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 年

1月 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同日 《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 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 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1月 2日决定派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去上海，负责向中央反映上海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四日， 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 1月 4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并就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 一事询问周恩来。周恩来汇报陶铸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1〕造反团”的经 〔1〕王任重，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迫害，1978年8月恢复工作。

1月 6日阅刘少奇一月五日关于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红卫兵要他去作公开检查的来信，批示：“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次日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同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1〕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宣布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权，由此引发全国性的夺权风暴。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2〕向徐向前〔3〕 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1月 8日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开会。谈到上海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接管这两家报 〔1〕王洪文，当时是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后任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副主任， 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委会主任。1971年 1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1973年 8月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

1月 10日晨，阅江青本日报送的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 〈文汇报〉 〈解放日报〉 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 〈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1〕》。批示：“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 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1〕1967年 1月 9日发出的这个《紧急通告》说，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为此，《紧急通告》提出冻结流动资金、不准发放较高劳动工资等 10 条规定，并责令上海市委、市公安局照此执行。

1月 11日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稿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陈伯达与江青一月九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稿。毛泽东批示：“总理、伯达、江青同志：两件及另三件已阅。很好。请林彪同志主持，在今日下午或明天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有文革小组及其他某些同志参加， 将五个文件讨论、 通过，然后发出。如同意，请告林彪同志。” 同日下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在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 〔2〕的大字报时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点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会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3〕先后发言，强调要维护军队的稳定。会议决定徐 〔1〕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次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文。 〔2〕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9年 6月 9日在北京去世。1974年 9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82年 10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通知》。 〔3〕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 8月又任中央副主席）、 中央书记处书记 （至1969年 4月） 、 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 （秘书长任至 1969年 4月）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至1972年 10月）。1975年 1月又任国防部部长。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69年 4月任政治局委员，1973年

1月 12日审阅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稿和《中央军委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批示：“同意。恩来同志： 因是重要文件，应当由政治局通过，请你酌办。”《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指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在幕前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指出：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对敌人的专政， 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文件作出了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的六条具体规定。《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指出：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 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各级党委必须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三个文件。 1月 13日派人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 保重身体。刘少奇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1〕的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 1月 14日审阅陈伯达报送的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批示：“伯达同 〔1〕1966年 7月 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刘少奇任主任。 34 1967年1月志：写得很好。”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文章发表在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期，同日《人民日报》转载。 1月 16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 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只管监督，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军队接管电台，只能在左派不占优势时暂时接管，如左派占了优势，就交给他们去管。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军队完全不介入是不可能的。领导去和大家见面嘛，运动中不要怕群众。聂荣臻同志，你去见了半个小时，人家不是就鼓掌欢送你嘛。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平等待人。群众运动像雨后春笋一样，问题是看你怎样下雨。 1月 1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 革命才能出干部。左派、右派都利用我这个旗帜，叫什么桿卫派。 给了我许多头衔，说什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

1月 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指出：现在发现有的坏人煽动抢劫仓库的事件，中央决定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 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 1月中旬阅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一月十六日《快报》特刊登载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十三日发布的这个通告宣称：“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毛泽东批示：“退王力同志。” 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 1月 21日阅南京军区党委关于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要在合肥召开群众大会并要求安徽省军区派部队警卫会场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 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同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问题，要王力抓紧起草一个指示。 〔1〕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 36 1967年1月同日阅延边自治州党委一月十九日关于两个造反派组织为接管《延边日报》出现武斗伤亡，请求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制止冲突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批示：“总理：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1〕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 同日阅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2〕一月二十日关于贵州造反派情况给总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贵州造反派红卫军负责人及其总部一小撮人，最近把斗争矛头进一步指向军队，绑架放哨战士并夺走武器弹药， 扬言接管公安局、法院、 检察院，长期扣压当权派干部，并随意扣压大量一般群众和基层干部，在中央重申“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仍然大量调动工人日夜开大会，严重影响生产。特此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毛泽东批示：“总理：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约十几人，找来北京， 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周恩来二十五日约李再含等谈话，二十六日听取从贵阳来京的学生、 工人、干部的汇报，着手研究解决贵州的问题。 1月 22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 〔1〕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当时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

1月 23日审阅周恩来等报送的由王力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批示：“照发。”决定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 这个决定于本日发出。 1月 26日阅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登载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 同日审阅林彪一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稿。 林彪在送审报告中说：昨天下午徐向前同志来谈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 变相体罚，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 有些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接着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同志来继续谈了这些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面对这种情况， 一方面要使军队文化大革命更有序地开展， 一方面要去掉一些使军队发生不稳现象和不适合于作战部队与指挥机关的具体做法。因此，需要发出新的指示，使运动能正常开展。他们在这里谈了大意后，即到中央文革开会，与文革小组成员、总理、陈毅共同讨论，写出七条规定。毛泽东批 40 1967年1月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 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同日周恩来在接见公交系统各单位造反派时说：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1〕要保。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 的社论。社论中说：“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节约闹革命’。” 1月 27日阅章伯森〔2〕一月二十五日关于湖南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给周恩来和陈伯达的报告。报告反映：（一）目前省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二) 目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开除党籍，如果这样处理下去，后果很难设想。对下面干部的处分问题，可否放到运动后期。请求中央对以上两个问题给予指示，并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毛泽东批示：“总理：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3〕。 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 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1月 28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徐向 〔1〕余秋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1970年 6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3年 8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75年 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2〕章伯森，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1967年 8月任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1968年 4月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 〔3〕见本卷第 36 页 1967年 1月 21日第 4 条毛泽东关于处理贵州问题的批示。

1月 30日阅谭震林〔1〕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农垦部、农业部、 水产部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情况和出现问题的报告，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 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 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 引起警惕。” 同日审阅陈伯达一月二十九日报送的《红旗》杂志社论稿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批示：“林彪同志：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如有修改，请告伯达。”毛泽东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一） 在原稿“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一句中“反对一切”后面，加写“排斥一切，打倒一切”。（二）修改原稿中的两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 〔1〕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至 1969年 4月，1973年 8月任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 1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月 31日阅贵州省革命造反派主办的《新贵州报》一月二十六日登载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通告宣布，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一月二十五日接管了贵州省委、省人委和贵阳市委、市人委的一切领导权。通告提出： 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动用武器、 弹药，盗窃或泄露国家机密者，依法查处。毛泽东批示：“恩来同志：这个通告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 44 1967年1月文件〔1〕，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 如何，请酌。”《人民日报》二月一日转载了这个通告，并发表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新疆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的电报，批示：“照发。”电报指出：（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二）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 同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取黑龙江省党政大权。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二月十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人民日报》发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

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黄维，原国民党军华中“剿匪” 总司令部第 12 兵团司令官，1948年 12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王耀武， 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 2 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 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

2月 1日致信周恩来，指出：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 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2月 2日阅王任重的妻子萧慧纳一月二十九日来信。信中说， 王任重病重垂危，现被揪斗，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毛泽东批示：“林、周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 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 〔1〕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1967年 2月 5日《人民日报》 发表。

2月 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卡博、巴卢库〔1〕 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王树声〔2〕在座。 毛泽东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五年来，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 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 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 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 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文章发表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说印成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北 〔1〕卡博，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巴卢库，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 〔2〕王树声，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1972年 11月任第二政治委员）。 46 1967年2月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 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还要改组。前年十二月，把罗瑞卿〔1〕的问题处理了；去年五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接着八月上旬到中旬就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 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 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顶多百分之五。 有一些东西也搞得很乱，又是什么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毛泽东主义，我就不喜欢这个“主义”，就不喜欢这个“ism”。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 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 结果弄到自己身上。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 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 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有一条真理是永远的，天不会掉下来的， 〔1〕罗瑞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5年底遭林彪等人诬陷，被调离军事方面的领导职务，

