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3〕。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同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讨论情况的汇报。毛泽东首先问关于形势讨论的情况。接着他说：梁襄王问孟子日：“ 天下恶乎定？” 孟子日：“ 定于一。”〔4〕我们要定于一，修正主义也要定于一，还不说帝国主义。是争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只管我们这一块天下定于一，别人的我们不管。要来参观的让他看，要书的给他书，要谈话的同他谈。 要告诉我们的外交人员，不管所在国的政府是否反动，一概不搞颠覆活动。苏联就是搞窃听、造谣、收买、干涉、颠覆、撤 〔1〕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 〔2〕见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下句原为“暮雨千家薜荔村”。 〔3〕这是湖南长沙岳麓山云麓宫望湘亭上的一副对联，录自清末诗人黄道让的《七律• 重登岳麓》中的诗句，上句为“西南云气开衡岳”。 〔4〕见《孟子•梁惠王上》。 64 1961年 12月退专家、断绝关系，一共总有七八种，我们一概不搞。赫鲁晓夫怕鬼，越怕鬼，就有鬼。他们欺软怕硬，应该是欺硬怕软。《西厢记》上讲惠明和尚，有几段唱词，里面有：“我从来欺硬怕软， 吃苦辞甘”。共产党人就应该这样。“强凌弱，众暴寡”，从来不得人心嘛。 （陈伯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有一篇文章说， 如果中苏分裂了，世界力量对比就改变了。 ）那也不对。中苏也不可能分裂，不会分裂，首先我们不分裂，你搞撤退大使，我不搞。 12月 27日批示将《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印发到会同志。 这一折中有惠明的唱词“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辞甘”。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支持美共反迫害斗争的宣传通知稿， 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即办。可以印发到会各同志。在发之前，请问一下联络部，此件是否与在京的美共同志共同商量过。 〔1〕如未，应和他们好好商量一下。” 12月 28日上午，阅邓小平报送的廖承志、刘宁一关于对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看法的报告。邓小平在报告上批写：“ 主席：这场斗争反映了二十二大后的若干动态，拟印发工作会议。 如同意， 即交尚昆办理。”毛泽东批示：“同意。请尚昆照办。” 12月 29日上午，批示机要秘书徐业夫：“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几首诗，指《光明日报》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教育家吴研因的《赏菊》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 〔 1〕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1961年 12月 27日注明： “主席批示的问题巳问过中联部，此件陆定一同志巳与在京的美共同志商量过。 ”

12月 31日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在北京饭店聚餐。 12月作《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巳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在题下写有：“读陆游咏梅词 〔3〕，反其意而用之。” 同月阅新华社十二月二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刊载的波兰哲学家兼政论家沙夫谈人道主义文章的摘要。文章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表现了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和内容”，它的目的是“发展个人和为个人的幸福创造条件”等。“人道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精华，而个人幸福的主张则是人道主义的精华”。毛泽东批注：“为哪一些阶级的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范围是全世界呢？还只是本民族？是最大多数的工人、贫苦农民和 〔1〕吴研因的《赏菊》一诗为：“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枝竞吐奇。秋色还如春色好， 西风莫漫撼东篱！嫩红老紫百千盆，蟠错如虬况有根。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钱昌照的七律二首是：一首题为 《芦台农场》：“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 芦台今日是粮仓。” 一首题为《藁城农村》：“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2〕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 10月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 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刘松林这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科学技术研究部任俄文翻译。 〔3〕陆游原词《卜算子•咏梅》为：“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巳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66 1961年 12月革命知识分子呢？还是以‘全民’为幌子，进行欺骗，实则只是为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呢？” 同月两个苏联公民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攻击阿尔巴尼亚、反对斯大林，表示强烈不满。 毛泽东阅后写了一个批语：“极好，极正确，可阅。” 本年作《七律•答友人〔1〕 》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本年作《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其一：“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 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其二：“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 一例氤氲入诗囊。” 〔1〕友人，指周世钊。 67

1961年 4月 3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曾指出： 在 1959年春，只有科学院的昌黎调查组是正确的。

二月比去年一、二月少一百亿产值，因为实在了，会上去的。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 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研究组， 目前他们来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的工作条例，初稿已经起草好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