2月 5日针对外单位造反派插手工人日报社夺权一事，指出： 工人日报社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 同日上海市三十二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七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2月 6日下午，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 谈夺权问题。毛泽东说：各个城市夺权，要有广大革命群众代表、 军队代表、机关革命干部代表三结合，没有三结合，就不能承认。 军队不能夺权，要有人夺权，就抓起来。你们这一摊子〔1〕要接受批评，你们毫无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 我从来都说要团结更多的人嘛，你眼高于顶，把见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当成政治问题来判断。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省 〔1〕指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 48 1967年2月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了。今天上海要登报成立人民公社，要压下来，不要搞。上海人民公社是你们通知搞的。以后登报的各省的重要消息，要给我看看。你们代替了书记处。常务工作，由总理主持。我也是常委嘛，每周开一次会，我来主持。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稿，批示：“照发。”通知指出：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已到各地的步行串连队要迅速返回原地，返回时原则上应当步行。串连期间的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一般应当自理。 来北京的师生和红卫兵的食宿自二月八日起，不再免费。 2月 7日阅西藏军区党委二月六日关于西藏造反派要打倒张国华〔1〕，并说西藏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的电报，批示：“林彪、恩来、叶、 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2〕 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本日和次日，周恩来、聂荣臻、 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 决定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 “三结合”。 十二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党委，指出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 〔1〕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1967年 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1968年 5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 12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 8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2〕周仁山，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代理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王其梅，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

2月 8日晚上，阅周恩来本日来信。信中说：二月七日中央碰头会拟定先将江华、曹祥仁、叶飞〔1〕、谭启龙、江渭清、刘俊秀等同志接来北京养病并予保护，对北京、天津两市实行军管。 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周存。” 2月 9日两次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上午，在送审稿上批示：“有一些修改。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 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 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下午，在送审的修改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又改了一些，请酌定。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出。”规定稿原为四条，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了第五、第六两条：“（五）要相信， 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 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 “（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将标题改为《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 〔1〕曹祥仁，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叶飞，原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 8月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5年 1月任交通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50 1967年2月这个规定于二月十日发出。 2月 10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出席。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提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范围要扩大，提名增加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1〕、关锋、戚本禹等。 2月 11日两次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此件由毛泽东提议起草。在林彪十日报送的送审稿上批示：“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晚上，在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十日晚中央碰头会讨论过的修改稿上批示：“送总理照发。”规定共七条，主要内容是：一、 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是个重要的文件，必须广泛宣传， 深入学习，要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二、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 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 分期分批进行“四大”， 〔1〕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9年 4月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1967年 3月、4月、5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 3月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71年 1月任第一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2月 12日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 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目无政治局， 目无常委。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谈到上海一月夺权后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一事，说：人民公社这样大事，你们不拿出来，不讨论，别的大事，也不讨论。上 58 1967年2月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1〕，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巴黎公社如果胜利，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公社。苏联名为苏维埃，后来内容也变了。实质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党委，暂时抓不起来，过些时候，群众会需要。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光是红卫兵、工会、 造反司令部不行。 学校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工厂叫革命委员会。 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2月 14日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二月十二日编印的《要事汇报》（8)刊载的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昆关于处理西安地区造反派冲突的电话汇报记录。王明昆说：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 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同日阅新华社二月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特刊登载的《北京两所中学实行军训的情况》，批示：“林彪同志：请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两校军训的经验是否属实？核实后，可以写一一千 〔1〕指没有让《人民日报》转载1967年 1月 7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登载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2月 15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外交、计划部部长瓦尼率领的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周恩来、陈毅等在座。在瓦尼谈到这次来中国是学习取经时，毛泽东说：我们解放的时间不久， 我们的经验很少。可能你们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这是互相交换经验。我们都是互相帮助的国家，不是互相仇视的国家。你们的土地广大，将来人口还可以大发展。我们国家人太多了，好处在这里，坏处也在这里。看得起我们的还是很少，你们这么一些民族看得起我们。什么美国人、法国人，别的一些什么人，他们不可能这样，他们嫌我们落后。我们落后，解决的办法就是沙石峪〔1〕嘛，那个地方没有机械。中国有很大部分土地是靠天吃饭的，黄河以北水很少。 2月 16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程是谈“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谭震林、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余秋里等在会上对当前文 〔1〕沙石峪，位于河北省遵化县境内，属于石灰岩山区。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 在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张贵顺的带领下，村民在青石板上挑土造田，开展生产，以 “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精神闻名全国。 54 1967年2月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谭震林责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 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 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 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 怎么行！ 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搞两条路线斗争， 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散会后，张春桥、王力、 姚文元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主要集中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的发言，于当晚十时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毛泽东在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怀仁堂会议记录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 同日审阅林彪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稿，批示：“已阅，同意。”这个规定指出：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 (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 （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 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在夺权斗争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之间互相发生争执时，要通过民主协商来

2月 18日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还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同时，在社论稿第二部分讲“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几段文字旁注明：“在这一部分，可以把地方上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毛泽东批示：“退总理：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毛泽东删去社论稿末尾的三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 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二十二日，再次审阅社论修改稿，批示： “照发。”修改稿根据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意见，加写了两段话: “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 (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 “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这篇 56 1967年2月社论发表在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 2月 19日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1〕(代表林彪） 等出席。毛泽东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进行了严厉批评。会议决定谭震林、陈毅、徐向前 “请假检讨”。 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此后， 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同日阅林彪本日送阅的谭震林二月十七日给林彪的信。谭震林在信中说：江青等人“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 我怀疑。”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在附信中写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同日林彪本日向毛泽东报送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北大、清华 〔1〕叶群，当时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 1967年 8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 1969年 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2月 21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张春桥、姚文元的电报， 批示：“照发。”电报说：“同意来电所述关于改变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布置。” 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2月 22日大专院校红卫兵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大会，通过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宣告“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成立。 2月 24日州军区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总理：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

2月 25日晚上，召集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开会。 2月 27日阅林彪报送的山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张日清的 《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文， 批示：“林彪同志：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此文发表在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和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 同日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 第一三三四号登载的《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联合效果好》，批示：“伯达、王力同志：此件似可公开报道。又，《文汇报》有一篇题为《革命不分先后》的社论，略加修改后，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北京其他报纸早已转载了。 〔1〕赵紫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 10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 7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 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王洪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的主犯，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杨成武，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67年 1月 11日、3月、9月又先后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在 1968年 3月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 (崇碧）事件”中， 被撤职并关押。1974年 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1974年 11月杨成武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79年 3月 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 “杨、余、傅事件”平反。 〔3〕徐向前，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7年 1月又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30 1967年1月社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四日造反，解放日报五日也造了反。两张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这是一场大革命。 这两张报纸出来， 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 谈到当前的舆论宣传问题时， 毛泽东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要大量转载红卫兵报的文章，我们的报纸很死。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 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谈到当前应该注意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要用各种人， 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统统搞得那么干干净净， 我历来不赞成。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各部改成组，从中宣部开始，改成宣传组。宣传组由王力任组长。

3月 9日审阅周恩来报送的谢富治等三月五日关于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的请示报告，批示：“总理：工人代表大会还没有开， 中学和农民的代表大会还无消息。开全市代表大会并选举革委会， 似以在三月下旬为宜，请与谢富治同志酌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北京市先后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革命职工代表会和中学红代会后，于四月二十日成立革委会，谢富治为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1〕、聂元梓为副主任。 3月 10日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毛泽东三月九日对成立革命委员会程序的批示落实情况的报告，批示：“各省、市亦宜照此办理。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 〔1〕吴德，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理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1967年 4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 5月任主任）、 北京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 3月）。 1970年 6月又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1971年 3月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1972年 5月任第一书记）。

3月 11日批准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二月二十三日，青海省军区调动部队夺占被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控制的青海日报社时，发生开枪事件。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对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着手筹建以刘贤权〔3〕为主任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1〕章士钊，坐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指刘少奇。 〔3〕刘贤权，当时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均至1968年 3月）。1967年 8月又任青海省革委会主任、青海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 3月）。 1968年 9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1969年 5月改任司令员）。1969年 4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3月 19日阅《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 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 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 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 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 同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暧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 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3月 20日阅由澳大利亚共产党推荐到西安外语学院担任教师的库普写的大字报《让我们“治病救人”》，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 砸、 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 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同日阅周恩来三月十八日关于对国防工业部门和国防科研院、所实行军管的报告，批示：“退总理照办。”周恩来的报告说：对国防工业各部门的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拟同意聂荣臻同志的意见，交国防科委实行军管。 报告还说：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对国防工业各部。 同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称文化大革命的 68 1967年3月 “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还要 “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 3月中旬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军区机关暂停“四大” 的决定》稿，批示：“照办。”这个文件要求迅速恢复军区机关的正常秩序，进行整风后抽调、组织力量投入“三支两军”工作。 3月 2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就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 聂荣臻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而召开的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的情况。 3月 23日阅戚本禹三月二十二日送审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批示：“戚本禹同志: 看过，写得很好。有一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毛泽东在文中引用红灯照的歌谣处批注：“红灯照， 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毛泽东对文章的修改，主要是删去文中“毛主席”前面的四个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并加写一段话：“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 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戚本禹的这篇文章首次不点名地称刘少奇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章发表在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和四月一日《人民日报》。 同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

3月 27日晨二时，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三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三五期登载的反映四川宜宾地区两派冲突激烈的来信后，批示：“中央文革小组：此事应加以处理。 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1〕也应来。请商总理酌办为盼!”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致信毛泽东：“宜宾问题，我们接触较早。二十天前，我们替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 并有几个附件，送给了总理。现在送上一份，供主席参考。”晚八时， 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此件请一阅。此事不仅牵涉宜宾一处，而且涉及成都军区及若干军分区对群众组织所采取的政策。你阅后，请送聂荣臻同志一阅，然后还我。” 二十八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主席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已看到。当由康生、王力、关锋三同志约刘结挺〔2〕等同志商谈，决定双方各来十数人，包括军区甘渭汉、宜宾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在内。”毛泽东批示：“已阅，退总理。”四月一日至四日，周恩来连续同四川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谈四川和宜宾问题，强调群众组织不能把领导干部拉出去罚跪、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要文斗，不要武斗。 3月 29日阅王力、关锋三月二十八日报送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批示： “王力、关锋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 〔1〕甘渭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四政治委员。 〔2〕刘结挺，曾任中共四川宜宾地委第二书记。 70 1967年3月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们及其他同志看一看。”这篇以《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名义写的调查报告，点名批判了刘少奇和王光美及清华大学原校系领导。毛泽东审阅时，删去调查报告中点到的刘少奇的名字，对点到的其他人，只保留姓，将名一律改为“XX”，并把标题改为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人民日报》等转载。 3月 30日下午，审阅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记录稿，批示：“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毛泽东作的主要修改是: (一） 讲话稿说“中国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毛泽东加“就现时说”四个字。（二）讲话稿说“所有的地方都修了， 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毛泽东将“所有的地方”改为“多数地方”，并加写： “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三）讲话稿说“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这样要传至万万世，指导我们现在的一切，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全中国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删去“这样要传至万万世”和两个“永远”。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 同日审阅《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批示：“王力同志：看过，照发。” 这篇文章发表在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人民日报》等转载。

3月 31日圈阅中共中央关于同意组成以李成芳〔2〕为主任的云南省军管会给昆明军区党委的电报。 3月同意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对中共中央调查部实行军管。

3月又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成员。1969年 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3年 8月任政治局委员）。1975年 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58 1967年2月月二十二日发出。 同日周恩来二月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通知稿，批示：“同意，照办。”并在通知稿开列的“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的单位中，增加“各级银行”。二十二日， 周恩来将通知修改稿再次送审，毛泽东批示：“照办。”通知指出：中央认为，军委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通知还作了五点具体说明：一、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二、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 本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三、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 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今后也不准冲击， 不准串连。四、党中央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 财政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各级银行，两报一刊、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单位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五、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应以本单位革命派为主进行夺权斗争。通知要求，本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要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4月 1日审阅周恩来三月三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决定稿第二条是：“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 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 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在这一条末尾， 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 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 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当天，中共中央下发这个决定。 4月 3日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同意正式成立以刘贤权为主任的青海省军管会的电报。 4月 4日审阅林彪四月二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的十条命令稿，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 在第六条“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后面，加写一段话：“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 〔1〕粟裕，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1972年 11月任第一政治委员）。1975年 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2〕李成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72 1967年4月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 删去第七条“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一句中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十个字。六日， 再次审阅命令的修改稿，批示：“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中央军委的这个命令于四月六日当天发出。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同日审阅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各地来京拘捕人犯手续的通知稿，批示：“照办。”通知规定：一、来京拘捕人犯，凡中央批准成立“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要经省市区革委会批准； 凡中央批准实行军管的，要经省市区军管会批准；其余各省市区要经大军区、省军区批准，并持批准机关介绍信，经公安部审查， 转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后，才能交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执行。二、 为了便于审查，对拘捕的人犯，必须携带足够的罪证材料。三、 拘捕军事系统内部的人犯，按照中央军委规定执行。 4月 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范文同〔1〕等， 主要谈在越南战场上注意摸索游击战争规律和打歼灭战以及对越援助等。林彪、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在座。谈到韦国清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这个韦国清被红卫兵整得不得了，被包围了几个月，脱不得身，说是犯了错误。错误是犯了一点，但是这个人还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斯文的人，并不是一个野蛮的人。他到 〔1〕范文同，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4月 13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好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 通知提出了保证交易会顺利进行的五点要求。 4月中旬两次审阅修改江青四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江青十五日在送审报告中说：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可以， 照办。”并作了一些修改，删去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四人名字前的“反革命分子”的定性词。十七日，江青把讲话修改稿送审，毛泽东批示：“看过，删了一点。”在修改稿讲《战国策》中的“触聋说赵太后” 一事后加写一段话：“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修改稿讲军队支左问题处加写一段话: “几个月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将修改稿的“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 一句中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改为“毛主席和党中 〔1〕陈永贵，当时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昔阳县革委会主任、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1970年11月又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1971年4月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5月 4日—7日三次审阅陈伯达报送的王力、关锋起草的《〈修养〉〔1〕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送审稿。四日， 在第一次送审稿上批示：“有些意见，写在文内，请酌定。改后应送小组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六日， 在第二次送审稿上批示：“退文革小组。在第七页，加了几句话，请研究，是否妥当。定稿后， 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七日，在第三次送审稿上批示：“照此发表。”三次审阅，主要加写了两段话：“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 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 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这篇文章由《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在五月八日出版的 《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 5月 7日阅广东省军管会五月五日《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 〔1〕指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78 1967年5月况报告》，批示：“林彪同志：此件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以上，请酌定。”报告介绍了对派往广州地区支左、支工、军管的干部进行集训的经验，主要是: 一、突出解决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二、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 自己教育自己；三、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同日阅山东省军区五月四日给济南军区并中央文革小组等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这个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 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 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 “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五十四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1〕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2〕诸同志共同商处。” 同日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五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七〇期登载的《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批示：“文革小组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此件是否可 〔1〕“八一五”是当时重庆大学的一个群众组织。 〔2〕梁、张、甘、韦，指梁兴初、张国华、甘渭汉、韦杰。韦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5月 9日阅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宣传工作的意见稿。意见稿建议，五月份的宣传工作以《讲话》为中心，组织演出、宣传、纪念活动，提出各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七项具体内容。毛泽东批示：“提碰头会讨论决定。如大家同意，我不反对。” 5月 10日阅刘伯承〔3〕四月三十日转报的一封关于济南地区出现反对解放军之风的群众来信，批示：“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 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封群众来信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革命的群 〔1〕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公社”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后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0年 6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 4月因反革命罪被逮捕。1981年因患癌症被保外就医。1982年 6月被免予起诉。李庆林，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另一群众组织“井冈山造反兵团”负责人。 〔2〕指中共中央 1967年 5月 7日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于 1967年 5月 15日发出。 〔3〕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正在济南养病。 80 1967年5月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 5月 11日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同意成立以张国华为主任的西藏自治区军管会给西藏军区的复电。 5月 12日审阅北京军区关于对河北省及石家庄、唐山、 张家口、承德、衡水等五个专区实行军管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 5月 13日阅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四月二十一日的来信。 来信认为，驻济南部队对济南市的支左工作，自二月十日以后进入工厂。学校至今，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支持的不是左派， 而是保守派；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命放在首位；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山东省革委会同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的意见分歧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程度；部队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组织十分对立。毛泽东批示：“印《快报》〔1〕，文革办。” “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济南空军于五月五日， 济南军区于五月六日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 5月 14日晨三时，阅兰州军区党委五月十三日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建立甘肃省革委会的电报后，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 〔1〕指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

5月 1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公开发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 当天，《人民日报》登载了这个通知。 〔1〕蓝亦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54 军副政治委员（1967年 7月任政治委员）。