1961年6月 597 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在退赔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讲不算旧账，到了上海会议就改正了。我是坚决主张退赔的，等价交换也是坚持了的。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贯彻执行反右倾时，搞到了县以下，发生了问题，出了毛病。食堂问题，那时只主张搞百分之三十，首先遇到河南的抵抗，我们也没有坚持搞百分之三十，结果普遍搞开了。供给制三七开的办法，也是不能搞的。管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你们、伙夫、马夫讲的，拿到群众中行得通才行。 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过去中央苏区搞 AB 团，湘鄂西、鄂豫皖苏区搞肃反， 杀了不少人。延安整风有点经验，虽然出了毛病，但未杀人。后来把王实味〔1〕杀了，不应当杀。对张国焘〔2〕应该反，但抗大反得过火，使四方面军的同志低人一等，混不下去，我应负主要责任，这濟泊是执行中发生的问题。现在的“三瘦”，主要 〔1〕王实味，曾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1942年底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 的罪名被关押 。 1 9 4 7年7月 ，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后进行转移的战争环境中被处决 。 1 9 9 1年2月公安部的决定纠正了王实味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对其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2〕张国焘，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1935年 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 另立中央 。 1 9 3 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 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

1961年6月 601 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一九五九年四月， 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 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〇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 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 “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命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有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 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 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整风，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七年，一直整下去。要搞四个工作， 调查研究， 群众路线， 坚决退赔， 冤枉的人要平反。 比如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他完全正确，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要改过来，要恢复名誉，仍当地委第一书记。 602 1961年6月今年三月的广州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搞了个“六十条”，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有些别的问题，没有解决；至于商业问题、 手工业问题、山林问题，没有提到。这次北京会议，我看大有收获，把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事情搞清楚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大为深入了。可见，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认识的，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不教育干部我们毫无出路。我看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城市也要搞若干条）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关于学习材料，我看就是“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的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章。现全的经济学教科书，讲成了道理的，还是这一本。他讲客观规律，第一章就讲客观真理。他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我建议下次在庐山开会， 就要讨论斯大林这本书。 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 什么叫等价交换，“共产风” 一刮，大多数干部就不懂得了。我希望今年能够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今年能有点成绩，不能打五分，四分、三分也好。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 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

1961年9月 25 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蒙哥马利问：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毛泽东说：根本没有。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毛泽东说：你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蒙哥马利说：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泽东说：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蒙哥马利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不知应怎样理解？毛泽东说：就是说革命要经过战争。蒙哥马利问：主席是否认为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毛泽东说：恐怕对有些国家还有效，我还相信这句话。革命不是哪个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是因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干。蒙哥马利说：中国革命胜利巳经十二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毛泽东说：对，多少年还要遗留下去。蒙哥马利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不错。毛泽东说：做了一点，还不多，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 一个世纪不算长， 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蒙哥马利说： 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再过五十年， 26 1961年9月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毛泽东说：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共进晚餐后，蒙哥马利说：我现在想跟主席谈谈三原则问题，这三项原则我以前都单独提过，这一次我把三项原则作为一揽子提出。我认为西方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烂泥坑。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呼唤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但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上， 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毛泽东说：一揽子提出更有力量， 比分别提出更好，各国人民能更好地理解。反对的人会不少，欢迎的人更多。多次提出，总可以见效。提得对，提得好。蒙哥马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问斯大林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斯大林说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中国的情况是不是也是这样？毛泽东说：中国也是这样，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个阶段可能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蒙哥马利说：那末你们为什么把自己党叫做共产党， 而不叫社会党呢？毛泽东说：因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目标。 蒙哥马利问：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呢？毛泽东说：很难说， 至少是半个到一个世纪后的事。要完成社会主义的阶段，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最后，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非常有趣，我能否明晚再回来谈谈。毛泽东说，明晚我到别处去了。 同日收到王任重送来的关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份材料。其中两份是：中共孝感地委工作组八月十二日关于武昌县锦绣生产大队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查和中共荆门县委工作组九月关于金山大队扩大生产队核算试行情况的材料。 他们的实际做法是：取消“三包一奖”，生产队的收入除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之外，其余全归生产队进行分配。王任重附信说：两个大队试行这种做法， 看来效果是好的，以生产队为农副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和以大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