5月 20日上午十一时，警卫团一中队三个分队的宿舍，同警卫战士谈话，询问生活、生产、训练和工作等情况。 5月 22日审阅周恩来五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准备转发的内蒙古军区的命令，批示：“照办。”命令指出：一、 内蒙古全体来京人员必须于五月二十四日前全部离京返回；二、 〔1〕伍豪，周恩来的别名。1932年 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主席毛泽东署名的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 2月 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1972年 6月 23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 “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 86 1967年5月内蒙古军区机关和部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许串连，不许随便参加游行和集会；三、对少数对抗中央指示的人， 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分；四、军区指战员绝对不参加武斗， 要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五、支持左派群众组织， 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群众。这个命令于五月二十三日转发全军。 同日晚上，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5月 23日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一日编印的 《信电快报》第一三一期登载的黄永胜同“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讲话的摘要，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并告文革小组：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 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同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文艺组，江青任组长，戚本禹、姚文元任副组长。十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文艺组宣布解散。 5月 24日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日编印的《快报》 第二二一三号登载的《江西军区和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何愈演愈烈》，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小组阅后，交汪东兴阅。 江西军区某些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军区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对，都值得研究。” 5月 25日晚上，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处理内蒙古问题的情况。 5月 26日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五月十八日 《关于我党参加中缅两党会谈的代表团成员请示》，请示的我党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中有江青的名字。毛泽东批示：“江青以不参加为好。” 5月 27日为转发第五十四军五月二十六日关于对反对派

5月 28日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国务院 XX 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批示：“照办。”这个决定当天发出后， 国务院一些部（委）陆续成立军管会或军管小组， 实行统一领导。 同日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六日编印的《要事汇报》（2)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写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5月 29日阅唐闻生、王海容〔1〕五月二十七日关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的来信和附送的材料，批示：“林彪、 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5月 31日听取周恩来汇报工作，同意他关于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管不能再拖的意见。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对交通部实行 〔1〕 唐闻生， 当时是外交部翻译室翻译。1974年 3月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 王海容， 坐时是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1971年 7月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 5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 7月任外交部副部长。 88 1967年5月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5月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介绍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林彪等在座。毛泽东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一些部门、某一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 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是在这个红色城市， 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 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 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1〕发表以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 第三、 第四阶段， 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 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 是正题。 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 中央就在着急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 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 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 〔1〕《〈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是王力、关锋起草的。

6月 1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要让孩子们经风雨、见世面》 一文用黑体字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 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 要立新功，立新劳。” 6月 4日阅汪东兴等六月三日关于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准备分期分批参加支工的报告，批示：“退汪东兴同志酌办。” 报告说到警卫团党委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警卫团“也要参加支工” 的指示。二十六日，中央警卫团组织支工部队分别进入北京针织总厂及其所属的两个分厂和北京市化工三厂。临行前， 毛泽东提出三点要求：一、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 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二、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三、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要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6月 6日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的通令。 通令指出：除专政机关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私设公堂、搜查和抄家，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不准侵占、砸抢、破坏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严禁武斗、行凶打人和抢夺个人财物。对于肇事者、背后挑动者、打人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 同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

6月 9日下午，接见参加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的亚非和世界各国的作家和友人，并合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 6月 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通知》。十九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6月 15日阅周恩来六月十四日关于召开一次会议听取当前国民经济情况和一九六七年计划安排报告的建议，批示：“退总理。”本日，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6月 16日晚上，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6月 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本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本日题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稿，删去文中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等。 6月 1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姚文元率红卫兵代表团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笫五次代表大会等事宜。谈到姚文元到阿尔巴尼亚的讲话稿时，毛泽东说：我的话要少引。二十一页太长，砍去一半。红卫兵专想吹出去。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吹特吹，外国入看不惯吹，自己吹，勿外吹。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1〕删掉。 一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 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 我们要谦逊，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逊一点，当然又不是失掉原则。 咋天氢弹的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艳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 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 我就一分也不要，勾掉了。谈到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联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对斯大林的估价要比过去高。当然，斯大林是有错误的。 《联共党史》第四章讲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一九三六年宪法中提国内不存在阶级了，只有工人、农民、教职员三 〔1〕指当时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94 1967年6月种。实际上抓了很多人，称国民公敌。临死前一年在书上又讲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搞不好会出乱子，搞成对抗性的。还是要解决思想问题，不发动群众不行。谈到青年团等问题时，毛泽东说： 青年团未取消，未活动，红卫兵代替青年团未定。青年团中央犯了错误，地方团也有错误。二十日，姚文元率代表团离京前往阿尔巴尼亚。 6月 21日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六月十九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二三四期登载的反映西安几个学校造反派庆祝革委会成立大搞铺张浪费的群众来信，批示：“文革小组各同志：建议此件公开发表。是否妥当，请在常委碰头会上一议。发时宜写一按语。” 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 6月 22日晚上，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海港》。 6月 24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一行，林彪、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在座。谈到中国革命的历程时，毛泽东说：我们大半辈子都放在打仗上面去了。搞建设、搞文化革命少。革命胜利才十八年，打仗就打了二十五年。 谈到中国的发展现状时说：中国也不发达，农业、手工业没有机械化。搞机械化要很长时间。交通不很发达，铁路太少，比印度少，远洋轮船很少，同我们国家的人口、面积不相称。要几十年、 百把年才能好些。谈到国际援助时说：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帮助了未独立的国家。我们独立已有十八年了，更应该帮助他们。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6月 25日周恩来同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进行座谈时转述了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

6月 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秘鲁共产党 (马） 学习团、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学习团及玻利维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古铁雷斯，康生、刘宁一等在座。在听了客人的谈话后， 毛泽东说：你们讲的内容都差不多，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和打倒各国反动派，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要完成一个任务， 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项任务中，包括给农民分土地，但只是没收地主的封建所有制的土地，不能动农民的个体所有制。 在你们国家里，总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是与帝国主义有矛盾的。在革命的第一步，也不能触动这部分资产阶级，这样，打击面就小了。要团结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反帝这个任务不是个小任务，你们的直接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但如没有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反帝就没有力量，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你们回去后，我希望你们少讲中国的事情，最好忘掉，但不要忘了有用的东西， 这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你们国家具体条件结合起来，不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谁也没办法。不要完全搬用中国的经验， 中国经验可供你们参考。你们应创造自己的经验。例如，越南南方的战争有很多特点。完全搬用外国的经验，我们是吃过亏的。 但我们不能忘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忘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成修正主义了。马列主义原则，一些人可这样解释，另一些人 96 1967年6月可那样解释。所有的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如中国开始时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后来的“左”倾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讲讲我们是怎样失败——胜利——又失败——又胜利的，不讲历史就讲不出道理。战争只有在战争中学，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斗争中学。在马克思以前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创造了并实现了列宁主义。 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基本原则，可以创造本国的经验。 上半年在同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中说：你总说 “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 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7月 4日阅周恩来七月三日夜关于处理江西问题并建议从山东调一个师进驻江西支左，加强军管会及未来的革委会或筹备小组的报告，批示：“从山东调一个师问题，待江西会议开得有眉目后，再定为宜。” 7月 5日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七月四日编印的 《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二八〇期登载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批示：“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 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 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同期一则简讯说，北京矿业学院一群众组织收集、编印毛泽东没有公开发表的讲话材料，毛泽东批示：“此事也请制止。”十三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建造毛主席塑

7月 6日审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六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和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五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 两本小册子，对前一本小册子批示：“退陈伯达同志：此件内容， 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对后一本小册子批示：“陈伯达同志：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进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 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 同日阅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七月四日编印的反映江西赣州武斗严重，要求中央派部队前往制止的《群众来信摘抄》第五十五号，批示：“林彪、恩来同志：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当天深夜，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已与黄永胜通了电话，他可以调两个团、一个师部驻赣州。”次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 7月 12日审阅林彪七月十日送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坚决执行林副主席关于建造主席大型全身塑像指示的通知》稿，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 通知稿说：林副主席六月二十八日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 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通知要求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彪的指示执行。 98 1967年7月 7月 13日审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稿。通知稿说：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等省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毛泽东批示：“照办。”将文中的 “坏人” 一词改为“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并批注： “不宜称为坏人。”中央通知于本日发出。 同日下午，召集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以及萧华、杨成武开会。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提出要去湖北、湖南，并对周恩来说：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不赞成他去。毛泽东说：我不怕乱， 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谈河北省的问题。 7月 14日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同行。这是毛泽东一年来第一次离开北京。在专列上听取郑维山汇报河北省支左情况后说：河北要在军管前，大县来三四个人，小县来两三个人，开个会，交代政策。有错误就改，没有什么了不得。 有错误主要是我负责。谁叫我一月二十一日发个指示， 要解放军介人，要支左？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 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 “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 后来， 又来了个“六•六通令”。“六•六通令”下来后，有的不听。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的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

7月 17日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杨成武、 〔1〕张、冼、杨，指张达志、冼恒汉、杨嘉瑞。杨嘉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2〕林铁，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 中受迫害。1978年 3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9年 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 〔3〕刘子厚，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1968年 2月、3月先后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 2月任主任）、 河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 2月至 5月任组长）。1971年 5月又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1972年 5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4〕阎达开，原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72年 8月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 100 1967年7月郑维山、余立金〔1〕、汪东兴等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四川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谈到军管问题时，毛泽东说：军管就是难办，谁管谁要犯错误。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好，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谈到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时说：发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谈到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成人员名单时说：四川补充了十二个代表，里边有李大章。那是我的事， 我提过多次，总要有个把在四川有名的人。谈到农民进城武斗的问题时说：现在搬农民已经是很虚弱的表现。过去农村包围城市是正确的，那时是帝国主义、 蒋介石占城市。现在讲农村包围城市是错误的、反动的，现在是共产党的城市嘛！怎么能包围呢？当谢富治说到公、检、法百分之百是不好的时，毛泽东说：不一定，有坏的，也有一些好的。 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了，再要打倒，那就是他们（指造反派——编者注) 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们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2〕都不要打倒。武汉军区要起草个稿子， 发表个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就有错嘛。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解决好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他哪一派，现在都要 〔1〕余立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在 1968年 3月林彪、 江青制造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中，被撤职并关押。1974年 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1975年 8月余立金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政治委员。 〔2〕孟夫唐，原任湖北省副省长。

7月 18日晚七时半，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谢富治、 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3〕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开会。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冲击得很厉害，要维护军委“八条”。“八条” 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 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 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枪要集中保管。 〔1〕指当时武汉的“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 3 个群众组织。 〔2〕龙书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司令员。1968年 4月、8月、9月又先后任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至同年 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1971年 5月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3〕李作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 3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9年 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7月 20日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部分代表和支持他们的部队战士， 在不知道毛泽东住在那里的情况下，冲击东湖客舍， 把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此事起因于谢富治、王力〔2〕 几天来公开支持武汉地区的“三新二司”、“三司”造反派，压制由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并把它定为“保守组织”。 林彪、江青当天联名致信毛泽东说，武汉形势不好，毛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毛泽东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7月 21日晨二时，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 乘车离开东湖客舍去机场，上午十一时乘专机到达上海，住虹桥宾馆，直至九月十六日离开。在上海期间，因一直没有下雨，多次询问郊区的抗旱情况，指示派飞机作了几次人工降雨。一次， 在看了上海“工总司”砸“联司”的纪录片后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 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7月 22日上午，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周恩来 〔1〕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文化大革命” 中被关押。1975年 1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谢富治、王力是到武汉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 104 1967年7月八时二十分从武汉来电话谈武汉的情况。周恩来提出对外报道武汉发生的事要含蓄，不点名，建议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毛泽东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指陈再道—— 编者注）有什么决心，我们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表示同意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 上午十一时，召集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武汉和北京的情况，说：总理、富治、王力等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谈就会被包围， 强迫签字， 要你承认它（指“百万雄师”——编者注） 是革命组织。还是早点离开好。要谈去北京谈，三方面一起谈， 也可能谈不拢，会提出什么条件。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且是全国的问题。总理根据具体情况办理。〔1〕下午一时三十分和二时四十分，两次谈到武汉事件，说：军队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 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 同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会上，把武汉 “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同日江青接见河南群众组织的代表时说：你们不能太天真烂漫了，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没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 这个口号是对的！ 二十三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全国武斗急剧升级。 7月 24日晚上，交代杨成武：你回北京筹备建军四十周 〔1〕7月 22日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召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叶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等开会，让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 并嘱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随即回北京。

7月 25日下午，审阅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会七月二十四日送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2〕。（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 (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 不许破坏社会秩序。”晚十时，审阅修改林彪送审的中共中央、 同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 毛泽东加写的一段话是：“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 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同日下午，林彪、江青等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造反派的百万人声援大会。 同日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四名正 〔1〕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和政治委员蔡炳臣。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于1967年 7月 26日公开张贴，7月 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06 1967年7月副主任和二十名正副部长先后被拘押审查。 7月 26日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谈到有人提出把九月九日秋收起义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时，毛泽东说：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八月一日，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一九三三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 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还有许多起义都是地方性的，与“八一” 不一样。你去报告总理，他都知道。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 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7月 27日林彪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 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 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 31日下午，对周恩来关于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 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电话请示， 明确表示: 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本日晚，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均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 7月提议粟裕兼任中国科学院军代表。粟裕本月到任。

8月 1日 《红旗》杂志发表由关锋主持起草的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

8月 3日下午，在虹桥宾馆听取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汇报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需要请示的一些问题。谈到武汉军区、沈阳军区、江西省军区、河南省军区以及一些野战军、空军部队领导班子调整和配备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有好处， 认识干部、熟悉干部，干部总是好的多。一揪三打倒不合理。公检法里头也有好人。由总参、总后、海军、空军抽干部组织几个调查组，分别到湖南、江西、安徽去调查。每省去七八个人。安徽现在是重点，请他们到北京开会解决很好。先解决好大江南北地区。 8月 4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 《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 批示：“改了一点，其余都好。”将决定稿的“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 是有毛病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 一句中的“是有毛病的”，改为“是有错误的”，并加写一段话：“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七日，审阅决定的修改稿，批示：“同意。”决定共四条：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三 、 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省革委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加强团结，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开展内部整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 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 108 1967年7月抄、抓等活动。十日，中央发出这个决定。 同日中午，在上海虹桥宾馆召集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开会，听取余立金关于武汉情况等问题的汇报。谈到取缔“湘江风雷”的“二 •四批示”时，毛泽东说：批复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不然人家军区就不服嘛！ 把军区推到第一线了嘛！ 解散“湘江风雷”，是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又不晓得，但我仍要承担责任。 同日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张际春七月二十七日关于美术院校进行人体素描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来信，批示：“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素描的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中央文革小组传阅，存办公厅秘书局。” 同日阅张香山〔1〕七月二十五日关于翻译《毛泽东选集》 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最近，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各翻译组又再一次提出，是否应删去刘少奇等十二人的名字， 或把他们名字后面的“同志”两字删去。由于这个问题极为重大， 而且涉及到要修改正文，故请中央批示。毛泽东批示: “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有些注解似可删去，正文不改。” 8月 5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年前写的《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当天，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炮打司令部》写作一周年、声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 同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的“揪刘火线”被迫撤除。自七月中旬以来，在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的煽动下，北京上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搞“揪刘火 〔1〕张香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1973年 8月任副部长）。

8月 7日王力约见外交部造反派，提出：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 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什么过火的地方。 在王力这个讲话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于八月中旬冲砸外交部， 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 同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提出：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把旧机器彻底打碎。此后，全国各地出现冲击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的事件。 8月 10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命令决定：对原铁路局、分局的军管会和站段的军管小组，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组，以便统一指挥。各站段的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稿， 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决定指出：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进驻江西各地，成立以程世清〔1〕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武斗双方应坚决执行停止武斗的协议，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 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1〕程世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70年 11月又任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1968年 1月又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 1970年 12月）。1970年 12月又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110 1967年8月 8月 11日审阅陈伯达、江青送审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批示： “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引证，不足以服人，请再加考虑。” “退陈伯达、江青照办。”这篇文章发表在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和八月十七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 8月 14日阅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七月二日给在中国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的信。 信中就他访问中国后透露了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表示歉意，并托李敦白找康生或刘宁一代为解释。毛泽东批示：“康生同志：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 8月 16日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姚文元在座。谈到两位专家的工作时，毛泽东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语录》有什么用处。究竟有没有什么用处，等将来再证明吧。我早说过，要搞一本《马克思语录》、《恩格斯语录》、《列宁语录》、《斯大林语录》，没有人抓这件事，要抓起来。他们的书很多，一般劳动人民不容易读，用语录这个形式好。《语录》和《选集》〔1〕 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 只能供各国参考。 谈到干部队伍的状况时说：十七年来，我们有一些干部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思想上变了，安于现状，不前进了。另一种， 就是做坏事。还有一种是好干部。对于第一种，要进行教育，对于第二种，就要反掉。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无论在学校、在机关、 在军队，都是这样。坏人是少数，最多一百个人中有几个。谈到文化大革命何时才能结束时说：我们的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 〔1〕指《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阿尔巴尼亚曾于 1962年出版了阿尔巴尼亚文本。

8月 18日审阅周恩来八月十七日送审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的意见》稿，批示：“照办。试办第一批以后，再定第二批的范围和办法，到那时可能要作一些改变。”意见稿说：训练的目的是检查本地区支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训练方法主要采取整风和“四大”的形式，阅读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其他有关材料，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8月 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 8月 20日、28日，9月 5日三次审阅修改姚文元和他在上海的写作班子起草的《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 情操• 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1〕的反动本质》一文，认为很好，建议在北京发表。同时提出“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 （指刘少奇——编者注）文章”。毛泽东将文章的题目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在文中谈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2〕处加写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 〔1〕这是陶铸 1962年和 1964年先后出版的两本书。 〔2〕这个组织利用1967年 5月报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通知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传单。此案不久即查清处理。1968年，又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8月 22日晨，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赴京代表时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二〇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件事。 同日晚上，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中国代办处，制造了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8月 25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稿，批示：“很好，照发。” 文件号召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 体现毛主席的以下思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小将，支持革命群众；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双方面各自实行公开的、 群众性的自我批评。此件于当日发出。 8月 25日、26日在上海虹桥宾馆两次听取根据周恩来嘱咐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的汇报，内容是王力八月七日发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和关锋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月一日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等情况。毛泽东认为王力八月七 114 1967年8月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并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对戚本禹， 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 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的意见。随后王力、 关锋被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 8月 29日下午，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的汇报。谈到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时， 毛泽东说：那些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谈到由谁分管宣传和外交工作时说：还是第一个办法好，姚文元去接， 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外交部的干部档案研究一下，要管起来。恐怕他们（指造反派——编者注）已经管起来了。谈到周恩来身体不太好的情况时说：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谈到有人要打倒黑龙江省革委会时说：那不行。

8月又任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32 1967年1月向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顾问，萧华、杨成武等为副组长。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等五个文件。《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说：当前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煽动一些群众要求晋级加薪， 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 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说：最近有少数党政负责人为了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任意给群众组织大批金钱物资。中央认为， 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说：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凡是发生两派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管，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已经进入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应当立即退出。贺电和社论一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 发表，三个通知于一月十三日发出。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新成立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1〕、关锋、谢镗忠、李曼村〔2〕。 〔1〕王新亭，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立清， 当时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 〔2〕谢镗忠，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曼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9月 4日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会议和工作等情况。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1〕时说：对许世友的第一条罪状就不对，许并没有反对过我。谈到准备发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时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 9月 5日审阅周恩来九月四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稿，批示：“已阅，照办。”命令共四条， 强调如有违犯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此件于本日发出。 9月 7日阅戚本禹九月四日检讨自己错误的来信，批示: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 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戚本禹的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 9月 9日晚上，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 长期分裂？我们会不会出现那种局面，你们看法怎么样？请你们讨论讨论。在座的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并提出了五条理由。 当他们谈到第一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 〔1〕许世友，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1973年 12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1968年 3月又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 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 3月又任江苏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 1970年 12月）。1970年 12月又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16 1967年9月的毛泽东思想”时，毛泽东说：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 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着偶然性的。林彪同志八月九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1〕，头一点不能强调，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谈到第二条“人民要求统一， 对这种分裂群众是不高兴的”，毛泽东表示赞成。谈到第三条 “有几百万军队”，毛泽东说：是呀，这样大的冲击，军队还是很好的。谈到第四条“干部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 毛泽东说：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谈到第五条“现在的情况和辛亥革命时不一样， 地主、资本家被打倒了”时，毛泽东说：过去军阀混战，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之争，每派都要帝国主义支持，和现在的局面不同。 谈到当前各地的形势和工作任务时，毛泽东说：根据现在的形势看，是向好的方面发展。北京、上海、山东、山西、黑龙江、 贵州、青岛七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是好的，但内部都还有一些问题。总的看，这七个单位的形势是好的。北京、上海比较稳定， 这两个地方的群众、军队、干部关系好，“三结合”好。还有几个省区问题基本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 内蒙古、四川、甘肃。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那形势就很好了。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说：龙潜〔2〕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 〔1〕林彪1967年 8月 9日同曾思玉、刘丰谈话时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 〔2〕龙潜，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浙江省军管会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 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

9月 13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抓紧搞好秋收、秋种、秋耕的通知》稿和《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稿， 分别批示：“照办。” 9月 13日、10月 11日两次审阅林彪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 刘丰〔1〕的讲话记录稿。九月十三日批示：“已阅，作了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这篇话讲得好，应当发下去。”十月十一日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第二遍，又作了一点小的修改，请你酌定。请转恩来、伯达、康生诸同志一阅。 用中央名义写一个报头，即可发下去。”毛泽东所作修改主要是： （一）讲话稿中多处点名批判陈再道，毛泽东均一一删去陈再道的名字。（二）在讲话稿“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之后，删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 一句。 （三）林彪讲到过去的革命都是仓促上阵的，列举了秋收暴动、 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毛泽东在 “秋收暴动” 之前加了 “北伐战争、南昌暴动”，之后加了“各根据地的建立”。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的这个讲话。 9月 16日阅林彪九月十日报送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 〔1〕曾思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1968年 2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 3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至 1971年 3月）。1971年 3月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 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刘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 2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 3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至1971年 3月） 。

9月 17日晨，到达南昌。上午，在专列上同江西省负责 〔1〕 陈锡联， 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司令员 （1973年 12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

9月 19日晨，到达武汉。在专列上同曾思玉、刘丰谈话。 毛泽东对曾思玉说：你有股革命干劲，有事要向总理报告，遇事多与同志们商量。湖北、河南两省人口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 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你们要同河南的刘建勋同志搞好团结，共同做好工作。湖北由你们直接组织军队做“三支两军”工作，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解放干部和大联合的工作。谈到“七二〇事件”时，毛泽东说：武汉“七二〇事 〔1〕黎原，当时任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7 军军长。1968年 4月又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 4月至 5月又任湖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5年 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华国锋，当时任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1968年4月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0年5月代理主任） 。

9月 21日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杨成武谈话。毛泽东说: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同日乘专列离开武汉。 9月 22日上午，途经郑州，在专列上听取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1〕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说：抓军队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 9月 23日回到北京。 同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1〕王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1年 7月又任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

9月 24日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毛泽东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还说：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 9月 26日晚上，到京西宾馆看望正在北京学习和开会的各省、区军队干部。 9月 28日、30日两次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国庆十八周年写的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二十八日，批示： “可用。 应引几段列宁的话， 应多次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根据这个批示， 社论修改稿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 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三十日，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照办。 128 1967年9月修改得很好。在第三页，我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毛泽东的修改，是将文中引用的他的一句话“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改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篇社论发表在十月一日《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和十月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五期。 9月 29日审阅林彪准备在国庆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 ”这篇讲话刊登在十月二日《人民日报》。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 同日下午，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召开九大问题。 9月 3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1〕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主要谈文化大革命问题，周恩来、康生、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但是我们还要准备第二个可能性，准备两手没有坏处。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 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 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 〔1〕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9月得知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派部队保护李井泉〔1〕等几位大区和省市负责人，把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区负责人送到卫戍区一安全住所的情况后，表示赞同周恩来的这些保护措施。 9月 1日和林彪、周恩来致电胡志明〔2〕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贺电说：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遭到惨败， 就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越南人民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 〔1〕李井泉，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 1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10月 1日上午十时，和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10月 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李先念、徐以新〔1〕 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讲清楚了，他们就不打倒了。努马扎莱说：你们的干部同我国干部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说：也没有多少区别。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书记，住房也不很好，出去没有汽车，薪水也不多， 就是要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 也要批评你， 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努马扎莱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 毛泽东说：有一点乱就是了。就是要乱，不乱不得了。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乱得厉害就好办事，正确与错误两方面都暴露出来了，胜负就可以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 脓挤出来了，身体更健康了。现在没有危险了，有那么几个乱 〔1〕徐以新，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30 1967年10月的省，除安徽外，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 包括军队在内。 10月 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黎清毅、黄文欢〔1〕 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和战斗英雄黄文旦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聂荣臻、杨成武、粟裕等在座。 毛泽东说：你们对付的是一个世界第一号的帝国主义。正如你们所讲的，最后胜利要属于你们的，这是有根据的。变成一个持久战就行了，美国就怕这一条。 10月 7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2〕的通知稿， 对指示作个别文字修改。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于本日发出。这个文件集中了毛泽东七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在视察期间对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主要内容有: “毛主席说，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 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 〔1〕黎清毅，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黄文欢，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2〕这个文件是毛泽东视察时谈话要点记录的整理稿。

10月 9日审阅陈伯达、江青本日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 的请示报告和《出版说明》。把《出版说明》中“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 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删去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批示：“林彪、恩来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以什么

10月 1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座。谈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目前的局势时，毛泽东说：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这一个月形势发展很快，阵线分明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三年，到今年六月一日算一年。六、七、八、九，还差两个月到一年半。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得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痛不痒的地方不好办。 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冲击时说：现在各级政府改组了，这对我们的干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薪水多了，官大了，房子住得好了，出门有汽车了，有了这四条他就不革命了，不接近人民群众， 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们毫无办法。 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事，而是有一批人。但是，在整个人民中，在干部中，他们是少数。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只换一部分人，换坏的头子。办法是在中央、省这两级开训练班，学习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要做些准备工作。 同日 《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外出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指示精神，发表题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的社论，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此后，全国各地陆续举办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中央也举办多期学习班，分期分批抽调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 自治区的有关人员来京学习，以解决这些省、区的问题。 10月 13日、14日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代表选举等问题。 134 1967年10月 10月 14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发出 《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 的指示，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立即筹备招生事宜。 10月 17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发出 《关于按照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知要求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十九日，在《人民日报》题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社论中，发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10月 20日审阅陈伯达、姚文元当晚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批示：“可用。”社论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对干部问题做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 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 社论于二十一日发表。 10月 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 问题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党委根据毛泽东最近提出的 “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的问题”，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10月 23日上午，会见由总统达达赫率领的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座。 毛泽东详细询问毛里塔尼亚的基本情况。他说：希望两国关系更加发展。你们国家继续努力，就能站得住，就能给非洲国家树立起一个榜样。 同日中午，会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齿轮座剧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等在座。 10月 24日阅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电报，批示：“中央文革各同志：此件应讨论一下，给以答复，同时转发各地照办。” 请示电说：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对“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一句批注：“应当这样做。” 二十六日，张春桥给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组长刘贤权打电话说：“中央认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以照你们来电，过党的组织生活。但是，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 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 是如何吸收新党员， 输进新的血液， 等等。请你们讨论一下，根据不同意见，整理出一个简要的材料， 送给中央，并由你或派负责同志到北京同我们一起讨论，报中央决定后再正式答复你们。”张春桥此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二十七日，陈伯达起草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给毛泽东并报林彪的检讨报告说：文革小组“没有很好理解主席的批示，不是直接清楚地按照主席思想，拟出通报，而竟节外生枝，搞烦琐主义，向青海通一个电话，又不先向主席请示，完全擅作主张。 136 1967年10月这个错误， 完全是由我们负责的。类似这种错误，已有好几次”。 “小组拟了一个通报各地的稿子，送上，请批示！”毛泽东当日对这个通报稿进行改写，全文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中央认为各地都应该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 再过组织生活。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并批示： “林彪、恩来、中央文革各同志：电报改了一下，请你们再开一次会，如能通过，即可发出。”本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这个电报，题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 10月 25日阅聂荣臻九月二十日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批示：“聂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 很好，照办。”报告提出：一、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若干个研究院。二、积极解决国防科研单位的试制加工力量，缩短研制周期。三、认真做好军管工作，有步骤地进行接管和调整，条件成熟一个就接管和组建一个，争取明年上半年基本上都组建起来。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转发聂荣臻的报告。 10月 29日晚上，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大、中、小学校开学和如何办大学等问题。

11月 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美国总统约翰逊十月三十一日晚发表的广播讲话。讲话声明美国政府无条件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全部领土的轰炸和袭击。毛泽东说：美国人没有办法， 炸出和谈出来。 〔1〕翦伯赞，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原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 于1968年 12月被迫害致死。 冯友兰， 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2〕谈家桢，遗传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

11月 3日审阅两报一刊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 〔1〕这一句中的“阶级和群众”，在1968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中和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为“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

11月 5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 毛泽东说：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 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各地对整党有什么意见，也要继 138 1967年11月续收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 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整党、建党。党员要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也是整工、青、妇、 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 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 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以便十二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指示。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党纲要修改。现在我在看 《联共党史》，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我们的党纲不要写得太长， 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我看知识分子也不行。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 做驯服工具不行。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的不行。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开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种纪律就是建立在自觉的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 同日生、杨成武谈话。谈到由杨成武署名在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文章时，对杨成武说: 以你的名字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

11月 7日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五二九〇号登载的《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批示：“伯达同志及文革各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到农村。请酌办。” 陈永贵谈话中说：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在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 社两级直接领导，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同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陈永贵谈话的通知稿，删去通知稿中“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面刘少奇、 邓小平、 陶铸的名字。 同日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电报稿。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拟只以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名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苏联人民祝贺，似不宜再以党的名义去电祝贺。毛泽东批示：“照办。” 11月 9日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稿，批示：“照办。”在指示稿的“当前农村形势大好” 后面加写一句话：“只有一小部分受灾地区和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地区的情况不好。”删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面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名字。指示稿说: “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 140 1967年11月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 “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在需要夺权的生产大队，应当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个指示于十二月四日发出。 11月 12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1〕、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同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的批语》。批语说：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十一月八日签订的《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符合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 11月 15日阅云南省军管会十一月十一日关于落实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号召的情况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该省各专（州）县通过办学习班取得的主要收获有：一、 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检查和克服，对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二、进一步认识到解放革命干部的重大意义。三、进一步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树立了把它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信心。毛泽东批示：“文革小组及碰头会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此件简明扼要， 说出了问题的本质。请你们讨论、酌定。” 同日阅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十一月十一日关于该厂成立革委会的喜报和八三四一部队十三日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 〔1〕孔石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王首道，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1968年 2月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

11月 16日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 《快报》第五四一四号登载的《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 批示：“姚文元同志：江西工作的四条经验，似可转各地参考， 请商各同志酌定。”四条经验是：一、围绕中心抓活的典型，用群众去教育群众。二、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三、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工矿、农村做宣传工作，并抓革命、促生产。省革筹小组认为，形势不能迅速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四、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对第三条经验的后一句批注：“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次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江西的经验。 11月 1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安平生等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1月 20日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批示：“看过，可用。所引材料，要核证属实。”这篇文章发表在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同日出版的 《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六期。 11月 22日阅姚文元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反映浙江省军管会负责人南萍和陈励耘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材料， 批示：“林彪、恩来同志阅。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这个材料说：南萍认为，对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是犯了错误 142 1967年11月的老造反派，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来，就应该联合他们， 再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了。陈励耘认为，这些组织犯了方向、 路线错误，现在还没有改正，为了保持造反派的纯洁，不能和他们搞联合，要顶得住。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 11月下旬审阅修改周恩来等十一月二十一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批示：“删掉了几句。请林彪同志阅后，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通报稿汇集了中央十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后的第一批反映。毛泽东删去稿中“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并批注：“这两句不要。”删去 “‘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 一句中“和好学生”四个字。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出这个通报。 11月 27日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十一月二十五日编印的简报《安斋〔1〕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简报说日本左派理论刊物《革命战士》编辑安斋库治等三人提出：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从中国回日本的同志，都说日本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一些同志关于要日本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种种暗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不能说十月革命道路只有特殊意义。毛泽东批示：“康生同志：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 望告。”十二月一日，姚文元向安斋库治等人转达了毛泽 〔1〕安斋，即安斋库治，日本共产党前中央书记处书记。

11月 3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凯山•丰威汉率领的老挝人民党代表团，主要听取他们介绍老挝抗美斗争的情况， 林彪、周恩来、康生、刘宁一等在座。

12月 1日审阅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指示稿，批示：“很好，照办。”十二月六日，天津市革委会宣告成立，解学恭〔1〕任主任。 12月 2日审阅周恩来等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通知稿， 将通知稿中“望你们征求意见，并于半月内将意见报告中央” 一句中的“半月内”，改为“元旦以前”。 12月 5日圈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郑州、西安两个铁路局 〔1〕解学恭，当时还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1969年 10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天津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70年 4月又任天津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 1971年 5月）。1971年 5月又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144 1967年12月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协议，和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转发这两个协议的批语稿。批语指出： 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也应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达成类似协议。 12月 6日审阅中央文革小组十一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批示：“陈伯达同志：作了一点修改。请同志们看一遍， 如认为可以，即可印发。”毛泽东作了多处修改。主要修改情况如下：（一）将书中摘录的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在春节座谈会上讲话中的“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大学，是个吹鼓手” 一句，改为：“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 也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在“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 之后，加写“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在讲到佛经的地方，删去以下一段话：“如佛经，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 字太多，很难读完。唐玄奘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金刚经》的内容提要，只有几百字，比较好读。”（二）书中摘录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关于教育问题讲话中讲的“我写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删去这后面的一段话： “《论持久战》也是这样写出来的。《矛盾论》写了几个星期， 白天黑夜写，准备可难了，写了出来，只讲了两个小时，写好了就不要讲了。”（三）删去书中摘录的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同毛远新谈话纪要中的一段话：“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把讲稿发给学生，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四）在书中摘录的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会议讲话中的“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

12月 7日批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六〇一一部队某部六连四排“支左爱民模范排”和排长李文忠“支左爱民模范”的称号。 12月 10日圈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决定所署日期是十二月九日。 12月 12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 的社论，用黑体字发表毛泽东的一句话：“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2月 17日阅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 在韶山建造毛主席塑像和修建通往韶山的铁路这两项工程即将竣工，广大群众要求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毛主席七十四寿辰这天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特请示以下三个问题。一、请毛主席为 “韶山车站”（或“韶山站”）题字，请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为毛主席塑像落成题词。二、关于大会名称，有两种意见：一为 “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大会”，二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大会”。我们考虑，为了尊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不祝寿的教导，认为第一种意见为好。三、在这一天，韶山举行约五万人的庆祝大会，同时在长沙、株洲、湘潭等车站组织庆祝活动。毛泽东批示：“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一） 146 1967年12月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 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跨下来。（三） 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五）我们不要题字。（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印发了毛泽东的批语。 同日审阅姚文元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稿。决定稿第二部分第三条中说：“努力建立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的领导核心，逐步建立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的、 非常战斗化的新闻队伍。” 毛泽东删去其中的三处“无限”和两处“非常”，并写批语：“在第三条内去掉了几个不妥当的形容词。”这个决定于十二月十八日发出。 12月 18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不管部部长佩奇率领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林彪、周恩来、 陈伯达、康生、杨成武、王树声等在座。谈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 毛泽东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 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这次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文化革命是个总的名称，实际上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12月 19日致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贺电说: “国

12月 2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阮春龙〔1〕率领的越南南方人民代表团和阮文广〔2〕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中国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在座。毛泽东说：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是在阮友寿主席领导之下的，这是今天的政府。西贡政府已经是过去了，因为人民都不信任他们，包括他们控制下的人都不信任他们。阮友寿主席领导下的政府是新生的政府，是受人民拥护的政府。 你们现在还不叫政府，叫解放阵线， 但实际上是个政府。你们得到广大军队和人民的拥护，正在和帝国主义以及本国的卖国贼进行斗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 现在的问题是最后胜利的问题，而不是胜利还是不胜利，或者大胜利还是小胜利的问题。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最后胜利已经看得见了，虽然还未到手，但是望得到了。美国困难很大，他们不仅要管越南、管亚洲、管太平洋，还要管欧洲和其他地方。另外， 还要管日本。它本国有很大困难。美国有两种人，一种是白人， 一种是黑人。两种人都分阶级，现在都初步觉悟起来了。有许多事情是过去不可能见到的，比如，美国整营军队拒绝执行命令， 不愿去越南，广大群众示威把征兵中心包围起来，还把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包围起来，群众示威有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 同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民航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坚 〔1〕阮春龙，当时任越南南方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 〔2〕阮文广，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 148 1967年12月决对民航系统进一步实行军管。 12月 25日新华社报道：一九六七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汉文版、少数民族文版、外文版共八千六百四十多万部，《毛泽东语录》三亿五千万册，《毛泽东著作选读》四千七百五十多万册， 《毛主席诗词》五千七百多万册。毛泽东著作已发行到全世界一百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 12月 27日审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批准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刘瑞森应予结合。”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稿，批示：“照办。”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1〕任组长。 12月 29日晨，审阅姚文元十二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两报一刊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批示：“姚文元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去掉了几个浮夸的形容词，请你们酌定。”去掉的形容词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 一语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句中的“最高水平的”。 同日下午，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开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方针等问题。同意按前四卷编辑体例， 选入有关理论、政策、方针和重大问题的文章， 并说：要选那些现在还有用处的，没有多大用处的不要选。有些手稿，将来再说，现在不选。讨论到拟选入《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的文章可一篇一篇先发表时，毛泽东说：可先内部发表。 〔1〕康健民，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 4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1970年 3月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

1967年1月 37 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泽东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要亮相。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 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要做右派群众的工作，这样可以挽救许多人，挽救许多干部。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1〕 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 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 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 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你们那些军事机关不能让他冲，你们要做工作。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张体学、江渭清〔2〕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 〔1〕廖汉生，原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7年 1月被关押。1973年 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1975年 2月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志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1975年 3月、5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 昆明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1972年 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73年 3月任第一政治委员）。1973年 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 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2〕张体学，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1968年 2月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 3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至 1971年 3月）。1971年 3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北省军区政治委员。江渭清，原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4年 12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革委会主任。1975年 9月又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38 1967年1月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李大章、张平化〔1〕、张体学、 韦国清、江华〔2〕、江渭清、谭启龙、刘俊秀、李丰平、杨勇〔3〕 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苏振华、刘志坚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 〔1〕李大章，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省长。1968年 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 12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至 1971年 8月）。1971年 8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5年 11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1年 4月、5月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1967年3月 65 一些管理工业的经验，坏的只有百分之几。工厂里留下的，混进的一些坏人，要整掉。解放后人党的，也混进一些坏人。谈到夺权问题时，毛泽东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 好就支持， 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谈到对外宣传工作时，毛泽东说：对外宣传是有问题，只注重形式，不注意内容。 同日审定北京卫戍区关于对一些厂矿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 当天，中共中央批发这个布告，要求在有关厂矿张贴。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 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1〕和附件，把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薄一波等经中央批准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并把这个问题作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规定报社接受各省市自治区临时权力机构或军管会的 〔1〕薄一波，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刘澜涛，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 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安子文，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杨献珍， 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3年 3月至 1955年 8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院长。1955年 8月至1961年2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1961年2月至1965年9月任副校长） 。

1967年4月 75 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有关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 恩来同志： 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1〕 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 〔2〕，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3〕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二十七日下午，周恩来开始约陈再道等谈话。 同日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四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快报》 第一九四〇号登载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 〔1〕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 “文化大革命”中，因 1967年 7月 20日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受迫害。1972年 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 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钟汉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 因 1967年 7月 20日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受迫害。1972年 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建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至 1967年 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8年 1月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 6月、10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71年 11月改任第二政治委员）、河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 3月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2〕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 〔3〕文敏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纪登奎， 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8年 1月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 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 8月任政治局委员）。1969年 10月又任河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 3月）。1970年 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

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准备转发的《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批示：“退林彪同志： 此件已阅，很好，照办。”纪要指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 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同日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五月十三日、湖南省军区党委五月十二日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报告，起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给全军的批语。批语指出：“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 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 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 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并批示：“恩来、林彪、中央碰头会阅发。”中央批语和这两个检查报告于 〔1〕张，指张达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1969年 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冼，指冼恒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